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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阳
摘要 作为对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理论抽象，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传播的物质性展开“盲点辩论”时提出的重要理论。尽管斯迈思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的传播实践及其理念做出了创造性的“再历史化”解读，东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斯迈思在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的他者”。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叙事基点、核心关切和行动对象并非中国传播实践，建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象是基于西方特定的历史需要。在西方发现中国，是斯迈思“以中国为方法”最早的理论尝试。
东方马克思主义（Eastern Marxism）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07-1992）在传播思想史著名的“盲点辩论”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基于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斯迈思才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文化分析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盲点（盛阳，2021）。在以往的传播思想史研究中，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动能并未得到普遍关注。斯迈思与中国传播的历史性联系，尽管在现象学层面得到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但大多论述并未从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底，进入斯迈思的传播思想内核（史安斌、盛阳，2019：138）。传播学者比尔·麦乐迪（Bill Melody）曾评价，斯迈思之所以取得超越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就，正得益于他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理论资源的充分吸纳（Smythe，1994：5）。李·阿尔茨（Lee Artz）也指出，斯迈思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之行，激发他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经典的传播学问题（Artz，2008：69）。
基于以上思想史背景，本文以斯迈思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斯迈思盲点辩论经典论述的文本分析，讨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建构、政治内涵和行动取向之间的历史关系。具体包括以下问题：（1）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实践田野是什么，两者如何发生历史互动？（2）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构成、发生语境与其行动主义的政治内涵之间有何种历史关联？（3）新中国传播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念如何再现于斯迈思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
在西方传播思想史中，斯迈思的成名作是其1981年出版的关于加拿大媒体政治的著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 Dependency Road ： Communication ， Capitalism ，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但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却为其在学术界赢得了最为瞩目和持久的关注（Smythe，1994）。其中，斯迈思最广为流传的未刊手稿《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After Bicycles ， What ？）（以下简称《自行车》），就是基于他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传播与技术政治的田野调查。这份手稿于1994年收录于他的自传文集《逆时针：传播研究透视》（ Counterclockwise ：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2014年由王洪喆译介为中文，王洪喆、赵月枝与邱林川共同发表了中文版代编者按（斯迈思，2014）。
中国传播之所以成为斯迈思传播思想的焦点，与其说是因为中国走上了斯迈思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为斯迈思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革命的中国理念。
据斯迈思的学生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回忆，斯迈思很早就认识到中国革命在理论道路上与西方革命者的差异。与列宁的“技术中立论”截然不同，在毛泽东的理论构想中，传播与技术政治作为行动的政治主体始终在场。“在阅读毛主席的作品时，我从未发现他对这一问题有所回避。他也从未像列宁那样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列宁的立场是，‘我们这里需要亨利·福特，需要电力，然后我们就会拥有社会主义’，一旦有人说出这种话，那么他就已经远离我所认知的政治经济学者之列了”（Smythe，1994：228）。
暂且不论斯迈思对列宁的理解实际上承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性解构，后者对苏维埃道路的创造性理解基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理论动力，即挖掘不同于斯大林经济主义的“内部替代性传统”（盛阳，2017：55）。以上论断不仅表明技术的政治性——技术的社会化劳动属性——是斯迈思心中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关切，而且也体现出在斯迈思建构其批判传播理论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实践和理念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在此，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斯迈思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是其进入中国实践逻辑对思想的再现，还是沿着自身逻辑对思想的生发和演绎？如果理论的实践田野并非中国革命，那么他的思想起点和理论归宿在哪里？
回到其写作《自行车》的历史基点，斯迈思不仅在1971—1972年和1979年两度远赴中国大陆，考察新中国的文化与传播建设，而且积累了大量调研笔记和理论手稿，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多部媒介与社会理论文稿。中国传播实践带来的思想震撼，令斯迈思产生了一种“走进未来”的感觉。1972年首次访华回国后，斯迈思在一封致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当我们离开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生出一种巨大无比的震撼感：就像从未来穿越回了过去。我在香港宾馆待了足足三天，才缓过来。”（史安斌、盛阳，2019：143）
斯迈思在此所说的未来和过去，显然是基于西方语境提出的：尽管社会主义传播在中国是实存的实践，但对当下西方来说，中国是还未发生的未来。换句话说，新中国的传播实践并非“此在”或“当下”，而是一种实践的未来主义。这表达了中国传播实践在斯迈思传播思想中的特定坐标：一方面，有别于北美主流的发展传播叙事，斯迈思颠倒了西方与中国在传播发展中的次序，中国被叙述为西方的未来；但另一方面，该论断依旧建立在对线性发展观的合法性论证之上。斯迈思在此建立了以西方为基点的另类时间序列。这与斯迈思所欣赏的中国革命者对发展的结构性认知大相径庭。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通过引述列宁思想论述了两种发展观：其一，“发展是减少和增加的，是重复”；其二，“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毛泽东指出，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是辨识世界的基本框架（毛泽东，1991：300）。
尽管新中国传播实践是调查走访的现实对象，《自行车》是直接讨论中国问题的理论文本，但斯迈思的思想对象和理论田野并非中国，而是西方传播业。他的中国研究与其说是从西方外部对传播问题的理论反思与修正，毋宁说是基于突破西方制度瓶颈这一内部要求而寻找的替代性传播方案。正是在“寻找理论的实践田野”方法论基础上，斯迈思开启了对新中国传播实践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
