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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镇之
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侨居或者侨民只是暂时的身份状态，而不是一种永久的固定身份。本文关注的涉侨群体，主要是尚未入外国籍或者取得长期居留资格而旅居国外的经商者、务工者与留学生、海外教师及访问学者等，不妨称之为“旅侨”。按照与中国关系远近的逻辑，旅居者不仅应先于外籍华人，也应先于目前定义的华侨。本文建议将“旅侨”纳入“华侨”体系，与“居侨”（长期或者永居移民）并列；将外籍华人与华侨（包括居侨和旅侨）纳入“海外华人”的更大类属。本文认为，应该进一步发挥旅侨作为中国最主要的海外形象和舆论代表在海外维护中国利益、传播中国声音、改善中国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旅侨；华侨华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近来，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名词——expat——引起了与“侨”相关的学界关注。据汇丰银行连续十年并有一定影响的一个调查项目（HSBC，Expat Explorer Survey）的界定，expat笼统地指外侨，亦即离开原国家、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此处的expat应指具有合法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但并未规定何种身份——永久、长期或者短期；从对居留地选择意愿的关注点看来，似乎还聚焦于流动中的尚未定居者。同时，虽然英文expat原意特指因宗教和政治原因而被迫去国离乡者，但汇丰项目注重的却是因经济因素迁移的中产阶级移民，并将调查重点放在此类新移民的经济状况及其投资倾向上——因为这才是汇丰外侨项目这类商业性调查的目的所在。不过，调查所揭示的跨国及跨文化经验和对所在国家优劣的评价，也涉及“国家形象”等更广泛的话题。
对expat一词，汇丰调查根据其较窄的定义，称呼为“外籍人士”，甚至在中文版中硬译为“外派人员”，概念界定的普适性、严谨性不足为据。但其对涉“侨”群体的新视角值得借鉴。本文认为，不同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其概念的界定必定不尽相同；以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为目标，对华侨华人的认知与界定也应有独特的取向。
本文关注的涉侨群体，主要是尚未入外国籍或者取得长期居留资格（美国所谓“绿卡”）而旅居国外的经商者、务工者与留学生、海外教师及访问学者等，他们很难被称为“移民”，也通常不被视为“华侨”，不妨称之为“旅侨”。
“侨”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中国概念。在汉语字典里，对“侨”的解释，一种意义指人，名词，即“寄居在外国的人”；一种意义指状态，形容词，与迁移并客居国外的身份相关，如侨居、侨胞等。在族群融合走向统一的漫长历史上，中原即黄河流域一带的华人很早就产生了对“国家”的归属感——虽然不同时代的“国家”意义不同。迁徙到其他族群聚居的远地，最初有“客家”的概念；出走海外，则有了“侨”的概念。近代前后，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许多华人侨民。
传统的客家人特别是华侨有一种强烈的归宿感，就是“叶落归根”——作客他乡、寄居在外是暂时的，旅行者终究是要回家（乡、国）的。所以，“侨”的概念中最重要的隐含意义是对中华祖国的身份认同，华侨是客居海外的中国人。
这种对“华侨”概念的界定也反映在国内的相关政策上。例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的通知》（国侨发[2009]5号）界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不过，文件又具体规定：华侨“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及“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的人。不过，“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这样，便大大缩小了“侨”的范围。而且，“华侨”似乎成为一种永久的身份认定，一旦拥有，不可剥夺——虽然可能转换，如成为“归侨”。显然，文件是从民政与侨务的观点，考虑的是政策待遇问题，在意的是缩小民政工作的服务对象，限制享受“特殊待遇”者的人数。如果从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看问题，对海外旅居者存在的意义，判断会大不相同。
将很大一部分侨居海外的中国人（本文所称之“旅侨”）排除在外的界定已不再适用于当今时代。随着大批人口的全球流动，许多人“随波逐流”“居无定所”，侨居或者侨民只是暂时的身份状态，而不是一种永久的固定身份。
“侨”在英文中也有一些近义词，反映了中文语境的特殊性与全球人民流动的普遍性。
英文中，与“移居国外”有关的最常用词是“移民”，包括迁入移民（immigrant）与迁出移民（emigrant）。移民概念不考虑是否具备永久的身份，只涉及他们在故乡与居留地之间的移居关系。“移民”是出入境管理的概念，不含褒贬之意。
旅居者、寄居者（sojourner）也是中性词，常常指单个的人或长或短时期的寄居状态。旅居（sojourn）与地域（包括跨国）之间的移动现象有关，与祖籍、国籍等身份无关。而外国人（foreigner和alien）却是政治性概念，带有隐含的排斥甚至敌对意味——将居住在本国、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视为异类。
流散人口或称离散人群（diaspora）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最初来自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并在全球各地建立散居点的历史。流散人群不仅包含背井离乡的移动性，也具有族群聚居的特点。就其坚持族裔身份及区别于居住地群体的现象而言，流散人群极接近“侨”的概念。不过，这一概念用于犹太人的悲情或贬抑成分现已大大消减，常指全球各种族群在祖籍国之外集结为群落（包括虚拟社群）的现象。
