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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河北治乱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斗争激烈,政治黑暗。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统治政权的危机诚如崔寔所言:“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 [192] 所谓“百姓嚣然”,是指人民活不下去要奋起反抗的情势。这种情形在河北的考古发现中也有所反映。1959年发掘了定州市北庄子东汉墓葬一座,该墓封土高20米,长宽各约40米,墓室以巨石封顶,出土有400多件金石玉器,初步断定墓主人是中山简王刘焉。《后汉书·中山简王刘焉传》记载,刘焉死后,大修冢茔,平夷周围吏民坟墓以千数,征发一万多民众为其造墓,“摇动六州十八郡”。

河北豪族与东汉政权结合较为紧密,东汉时河北豪族势力发展迅速,大豪族多,士族化进程加快。如寇恂家族,寇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孙女为大将军邓骘夫人,玄孙娶桓帝之妹,家族强盛。耿纯家族“封列侯者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 [193] 。东汉安帝时,左雄任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 [194] 。这些都说明河北豪族在东汉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

东汉豪族的发展,就是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导致土地兼并,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贫富分化加剧。豪强地主都建有庄园,役使依附人口进行生产。河北赵国、常山、中山等封国内,都设有这种庄园坞壁,出土有陶楼、陶宅院、陶男女俑、陶家畜等,应是这些庄园经济的反映。崔寔《政论》曰:“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故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 [195] 土地兼并势必造成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河北豪族发展普遍,土地私有严重,农民起义频繁而且规模大。

(一)冀州的黄中起义

东汉末年,钜鹿(治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尊奉《太平经》,创立太平道。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起义烽火燃遍全国,太平道徒众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心在冀州的钜鹿(治今鸡泽)、广宗(治今威县)、下曲阳(治今晋州)等地。黄巾军初起兵时,是由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徒众前往邺城集结。张角起事后,得到冀州人民的广泛响应,如安平、甘陵的人民分别捕杀了安平王(乐成王刘党的后代)、甘陵王(清河王刘庆的后代)。张角据广阳,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郡(治今北京)太守刘卫。卢植率大军进击,虽然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不敢冒进,灵帝以董卓为东中郎将代卢植,为张角大败。灵帝又派皇甫嵩代董卓。这时,张角病死,皇甫嵩在广宗袭杀张梁,斩杀三万多人,“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196] 。黄巾军的最后一战又是由张梁率领钜鹿黄巾军在下曲阳(今晋州)与皇甫嵩决战。

黄巾起义爆发后,幽、冀两州群起响应,“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汁、司隶、椽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 [197] 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深受士卒拥戴,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义军联合,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 [198]

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发生分化,一部分教徒仍以符水疗疾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被称为符水派;另一部分主张炼丹修行,被称为金丹派。曹操统一北方,将郗俭等道士集中到邺城,笼络收买,软硬兼施,强迫就范。河北地区的原始道教传播转入秘密方式。

在东汉末年的豪族割据中黄河以北的冀州占有重要的地位。东汉冀州刺史部统领魏郡、钜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勃海九个郡国,治所在邺县。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军破灭以后,安定郡朝那县(治今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当时皇甫嵩镇压了黄巾军之后,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汉阳人阎忠向皇甫嵩献计,劝他依靠冀州之士,调动七州之众,统一六合,南面称制。皇甫嵩认为这是非常之谋,没有采纳。

(二)平定幽州张纯之叛

幽州豪强在黄巾起义后发生了张纯之叛。中平四年(187),太尉张温发幽州乌桓兵讨伐凉州,前中山相渔阳人张纯请求领兵,张温未允,而遣涿县令公孙瓒将兵前往。张纯不满,联合太山太守张举和乌桓首领丘力居在蓟城起兵反汉,杀护乌桓校尉公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十余万,屯驻肥如。张举自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二张攻略青、幽、冀、徐四州。这是幽州的部分豪强力量,企图依靠乌桓之助割据一方。东汉王朝诏命骑都尉公孙瓒讨之。张举、张纯败走出塞,余皆降散。中平五年(189),曾经汉宗室刘虞复任幽州牧。刘虞到蓟,上书“罢省屯兵”,留下降虏校尉公孙瓒将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 [199] 。中平六年(190)三月,张纯的宾客王政杀死张纯,携张纯首级投降刘虞。关于张纯死亡的时间,范书《纪》《传》不同。《后汉书·灵帝纪》系于中平六年(190)三月,“幽州牧刘虞购斩渔阳贼张纯” [200] 。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与此同,唯叙事更详。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禄刘虞为司马,领幽州牧,[击]张纯。虞使公孙瓒击纯,大战,破之。纯客王政斩纯首降” [201] 。《后汉书》的《刘虞传》和《乌桓传》记载张纯死于中平五年(189)。《刘虞传》:“明年(五),复拜幽州牧。……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 [202] 《乌桓传》中平“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203] 。当以《后汉纪》和《后汉书·灵帝纪》为是。