1978年，《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继前一年重磅发表斯迈思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 Communication ：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以下简称《盲点》）之后，再次刊发他的理论回应《反驳格雷厄姆·默多克》（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以下简称《反驳》）。1994年出版的自传文集将两篇文章共同收录，作为理解斯迈思以受众商品论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的基础文献。
尽管《反驳》从跨国资本主义媒体的意识形态塑造、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合法化建构中的行动主义、观念政治的社会化生产等多维度回应了盲点辩论的知识论争，这些议题也在随后成为理论界的主导议题，对当代中国传播学者而言，文本更重要的意义是，如何理解在西方传播语境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
如何定义东方马克思主义？斯迈思认为其存在两种面向，其一，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地化的历史建构；其二，理论诞生的知识社会学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阐释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本质方面失去了解释力。理解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理论诞生的文本《盲点》。
斯迈思在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目的是建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并以政治经济为根本——的传播分析路径，以此挑战当时传播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媒体的垄断性解释。后者认为大众媒体仅执行“传播功能一元论”，即意识形态功能。
对他而言，建构新理论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播=观念政治”的知识限定，建构“作为劳动的传播”这一政治经济学路径。在此，斯迈思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文化和政治的理论构想，以改造教条化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法。
斯迈思认为，《矛盾论》中“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句话（毛泽东，1991：326），特别适用于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众媒体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Smythe，1994：269）。毛泽东思想甚至因而被他盛赞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传播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可见斯迈思之所以提出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失效了。值得一提的是，斯迈思并未诉诸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政治和新闻传播的完整论述[例如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方晓恬、王洪喆，2019）]建构批判理论，而是基于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历史需要，对中国理论进行了抽象化提取。
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内涵。
第一，东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中解放，重新强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从政治经济学方面重构文化与社会理论，与其说是对文化现象的经济化约论，不如说是将文化从相对于物质基础的“被动的能动性”中解放。后者反而是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存在偏见的经济化约论。
第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标志着斯迈思建立了完整的知识坐标。建立文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分析坐标，是解释传播与社会的第一步。构建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将“有助于发展出一套非经济决定论的、非实证主义的（non-positivist）、非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mythe，1994：287）。
作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过程的产物，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语境是什么？历史与思想的发生语境，如何推动斯迈思传播思想的知识构成？中国革命实践与理念在其中扮演了何种历史角色？
第一，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和建构。斯迈思在《反驳》中强调，自己所论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和大西洋盆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在理解垄断资本主义受众商品现象时存在“文化时差”（Cultural Lag）。与此对应的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即特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specifically Chinese）（Smythe，1994：292）。由此可见，理论的提出最先基于西方知识谱系的叙事盲点，而非理论所扎根的中国实践。
斯迈思曾在反驳理论对手时指出，他之所以没有提出理论如何在边缘国家或第三世界应用，并非理论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因为“理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Smythe，1994：295）。他认为，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扩张来看，跨国资本主义对边缘地带的媒介化塑造必然伴随受众生产与商品化改造这一历史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自有其系统完整性（systemic integrity），即便其中充满了矛盾；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系列离散的结构或者领域”（Smythe，1994：295）。从中亦可瞥见斯迈思建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出发点是世界体系中的西方。
第二，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实践与理念的重塑。在回应为何回避正面评价新中国传播实践这一质疑时，斯迈思指出，即便《盲点》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非东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持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Smythe，1994：292）。与这一表达看似相悖，斯迈思在《盲点》中并非毫不评价来自中国的传播思想和实践经验，反而多次引用《矛盾论》，并基于其中对文化政治的理论构想，发展出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传播思想。
如何解释斯迈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不置可否”和“深入洞察”之间游移？将这一问题置于立论的历史语境，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起点并非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西方制度何去何从。这解释了斯迈思之所以没有系统评判中国，而是将全部理论矛头对准北美垄断资本主义的原因。