前述汇丰调查项目中的expat是expatriate的缩写，本意是“前国人”（前缀ex-有“前”的意思，也有“被排除在外”的意思，patriate则来自patriot，是同胞、爱国者的意思），可以译为“外侨”“侨民”。以往，外侨常常指近代以来欧洲因政治、宗教等社会原因而被迫去国者；现在的全球性移居则大多出于经济及个人和家庭发展的原因。在汇丰调查项目中，外侨已经不具有传统的被迫移居的意义。在2008年首次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汇丰银行将expat定义为“居住在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人，或任何居住在非祖国的人”（J.D.Farquhar，2009：242）；2017年的近期调查报告则将其定义为“因决定在非祖国的另一个国家过活而结成的一个国际化社群”，并将侨民的态度与热望、动力与梦想作为调查关注的主要内容（D.Blackburn，2017：4）。虽然并未规定居留的性质（永久或者暂住），但调查主要针对中产以上阶级，而难民等更接近expat本义的群体却显然不在汇丰银行关注的范围内。
“旅侨”是本文提出并强调的概念，主要指或长或短时期内暂住国外的中国籍群体，特指被当前华侨政策忽略的境外中国人，包括海外派遣务工者、留学生、海外教师和访问学者及其家属等。类似“空中飞人”的经商者比较特殊，也可以纳入这个群体——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取得外国永久居留身份和国内政策的“华侨”待遇，但仍然以中国为主要活动场所，并在国界之间频繁穿梭。也就是说，暂住在国外一段时期，或者持续地在国界之间流动，是这个概念考虑的重点。本文主张，将这些准“侨”群体统称为“旅侨”，纳入“侨”的范围，重视并发挥他们连接中外的桥梁作用。
“旅侨”这个概念并非新创，类似的提法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出现过。如上海通志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作者胡道静在介绍早期广播电台的发展时，就有“留日华侨”的称谓（胡道静，1985：260），指一位旅居日本的中国侨民出资设立了位于上海的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百度百科也有“旅日侨胞”等条目。
近年来，从中国“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各种人群的特征、身份及居留方式则日益多元化，有些人暂时居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些人旅居的地点时常变动。例如，无论有无长期居留身份，往来经商者常年在国界之间飞来飞去；也有短期出差、频繁往来甚至常驻他国的外派员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家庭团聚，无法忍受出国带来的分居，外派人员的家属子女常常会随任出国，并居留较长的时间。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旅居群体尽管暂住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是实际上的中国侨民，并受中国海外领事对侨民的保护——例如，在战乱地区或灾难时刻成为“撤侨”行动的受益者。
关于在中国境外居住、生活并与中国国籍有关的人，历来根据不同的标准，有各式各样的界定及概念。例如“华人”“华侨”“新移民”等。“旅侨”是旅外华侨的简称，既是华人，又是侨民，旅居海外，暂住性质。因为与中华文化及其传播目标紧密相关，“旅侨”是本文强调的一个概念。
在华裔血统的含义上，“华人”本是涵盖最广的中国（中华）人概念——无论国籍为何，只要出于中华血统，都可以被称为华人。其实，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本国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华人”，但因其不言而喻，且缺少区隔意义，所以毋庸赘言，极少使用。一般而言，“华人”称谓大多用于“海外”，以区别于当地其他种族人口。“华人”还特指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如“美籍华人”，以区别于中国籍的华侨。不过，本文主张淡化这种偏严的区分法，而泛指一切海外华人，无论国籍为何。
“华裔”的含义十分明确，也很单纯，它无关乎国籍，只与血缘相关。而且，像“华人”一样，“华裔”一词也极少用于国内人口，只在海外具有意义。
“华侨”特指具有中国籍的海外华人。虽然许多华侨已经取得所在国的长期居留身份，例如在美国拿到绿卡，成为享有永久居留权及准公民权益的“正式居民”（resident），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仍然与国内保持着或紧或松的联系。不过，按照前述文件的规定，“华侨”不包括居留国外的某些中国人，虽然他们暂住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可以说，“华侨”是一个在国内才有用的概念：在外国，要么是“侨民”（expats），要么是具体的华人（Chinese）、印度人（Indian）等指称。
本文主张将暂时居住在海外的一切中国旅居者都纳入“华侨”这个范围。当然，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对不同国籍和身份的海外华人固然要有所区别；从民政待遇的角度看，为节省开支，概念限定当然也是偏严为好。但从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感情关系看，概念涉及的范围当然越宽越好。从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参与海外传承与传播的人肯定越多越好。