(三)刘虞治理幽州及其为公孙瓒所败

幽州地区因地处边远且驻军费用浩大。《后汉书·刘虞传记》载,东汉朝廷“岁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次年(189),董卓之乱起,地方豪强割据方隅,“处处断绝,委输不至”。刘虞乃“劝督农植,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钱)”。刘虞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采取措施缓和当地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加强边市贸易,“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另一方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粮食供给,每石谷市价三十钱,应该说是很有政绩的。当时青、徐地区百余万口避难流民纷纷涌入幽州,刘虞“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以至于流民忘记了自己是在逃难。在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大量士庶人口的涌入,对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

公孙瓒志欲扫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二人因此有隙。公孙瓒非常跋扈,不听刘虞节制,独揽幽州军事大权,二人矛盾日深。献帝初平四年(193)冬,刘虞“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公孙)瓒” [204] 。由于刘虞临时动员的只是专事务农的屯兵,“不习战”,反被公孙瓒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击败,刘虞被杀。公孙瓒遂自领幽州。当时幽州地区连年灾荒,旱蝗为虐,百姓被迫以桑椹为粮,粮价昂贵,“谷石十万钱”。公孙瓒乃“开置屯田,稍得自支” [205] 。当然,得到屯田帮助的只能是公孙瓒的部伍,至于一般幽州百姓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范晔评价刘虞说:“虞好无终。” [206] 可谓精当。刘虞德行美好,惜无好的结局。

(四)袁绍盘踞冀州及曹操鼎定河北

中平五年(188),太尉陈蕃之子陈逸以及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俊和术士襄楷,说动冀州刺史王芬,准备在汉灵帝到冀州河间旧宅重游时发动兵变,废掉汉灵帝。由于汉灵帝停止重游计划,兵变计划未能实施。中平六年(189),董卓入京擅政。汝南人袁绍,东汉大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不满董卓专权,出奔冀州,董卓任命他为勃海(治南皮)太守。关东州郡以讨董卓为名,一时俱起。在黄河以北起兵的有勃海太守袁绍、幽州将公孙瓒、冀州牧韩馥、东郡太守桥瑁等,各路义军遥推袁绍为盟主。当时天下豪杰多附袁绍,州郡蜂起。

此时,冀州牧韩馥迫于形势,让位于袁绍,袁绍出任冀州牧。初平二年(191),青州黄巾军30多万人入勃海郡,公孙瓒率步骑2万,与黄巾军战于东光(治今东光县东),斩杀黄巾军3万余人,黄巾军败走,公孙瓒追杀,俘7万人。此后,公孙瓒与袁绍在河北连战数年,河北人民深受战乱之苦。公孙瓒尽有幽州之地后,侵暴百姓。刘虞旧部渔阳鲜于辅等人,招募胡汉兵数万,与公孙瓒所任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今北京通州北),邹丹大败。鲜于辅又联结乌桓,乘胜南下,与刘虞子刘和及袁绍部将合兵10万,大败公孙瓒于易城(今雄县境)。建安四年(199),袁绍攻灭公孙瓒,以大将军兼领冀、青、幽、并四州,直到建安七年(202)病死,前后盘踞冀州12年之久。范晔认为,袁绍虽然势力强大,却不能跟刘虞相提并论,即“绍势难并” [207]

曹操继袁绍之后进入河北。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渔阳太守鲜于辅率其众归服曹操,东汉诏任鲜于辅都督幽州六郡。曹操后又收降河北黑山军张燕所部十万余众,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出兵卢龙塞,大败辽西乌桓蹋顿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据有冀、青、幽、并四州。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国公,建都邺城,以丞相兼领冀州牧如故。冀州成为曹操经略天下的腹心之地。

[本章内容参见以下拙著:(1)《秦朝末年影响赵国政局的进言与纳谏》,《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2)《毛公籍贯与两汉河间国》,《河北日报》2001年12月21日;(3)《西汉河间国沿革与毛公籍贯考》,《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4)《〈汉书·地理志〉“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考辨》,《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5)《〈嘉靖河间府志〉“汉河间国”辨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6)《关于汉代信都的几个问题》,《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第46页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枭勇也,若六博之枭也。”“枭骑”,勇猛的骑兵。“枭骑”亦称突骑。《汉书·晁错传》:“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颜师古注:“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汉代燕地的骑兵以精良勇猛著称。光武帝刘秀兴起于河北,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燕赵的精骑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2572页。

[3]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4]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5]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6]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八十九,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12—238页),明万历四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7] 施之勉:《汉书集释》第十册《张耳陈馀传第二》,(台湾)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4822页。

