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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49年到2019年，70年的中国电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作出一批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经典文本，特别是1959—1965年，形成了第一个创作高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电影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的发展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同时也在电影产业发展上进入了黄金时代；当下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完成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成为新时代对电影发展的诉求。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形成了其不同的主题表达、美学风格、叙事方式和传播指向。
关键词 新中国电影；新时期电影；新时代电影；当代中国电影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电影也拉开了新的历史大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电影受到苏联电影的重大影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走向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两结合”创作道路，电影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形象阐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规律，全面形塑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下想象，创作出一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经典文本，特别是1959—1965年，形成了第一个创作高峰。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电影接受世界各国文化的广泛影响，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的发展过程，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为方向，在“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同时，逐渐走上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道路，经过艰难的市场化转型，观众和市场的主体地位得到实现，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黄金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下所面临的以“民族复兴”作为时代口号的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完成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转变，正在成为新时代政治对电影发展的强烈诉求，深刻地影响、调整和改变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目标和节奏。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都形成了其不同的主题表达、美学风格、叙事方式和传播指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确立了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在这样的主题下，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表达新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的理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共同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电影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完全“国有化”，消除了所有民营的、私营的电影企业，中国电影行业进入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变革，也是整个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新中国电影。这是一段在计划经济控制下的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电影的历史，也是一段与电影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不仅是这段历史生动形象的影像见证，同时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人们共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想象，许多电影通过四级电影院和发行放映通道，给亿万中国观众带来了对历史的新的认知、对现实的新的认同、对未来的新的向往，传播了一种众志成城的认同感、无私无畏的价值观、革命大家庭的幸福感。
这一时期的许多电影都取材于历史和现当代小说创作，共同完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叙述。《林则徐》《甲午风云》等电影，在歌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悲剧斗争的同时，间接阐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政治主题；改编自鲁迅小说的《祝福》和茅盾小说的《林家铺子》，表达了对旧中国的告别和对新中国的渴望；《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传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作战》等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塑造了党所领导的军队百战百胜的英雄形象，也树立了党战无不胜的威信，播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种；而《青春之歌》《红旗谱》《红色娘子军》《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则通过人物命运的改变，叙述了工农兵学商只有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个人才能得救、革命才能胜利、民族才能解放、生命才有意义；而《农奴》《阿诗玛》《五朵金花》等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超越了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主题，通过阶级斗争和共同的革命目标完成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形态统一。 [2] 这些影片，可以说都携带着新中国的勃勃朝气，即便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能感受到其中那童年一般的纯真和青春万岁的激情。这也正是新中国电影留给中国文化的财富。
只是，这其间，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中国电影也出现了许多创作禁区和误区，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观念更新和审美创新。“文革”结束以后，新中国电影传统必然面临时代挑战。
1979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进入“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改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开始的。在“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中国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都悄悄发生了改变。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到文化上的思想解放，从经济上的市场改革到国际上的开放交流，都表明中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超前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参加全球流通。中国电影也在这样的时代进程中，主动和被动地开始了转型。 [3]