不合适的归类还会带来概念逻辑失洽的问题。“华侨华人”是提及祖籍中国的海外华人时最常用的一组概念。如果按照海外“华侨”和海外“华人”并列的关系，则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既不属于“华侨”，便只能归入“华人”一类。但这样的话，这批数量相当庞大的旅居者群体就不仅变成“海外华人”类下一个无名的种属，还可能因词语的歧义，造成与“外籍华人”合为一体并混为一谈的窘境。而就国家认同而言，将离中国不远不近、常驻海外的“华侨”除外之后，“海外华人”的概念就变成了外籍华人（离中国最远）与旅居者（离中国最近）这种奇怪的两端组合。
当然，“华侨华人”也可以理解为包含和递进的关系，但如果是那样，“华侨华人”词组在突出华侨重要性的同时，便将置于“海外华人”大类下的旅居者淹没了。而按照与中国关系远近的逻辑，旅居者不仅先于外籍华人，也应先于永居者（居侨，目前定义的“华侨”），从近到远的正确逻辑应该是：旅侨、居侨、外籍华人；或者，按照礼让客气的原则，反过来排序。
由于华侨华人概念体系的过时及混乱，有关部门现在倾向于用“新移民”的概念来解决逻辑困境，希望将标准笼统化，甚至用一种统称取消区隔。本文是支持这种态度的。用“新移民”的宽泛界定囊括所有新到海外的华人移居者，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力量，无疑是有利的。但此处也有问题。首先，“新”不是一个确定性的限制词；其次，“移民”本来也不是一个足以划清界限的标志。“移民”的概念可大可小。大而言之，只要移居其他国家的人，都可以称为移民，许多移民并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甚至没有合法身份（被称为“非法移民”）。比较严格的移民概念，指取得各种合法身份的外国居留者，特指永久居民。用“新移民”来指称旅侨群体，感觉并不太合适。
何况，就国家的政策而言，反而需要区别。移民与入籍（他国）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忠诚对象。外籍人士必须忠于归化国，对祖籍国只有感情的联系，没有忠诚的义务；而所有未入籍的移民在完成身份转换之前，理应忠实于祖籍国，不管他身居何地。华侨的忠诚对象始终是中国；而“旅侨”的忠诚度更高于华裔的外国永久居民。一般而言，入籍者、所在国永久居民和旅侨对祖籍国的忠诚及情感是有区别的，理论上是递增的。
本文建议，将“旅侨”纳入“华侨”体系，与“居侨”（永居移民）并列；将外籍华人与华侨（包括居侨和旅侨）纳入“海外华人”的更大类属。同时，以海外华人涵盖所有海外“华裔”群体，淡化“华人”原有的“外籍”指向，而以“华裔”取代（例如美籍华裔学者、华裔美国人、海外华裔），使概念既包容，逻辑又清晰，如下图所示。
总之，“旅侨”概念的提出，可以解决那些暂时身居海外的中国人“无法归类”而被排斥于华侨群体之外的尴尬处境；同时，又可用“旅居”“暂住”的概念与长期、永久居民相区别。而将旅居者纳入“华侨”概念，不仅是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海外最忠诚于祖国的华人，而且实际上，他们是与国内始终保持最直接最紧密联系的侨民，他们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方面可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短期居留海外的人，或者虽然长期身居国外但重心仍在本国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旅侨”。这种暂住可长达若干年，如留学生、海外教师或者“走出去”设厂经商的企业家。多数旅侨虽然在海外生活多年，但许多人或早或晚将回到中国。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海外展示，一个是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相比而言，旅侨与其他海外华人（外籍华人和永久居民）之间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联系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从中国形象的角度看，旅侨比外籍华人和永久居民与中国的关系更近，更具有代表中国的意义；就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而言，旅居华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旅侨是中国在海外最主要的形象代表和舆论代表，应该进一步发挥他们在海外维护中国利益、改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的重要作用。
与尽力追随同化的入籍者或者努力适应所在国生活方式的永久居民不同，旅侨是中国人在海外最重要的形象代表。如果说，入籍者必须忠诚于所在的归化国，永久居民属于一身事两主、选择性身份认同和游移归属（其间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的话，那么，或长期或短期的旅侨与原先国家的关系更近，无论是心理的归属感还是在实际的联系方面。入籍者与永久居民多多少少认同于或者被认同于在地国家，而旅侨因其稳定的中国身份，及其在国外的发展和各方面的表现，对国家形象的表征作用更为突出。
就中国在海外的形象而言，旅居者与旅游者所起的作用及所具有的代表性并不一样。与一般人认为的主要由旅游者导致海外对中国人负面印象的观点不同，旅游者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如旅居者。
通常来说，旅游者在其他国家的形象都不会太好，其原因，一则因为他们是当地常规生活的闯入者，难免给当地人民带来搅扰（也就是说，多多少少侵犯了别人的居住利益）；而且，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旅游者大多会呈现（在当地人看来）不适的举动。因此，希望通过旅游者行为的改良促成国家形象的改善，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当然，对旅游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加强出境者的跨文化理解及敏感，改善各种行为，使之更加文明化，至少可以避免进一步恶化国家印象。不过，无论如何，旅游者的行为是得到所至国家及其国民一定程度的宽容的，其原因是：旅游作为许多国家的重要产业，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搅扰（旅游及旅游业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常规生态）。此外，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人民的接触是浅表的。旅游者只是过客，居留者才是中国形象的真正代表。
