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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滢
摘要 未来十年，国际传播将在世界大变局中迎来创新发展机遇期，基于5G的智慧媒体平台将成为汇聚全球受众的主流国际舆论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应紧紧围绕塑造丰满的“全球中国”形象和建构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需要四方面基础条件：稳定先进的技术支撑，优质海量的内容资源，多维泛在的产品形态和开放互动的传播链条。在现实路径方面，应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
关键词 5G；全媒体；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现实路径
技术是人类社会变迁的核心驱动力量，国际传播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5G等新兴技术正在悄悄改变着全球传播生态。全媒体、跨文化、精细化、多语种是下一个阶段国际传播战略实施的关键词，而5G则是连接其他各项新技术的基础，在全面升级的新传播基础设施的助力下，国际传播有望拉开新时代的大幕，展现更丰饶的图景，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也将出现新的转向。更为高效先进的传播基础设施正在搭建，确立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夯实实现目标的基础条件并选择适宜的现实路径迫在眉睫。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艰难前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2018），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2020年7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春季更新报告：信任度与新冠肺炎疫情》显示，中国政府信任度高达95%，比1月上升了5个百分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已连续三年名列首位（《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2020）。随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媒体、民间机构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国际传播活跃度和效果均有改善。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2018年对2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2分（10分制），延续了近年来小幅稳定上升的趋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2019）。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对34个国家的调查显示，4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态度，41%持负面态度（Pew Research Center，2019）。
尽管“中国”本身成为关键词受到国际受众的关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长期积累的偏见和美西方国家对国际舆论的蓄意引导，这种“关注度”较难转化为“好评率”（刘滢，2016）。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要、学者及媒体对“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的炒作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推向高潮。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旨在指责中、俄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出“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升级”（史安斌，2018），本质上是新时期“中国威胁论”的翻版（马丽，2019）。2020年以来，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发起政治挑衅，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缩短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期；另一方面对中国企业施压，宣布将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抖音海外版）及WeChat（微信）进行交易，并禁止两者在美国运营（新华网，2020），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文化走出去”和“媒体走出去”战略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以应对形势的变化。
新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国际传播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应紧紧围绕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塑造丰满的“全球中国”形象。
在“中国威胁论”依然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举措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另一方面，“迫切需要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行之有效、普惠共赢的‘全新选择’”（姜飞、黄廓，2018）。这就需要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纵向的、有历史延续性的再规划和升级管理。史安斌、张耀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重点建构的是“红色中国”形象，1979—2008年重点建构的是“开放中国”形象，2009—2019年重点建构的是“全球中国”形象（史安斌、张耀钟，2019）。其中，第三个阶段迄今发展仅十年，尽管这是我国加大力度开展对外传播的十年，但是，在激荡起伏的国际舆论场上，“全球中国”形象仍较为单薄，极易被西方的强势话语淹没。由此，下一个十年的战略目标之一应为塑造更为丰满的“全球中国”形象。
这一形象应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强调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在全球的视野下讲述中国故事，把中国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下进行考量。其次，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关注全球性议题，致力于为全人类的进步和抵御共同风险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最后，强调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能够惠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建构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