新时期初期，电影几乎成为亿万中国人感应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人性复苏的窗户和镜子。据记载，1979年观影人次达到293亿，意味着当时每个中国人平均一年观片28次。这也许将成为不可超越的纪录被记载在电影史上。它不仅是电影创造的，更是那个不可重复的时代创造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谢晋、谢铁骊、吴贻弓等“第三代”电影人挥泪向痛苦的历史告别，第四代中国导演谢飞、滕文骥、郑洞天、黄蜀芹、吴天明等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形成了的现实主义突破，到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等的异军突起，新中国电影传统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消费主义、亚文化等各种文化思潮在电影中交相辉映、共同发展，电影的多样化、个性化程度，电影观念的创新和电影题材的自由空间，电影功能的差异性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在一定程度上说，电影如同当时所有的文学艺术一样，为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繁盛提供了精神活力，反映了朝气蓬勃、气象万千的精神生活氛围。
这一精神氛围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人性的重新发现和尊重，是对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的重新认知。新时期电影如同这一时期的文学一样，都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电影对伤痕的抚摸来源于人性的发现。《巴山夜雨》用一条在茫茫黑夜中行进的船，寓言了中国人经过漫长醒悟，终于在伤痕累累之后回到了以人为本的河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表达的更是人们对正常生活的等待和向往。如果说文学是解放思想的突破口的话，那么电影因为它的大众性和感染力，就成了思想解放的放大器。马克思曾经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4] 人们在电影中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应该是人民的一种“普遍权利”。人们反思历史、痛悼生命，用“人啊人”的呼唤渴望人性的回位。在谢晋的影片《芙蓉镇》中，当胡玉音接到归还财物通知时，声嘶力竭地质问：“你们还我的男人！”这种细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强音。这一主题，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没有航标的河流》等电影中都一再得到强化。
《庐山恋》中的所谓新中国电影“第一吻”以及影片中无数套色彩斑斓的连衣裙引发的姓无（无产阶级）和姓资（资产阶级）的争论，引进片《水晶鞋与玫瑰花》接吻剧照在《大众电影》封底引发的全民大讨论，《今夜星光灿烂》引发的战争与人性价值的选择，电影《野山》引发的评论者“改革就得换老婆吗”的质疑，各种电影中引发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是道德”的讨论等，与其说是关于电影的讨论，不如说是电影所引发的全社会对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讨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不仅在告别过去，更是在憧憬未来。从第三代“伤痕”“反思”的告别、第四代破旧立新的转折到第五代电影人横空出世，中国电影发展完成了从新中国向新时期电影的文化和美学转型。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文化在精神气质上、审美形态上乃至视听语言上都达成了最大化的契合。1986—1994年，中国电影囊括了世界所有A类电影节的大奖，《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黄土地》《霸王别姬》《香魂女》《本命年》等，在世界影坛刮起了“中国风”。中国电影第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新时期电影的走向是与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互关联的。没有对人性、对个体的解放，就没有对生产者和生产力的尊重。《雅马哈鱼档》《街上流行红裙子》《摇滚青年》等许多电影，既反映了个体解放这一历史进程，更是直接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快速发展。当时，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5] 这种历史的反问，带来了新时期电影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自由。虽然关于电影的批评、争鸣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电影主题和题材相对开放、电影样态各领风骚、电影类型千差万别、电影风格百花齐放、电影观念百家争鸣，《小花》《苦恼人的笑》《一个和八个》《盗马贼》《晚钟》《阳光灿烂的日子》乃至后来“第六代”的《北京杂种》《爱情麻辣烫》《洗澡》等许多差异性电影，共同构成了这个繁花似锦的电影创新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媒介的快速普及冲击了电影的唯我独尊。同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转向对生活和社会变迁的专注。财富带来的热情和焦虑，消费文化对娱乐性需求的提升，推动了中国电影进入了所谓“后新时期”。中国电影慢慢退出文化生活的中心，影院观众日渐稀少，电视、光碟、磁带的兴起带来了中国电影深刻的行业危机。世纪转折之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影将不得不在虚弱的基础上面临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全球化挑战，突然之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所谓的‘世界体系’”。 [6] 好莱坞电影以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有效控制占据着全球电影的霸权地位，“入世”将深陷危机的中国电影带入全球竞争的主战场，也带入了洗心革面、破釜沉舟的自我变革期。
中国电影面临生死抉择：要么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市场份额的同时维护中国电影的文化主权；要么退出市场竞争，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中国电影的主体地位。这种选择，迫使中国电影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体制向市场经济模式、产业发展模式转型。2002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电影管理体制，电影全产业链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变革，中国电影的市场体系和工业体系逐渐形成，大型国有电影企业、民营电影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成为中国电影行业的中坚力量。中国以超过600亿票房的规模，迅速从奄奄一息发展成为全球坐二望一的电影大市场。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始，中国制造的电影大片成为市场主力，好莱坞电影也不得不因为中国市场的雄起而改变对中国人、中国元素的叙述态度和立场。随着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规模的扩大，电影艺术的多样化具备了更加充分的可能性，《集结号》《梅兰芳》《霸王别姬》《让子弹飞》《疯狂的石头》《中国合伙人》《三峡好人》《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无问西东》等电影都表明，中国电影的思想深度、艺术精度和工业化制作水平在迅速提高，新电影人层出不穷，电影也重新回到了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中心。电影的巨大影响力影响到国家形象、城市形象、地区形象的塑造，也影响到旅游、休闲、娱乐、会展、时尚、演艺、广告、建筑等相关领域。电影成为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应该说，新时期中国电影，不仅在世界影坛上留下了一批产生了国际性影响的影片，也出现了许多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型、价值观念多样化进程，为人们带来精神慰藉和想象解放的重要作品，从早期的《巴山夜雨》《庐山恋》《小街》到后来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野山》《老井》《芙蓉镇》，再到后来的《甲方乙方》《顽主》《站直啰！别趴下》，包括《开国大典》《大决战》《建国大业》《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主旋律作品，以及《非诚勿扰》《捉妖记》《寻龙诀》《九层妖塔》《画皮》等多样化的电影，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灿烂高峰。