令人忧虑的是，各种中国群体在海外的表现并非全都正面积极。例如，30多年来，海外留学生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八九十年代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生源优秀、学习刻苦的整体表现，逐步变为以自费留学为主，留学生的表现也更加多元。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海外留学大把撒金的同时，特别优秀的留学生所占比例反而缩小。
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对海外务工者实行军营式管理，与当地人民鲜有交流，导致神秘和封闭的负面印象。还有一些经商者，不懂所在国法律，或者不遵守当地习俗，在中外交流中出现文化障碍。所有这些，都需要从中国形象的高度予以重视，并加以改善。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暂住海外的旅侨数量越来越大，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随着“旅侨”群体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成为一股亟须引导和利用的力量。
在全球，就中华文化的传播而言，入籍者和永久居民出于实际的需要，最关心所在国的环境及政策。而相比较而言，旅侨却与国内动向利害攸关，与国内联系十分紧密，国内发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这些海外游子的心，并导致他们的隔空反应。他们是中国声音在海外的积极响应者。这些舆论呼应，大多有正面的影响，但如果过于强烈，过于激烈，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暂住趋势增强，人际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逾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教育部，2017）。另据商务部数据，2010年以后，中国派往境外的合法务工人员保持在每年四五十万，累计派出已达850万，仅2016年出境务工人数便有49.4万，年底还留在国外的务工者为100万左右（金融界资讯，2017）。另外，至2017年12月底，在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设立境外企业（机构）已达49045个（商务部，2017）。就外派的文化机构而言，以海外孔子学院为例，截至2017年9月，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516所孔子学院和107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环球网，2017）；另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16》公布的数据，2016年专兼职教师总数达4.6万人（孔子学院总部，2017），其中大多数为派驻海外的汉语教师。
旅居者的流动性特点与亲身接触的人际传播关系密切，可以发挥“人媒体”在中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旅侨的主要群体是往来于中国与其所居住国之间的经商者（有时被称为“空中飞人”）和留学生（因其中许多人定期回国省亲，也被称为“候鸟”）。海外务工人员也以自身的方式在传播中华文化。他们都需要改变文化形象，发挥交流作用。每年派驻海外的访问学者接触知识精英，可能具有高端影响力。海外教师在常规教育中的文化作用更是需要得到重视。
对所有海外华人，都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扩大与所在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关系。例如，就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而言，保持外籍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统联系，发挥永居华侨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稳定性，鼓励旅居华侨在表达中华文化方面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同时抑制过度与极端，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全球流通时代，对人口的分类需要突破本质化的身份区隔，而具有全球视野。本文主张淡化“华侨”概念（偏窄）的民政待遇含义，将“华侨”定义为一切在海外居留的中国人，并在更广泛的（祖籍为中国，无论现在的国籍如何）意义上使用“华人”的概念，以突出海外所有涉“侨”涉“华”人群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凝聚并发挥全球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对旅侨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中的作用，则应该聚焦问题，寻找进一步的方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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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打工仔”一年寄回国4000亿排名全球第二》，金融界资讯，http：//finance.jrj.com.cn/2017/07/021222226845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