尽管新的传播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范围内信息的“反向流动”（Daya Thussu，2019）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舆论场，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品牌影响力在社交网络、播客等新媒体平台上不仅得到了较好延续，还赢得了新一轮的增长，而使用人数最多的国际社交网站本身就是美国公司。据了解，目前世界人口总量约77亿，而美国Facebook公司旗下所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App的月用户数就达27亿（Social Media Today，2019）。来自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反向流动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主导性流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刘滢、唐悦哲，2019），“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没有根本改变，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Sean MacBride，2003）中所倡导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仍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
具体而言，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均匀地拥有世界上的传播基础设施资源，能够覆盖和触达同样范围的国际受众；其次，传媒业发达国家和传媒业不发达国家平等地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声，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得到同等尊重；再次，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和信息真正自由、均衡地在世界媒体平台上流动，不因意识形态、商业利益或传播渠道所有权而有所偏颇；最后，建设性新闻和对话、合作传播成为主流和常态。
以上两个目标既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又着眼世界传播的未来，在逻辑上是递进关系，同时互为条件。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需要四方面的国际传播基础条件。
1.稳定先进的技术支撑
国际传播是对传播技术高度依赖的传播形态（程曼丽，2006），5G技术具有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等特点，将为持续、稳定的国际传播保驾护航。5G网络可以达到低至1ms的端到端通信时延，并且支持99.999%的连接可靠性（孙柏林，2019）。这将为跨国的、长时间的现场高清视频全球直播带来极为稳定的传播效果，比如重要国际会议、大型国际赛事等。作为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些方面将成为未来国际传播不可替代的基础。
媒介的发展与社会环境需要一致（保罗·莱文森，2007），5G技术的应用趋势包括万物互联、移动端体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生活云端化、智能交互等（张晨，2019），这些应用将支撑国际传播渠道的升级换代，以及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在开展5G+4K/8K+AI的实践，战略布局包括融合制播、超高清电视、移动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方面，还提出了原创混合现实（IMR，Idea Mixed Reality）4K超高清电视制作模式（姜文波，2020）。类似的案例代表着先进技术对国际传播实践的引领，也是国际传播媒体适应环境需求的进化方向。
2.优质海量的内容资源
一方面，5G+4K/8K技术的高清晰度对传播内容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5G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无人机高清视频传输，用各类移动或非移动终端收看高清视频等，高清视频是未来国际传播的主流内容形态，承载高质量内容的高清视频节目对于国际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目前5G发展领先的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探索优质高清视频内容的生产模式，专业内容生产机构长期积累的优质内容资源也可以进行二次加工和传播。
另一方面，5G网络的高速率、高带宽对传播内容的数量提出了更高要求。5G峰值速率可超1Gbps，体验速率可达100Mbps（李正茂、王晓云、张同须等，2019），下载一部电影只需几秒钟。网速的大幅提高提升了人们的网络体验品质，对内容的需求量也由此激增，内容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明显。有学者指出，除了个人生产内容（UGC）、机构生产内容（OGC）和专业生产内容（PGC）外，5G时代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生产类别，即技术生产内容或机器生产内容（MGC）（喻国明、曲慧，2019）。新华社的“媒体大脑”（傅丕毅、徐常亮、陈毅华，2018）是MGC的典型案例，将摄像头、传感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设备和技术融为一体的MGC使批量、高效的成品内容生产成为可能，有助于满足国际受众迅速增长的内容需求。
3.多维泛在的产品形态
“5G+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的多种可能性对内容产品形态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研究认为，5G技术将会使未来的新闻传播业由目前的以文字、图片和影像为主的“平面信息”传播为主，向以VR、AR和全景信息传播为代表的三维“立体信息”传播为主转变（陆高峰、陆玥、马文良，2019）。事实上，仅仅从平面到立体还不够，未来的国际传播还应该是泛在的，是可以为国际受众创造一种跨文化、多视角体验环境的，是人的感官的无限延伸。
通过技术与内容的无缝对接，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形态是国际传播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11月上线“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作为视频社交媒体，它的产品特性包括强大电视直播工具、全面聚合高清资源、现场直播视听盛宴、个性推荐快捷搜索等，并提出“账号森林”概念，汇聚业内外优秀传播内容，可实现4K/8K内容投屏观看（央视频，2020）。未来，这一平台应用于国际传播，将丰富全球传播生态，创新内容产品形态。
4.开放互动的传播链条
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培养着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观念（于凤静，2013），未来新闻生产将是协同生产、社群参与、远程参与、联手传播和利益分享的集体主义和共赢主义的天下（邵培仁，2019）。5G技术服务于国际传播需要媒体行业和通信行业深度合作，2018年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华为公司签署合作建设5G新媒体平台框架协议，在总台启动建设我国第一个基于5G技术的国家级新媒体平台。五方合作的第一步就是建立“5G新媒体实验室”，通过5G技术，实现4K超高清视频直播信号和文件的传输、VR虚拟现实的超高清直播（央视网，2018）。这就为5G技术在跨越国界的传播活动中的应用提供了前提条件，更进一步为培养国际受众的态度做出了准备。