他认为，正因为中国处于以西方为基点的时间序列的后半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面临与北美同样的问题。北美广告业和传媒业塑造的“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并未对中国展开全面压制，因此“中国的传播理论应该有自己的分析方法”（Smythe，1994：292）。斯迈思对中国传播实践的理论想象，建立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大众传播构建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一历史现实。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决定了斯迈思从西方现实和价值谱系定位中国革命实践及其理念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东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蕴含了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力。斯迈思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从意识形态解读大众传播的社会建构功能是不彻底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如何被稳固地社会化生产，而不仅是临时的“心理操纵”等抽象过程（Smythe，1994：293）。如果承认受众商品论的社会建构性的同时，认为受众商品论是对传播与意识形态的经济化约论，且将意识形态论与受众商品论并置，那么就是对其理论的误读。
只要我们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导，从理论不同的政策指向，就可以体会两种认识论之间的差异：以受众商品论为基准，西方传播业的问题就是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传播政策最终指向改造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劳动分工，取消不平等的雇用劳动；如果将两论并置，西方传播业就存在结构性和观念能动性两个问题，传播政策不只导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也可以从话语政治切入，在此西方传播业危机只是“流动”的道德危机。
汪晖（1997：136）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即“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是一种在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延续这一思路，对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如何在思想和政治经济改造中走向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经验探索。
但在斯迈思的传播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得到完整诠释与接纳。进入斯迈思理论建构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世界中的中国革命”提出的文化理论，尽管为提炼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播理论提供了思想动力，但更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组建思想的理论材料。
尽管并非出于建构普遍主义的理论动机，斯迈思为有效阐释西方传播业的结构性症候，对中国革命思想展开了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名的普遍主义理论抽象。东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理论的片段，也是对中国传播实践的去历史化解读。
但同时，建构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普遍主义坐标系，为西方传播学的历史化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点。斯迈思断言，“现在需要挑战和重新检视欧洲传统，这亟须仰仗来自中国的经验”，“基层的马克思主义源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运用“显而易见、真实可信的理论工具”分析、预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首要任务（Smythe，1994：298）。这体现了斯迈思将中国理论再历史化的知识政治。斯迈思对中国解放的结构性意义及其潜在危机的有限认知，证明他并非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追随者，而是限定的毛泽东思想阐释者。在这个意义上，斯迈思对毛泽东思想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与建构，与英语世界将“Mao Zedong Thoughts”（毛泽东思想）经由本土化改造译介为“Maoism”（毛主义），似乎构成一种历史的思想互动（Dirlik，2014）。
即便如此，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时的现实感及其蕴含的行动主义，却与中国革命思想的政治能动性遥相辉映。斯迈思对中国理论的西方化，远离了理论本身对“世界中的中国革命怎么办”的根本关切。但正是通过在西方重新发现中国，斯迈思完成了自己的传播思想建构，西方传播理论被重塑为直指资本主义症候的行动主义实践哲学。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始终存在走向“经学”和“诠释学”的建制化困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也易滑向亚当·斯密意义上政治经济分析之泥淖，斯迈思传播思想迥异于这一趋势的创造性、实践感和革命性，亟须在思想史的书写中确认。
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解读，与其说体现了斯迈思传播思想在中国革命脉络中的不完整性，不如说其思想的完整性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识别。与其说斯迈思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存在想象和再建构，不如说斯迈思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镜像。正是站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节点，斯迈思才对革命理论新的结构与形势做出新的阐发。
在当代思想史的书写中，斯迈思传播思想的中国元素非但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在理论的实际应用和阐发中反而被盲点化了。这导致对理论建构最初的实践面向、历史主义实质和普遍主义尝试等议题的探讨被严重削弱。本文并非在斯迈思与中国革命思想之间建立本质主义的历史关联，而是试图以斯迈思在西方语境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化建构——东方马克思主义——为标本，重新定位新中国传播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奠基和建构中的历史意义。
重读斯迈思传播思想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斯迈思与中国革命思想在这一特定理论表述中的关系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后革命时代被思想界普遍历史化解读的时刻（汪晖，2020），有必要重新分析斯迈思如何通过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对西方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从实践到理念的普遍主义勾连。基于中国传播实践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在西方发现中国，是有别于北美主流论说的另类传播理论建构，也是斯迈思“以中国为方法”最早的理论尝试。
Arif Dirlik，“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ird World/Global South”， Interventions ，Vol.16，No.2，2014.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
Lee Artz，“Media Relations and Media Product：Audience Commodity”， Democratic Communique ？，Vol.22，No.1，2008.
[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方晓恬、王洪喆：《从“群众路线”到“人的现代化”：“北京调查”与传播学在中国的肇始（1982—1992）》，《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盛阳：《渐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学术思想评述》，《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
盛阳：《作为行动的受众商品论——斯迈思〈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的历史性及当代意义》，《新闻记者》2021年第3期。
史安斌、盛阳：《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