当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必然会共同推动中国电影发生重大变化。人们迫切希望中国从一个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作为一个电影强国，电影的世界地位、电影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可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
人们在快速增长的电影产量和电影票房数据背后，开始关注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和影响。美国电影几乎进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影市场，对世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产生重大影响，迪士尼、漫威、DC、星球大战在世界上通行无阻，以至于有人将“薯片”、“芯片”和“胶片”比喻为美国文化软实力三大利器。好莱坞电影成为传播普世价值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中国电影的文化影响还基本局限在本土和华人范围，很难进入全球主流市场。除了一度的“功夫热”之外，中国电影还没有全球的现象级电影和品牌。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对社会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性也明显不足。美国国务院在统计国民经济数据时认为，“影视制作发行是美国最有价值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7] 美国电影的全球收入、多窗口收入和版权销售、知识产权转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每年都超过500亿美元，而由影视明星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以及这些广告在全球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更是难以计算。美国建国历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在电影的推动下，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国之一。美国不仅有环球影城、迪士尼，美国所有热门城市、景区可以说都是由电影“塑造”出来的所谓“全球畅销品”。而目前中国电影的经济价值主要依赖影院票房，具有全球影响和商业价值的明星寥寥无几。电影对于旅游、时尚消费的带动作用还没有达到电影强国应有的规模。
因此，新时代中国电影在走向电影强国之路时，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使命。中国电影需要建构既能满足华人观众文化需要又能为全球不同国家的电影观众带来共享价值的“通用文化”。好莱坞一直号称为全球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不仅采用大量非美国题材，即便美国题材的作品，也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转换，“弱化”其“国家符号”，用更加普适性的价值观传达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观众的通用性。好莱坞经常通过电影的合作合拍，有意识地植入异国文化的明星、地标、历史文化元素，借此穿透文化壁垒，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甚至创造出一种“文化亲近”的观众想象。现阶段，中国生产了一大批以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为主的国产片，而在创作全球共享价值的产品时，不得不面临价值观、社会舆论和管理方式的考验，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从电影观念、管理制度到文化信心、文化视野，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内需型电影，缺乏成为世界电影的格局。人们更习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甚至会过度强调“中国立场”。中国电影，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故事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表达，才能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同时应该成为世界电影，中国电影的新时代使命才能完成。
任何时代的文艺高峰都产生于开放包容、吐故纳新。中国既是文明古国，也是现代大国。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恰恰都是在与世界文明交相呼应中产生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是从被“开除球籍”（鲁迅语）的焦虑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 [8] 因此，现代中国电影不是自我封闭的电影，而应该是世界电影密不可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创造了一种世界市场，而且也创造了一种世界文学。中国虽然有特殊性，中国特色也一直是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中求同存异的选择模式。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需要求同存异、和合与共。用中国电影、中国故事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满足世界上更多的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好”的应有之义。中国电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需要超越“国别”“民族”，甚至某些意识形态局限，以更开放的胸怀走向世界、影响人类。中国电影的强国之梦，必须植根现实、胸怀世界、放眼人类，创造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的电影。这才是我们所期盼的电影高峰。
当前的中国，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之间也相互缠绕。中国电影如何有效融合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近百年来的近现代文化传统、改革开放的传统，将中国故事纳入全球共同体的视野中来讲述，对于新时代中国电影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化高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电影应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恢宏进程相匹配，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突破文化、艺术和美学观念的旧惯性，建构解放中国电影视野、活力和动力的新的体制机制，建立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真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这一方面需要电影管理机构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为电影创作提供更宽松、宽容的创作环境和批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电影人有更开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有更丰富的政治智慧和艺术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新时代中国电影才能如同过去70年一样，既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和中国人自由解放心路历程的记载者、同行者，更是中国和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参与者、预言者和推动者。
[1] 本文原载《未来传播》2019年第6期。
[2] 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3] 尹鸿：《文化生活的自由是经济繁盛的精神动力》，《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28日。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页。
[6] 尹鸿、萧志伟：《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当代电影》2001年第4期。
[7] 尹鸿：《中国电影如何“由大到强”》，《人民日报》2017年12月8日。
[8] 尹鸿：《高峰之路：植根现实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