世界大变局背景和5G网络全球架设的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为了应对挑战，在5G技术的驱动下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理性选择和控制，实现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减少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缩小不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抵达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国际传播创新发展可通过以下路径。
1.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5G网络为“四全媒体”提供了赖以传播的基础设施，国际传播体系的全面升级换代势在必行。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也应围绕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个方面展开。从传播过程的角度看，应朝向传播全过程智能化，360度报道新闻事件全过程，超越国界和地域全球传播的方向努力。从传播形态的角度看，5G与VR、AR、MR、AI、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处理、大数据等技术的结合可生产全息影像、浸入式新闻等多种新颖的富媒体内容产品形态，超越人们对现有媒体形态的认知和想象。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着眼于创造新的全球传播生态环境，让媒体全面渗透进传播对象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传播者和受众的角度看，二者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国际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来，不仅贡献素材和内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动参与的增多使国际传播的可信度大为提升。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有利于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传播主体与国内、国际受众的深度互动。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以“视频+”为主要应用模式的5G国际传播将为受众带来更舒适和人性化的视听体验，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以效果为核心，注重对个体感受变化的效果监测，再由微观效果扩展至中观和宏观效果。
2.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传播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痼疾。总体来看，我们的“传播延展性”（刘滢、吴潇，2019）与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提高传播的延展性和影响力有赖于中国话语跨文化传播策略的优化。在5G网络的条件下，应综合利用新技术创新中国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的国际表达方式，既从本土经验出发，以我为主，突出中国特色，又兼具国际视野，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建立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建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世界意义（姜飞、姬德强，2019）。
3.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
在新旧媒体更迭交织，“西强我弱”格局延续的态势下，国际舆论生态纷繁复杂。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的调查显示，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差异较大，俄罗斯（71%）、尼日利亚（70%）、黎巴嫩（68%）、以色列（66%）、突尼斯（63%）等国多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较为正面，日本（14%）、瑞典（25%）、美国（26%）、加拿大（27%）、捷克（27%）、法国（33%）、韩国（34%）、德国（34%）（括号里标注的是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等国多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则相对负面（Pew Research Center，2019）。因此，当务之急是根据这种差异性细分全球舆论场，一方面强化对中国的积极印象和正面态度，另一方面剖析消极印象和负面态度的成因，并加以适宜引导。具体操作层面应针对不同国家实施“一国一策”的传播策略，在深入了解各国传媒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展传播活动。更进一步，在一个对象国内根据不同层次、背景受众的媒体接触习惯进行受众画像，开展“一国多策”的精细化传播。
4.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
目前，我国多语种国际传播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1个语种版本发行642万册，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网，2017）。主要对外传播机构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社交网络平台开设了多语种账号集群，新华社建成了以“New China”为统一标识的19个语种的50个账号集群（冯冰、曾繁娟、孔张艳，2018），中国外文局拥有11个语种的51个账号矩阵（外文局，2019）。但是，多语种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涉华议题没有不涉华议题传播效果好，政治议题没有文化、生活议题传播效果好，宏观议题没有微观议题传播效果好，在西方国家没有在友华国家传播效果好。连接好全球故事与中国故事、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是5G时代国际传播的应有之义。多语种国别传播的深耕细作不仅需要擅长对象国外语、了解对象国国情的人才因地制宜地进行信息和观点的准确传达，更需要懂传播、懂技术的专家依据对象国传播环境特点和分层受众媒体接触习惯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传播策略。
刊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9期，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3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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