[8] (清)蒋维钧辑录,何焯校正:《义门读书记》卷十四《史记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0页。

[9]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10] 蒯通,原名彻,《史记》《汉书》因避汉武帝讳,改为通。

[11]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5页。

[12]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八十九,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12—238页。

[13] 施之勉:《汉书集释》第十册《张耳陈馀传第二》,第4825页。

[14] (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卷四《张耳陈馀列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42页。

[15]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5页。《汉书·张耳陈馀传》在“陈王”下删去“不用其策”四字,此乃张、陈二人失意的关键文字,不当删。

[16] 据《史记·陈涉世家》:“陈王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索隐》曰:晋灼案《张耳传》,“言相国房君者,盖误耳。涉因楚有柱国之官,故以官蔡赐。盖其时草创,亦未置相国之官也”。

[17]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6页。

[18] 蔡东藩:《前汉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1页。

[19]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20]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7页。

[21]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八十九,壹辑12—239页。

[22] 施之勉:《汉书集释》第十册《张耳陈馀传》,第4829页。

[23] (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卷四《张耳陈馀列传》,第143—144页。

[24]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5页。

[25]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8页。

[26]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馀传》:“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可独立。立赵后,辅以谊,可就功。”颜师古曰:“谓求取六国时赵王后而立之,以名义自辅助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35页。

[27]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之《陈涉不可轻》,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页。

[28] 钜鹿今作巨鹿,近代钜、巨混用,到1980年地名普查后,才统一为巨鹿。

[29]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页。甬道,两旁有土墙或其他障蔽物的运粮通道。

[30] 邢台的信都之名得于战国时期,《太平寰宇记》云:“赵成侯造檀台,有信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自邢被赵成侯立为赵国之信都后,信都成为赵国仅次于邯郸的第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1] 载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继民、郝良真等著《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5页。

[32] 钜鹿属钜鹿郡,常山郡在钜鹿郡北,故云“北收常山兵”。

[33] 《汉书》卷三一《项籍传》,第1801页。

[34] 张照不同意梁氏之说,他认为“赵王将相皆入钜鹿城,故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陈馀为将,故北收常山兵数万,军钜鹿北。围固非顷刻可合也;馀之得出而收兵固也。叙王与将相,固不得独舍将不言。而馀之军钜鹿北,以为将故,则又不得不重叙也”。梁、张之语,转引自施之勉《汉书集释》,第4754页。

[35]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69页。梁玉绳等撰《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上)》云:“秦兵围歇钜鹿,陈馀出收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6页。

[36] 《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2757页。这条史料常被忽略,李齐坚守钜鹿城,功不可没。

[37]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0页。

[38] 《汉书》卷三一《陈胜传》文字同《史记》,第1790页。

[39]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第9—11页。

[4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第49—51页。

[41]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3页。

[42] 《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第2644页。

[4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第355页。

[44]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69页。

[45]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徐广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第356页。

[46]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3页。

[47]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8页。

[48]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关于王离军东调的叙述过于简单,“二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反秦斗争,命令这支军队(王离军)急速东渡,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南下,至信都,大败赵王歇,迫使赵歇、张耳等仓皇退至钜鹿。王离随即团团围住了这座城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这样的叙述无法解释王离军在成武、成阳、杠里与楚军作战的问题。

[49] 《史记》卷七三《王翦列传》,第2341—2342页。

[50]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51]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6页。

[52] 李良叛变是受秦廷的诱降。《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说:“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很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张传玺师认为:“为二世造此伪信,只有爵位很高的人如王离等才有可能。”(见《秦汉问题研究》第339页)并据此推测,王离在此时(二世二年十月)兵至井陉拒李良。《前汉纪》的作者荀悦以为诱降李良的是章邯。卷一云:沛公二年十一月,“赵将李良为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袭武臣。武臣死,张耳、陈馀出走”。从李良降归章邯看,应以《前汉纪》为是。

[53]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78页。

[54]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69页。

[55]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5页。

[56] 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57]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05页。

[58] 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第337—338页。

[59] 《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二世皇帝下》,第56页。

[6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5页。

[6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6页。

[62] 原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见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98页。

[63] 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第398页。

[6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0页。

[65] 朱绍侯:《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史学月刊》1958年第4期。

[66] 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第341页。

[67]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267页。

[68] 林剑鸣先生对钜鹿之战中秦军人数的估计偏少,认为“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见《秦汉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武国卿、慕中岳主编《中国战争史(第二册)》,将秦军人数估计为25万—30万人,楚军约10万人,不知何据,金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69]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卷九一《黥布列传》:“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卷九二《淮阴侯列传》:“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

[7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8页。

[71]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298页。

[72]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67页。

[73] 《史记正义》认为此“河”为漳水,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7页。王先谦《汉书补注》赞同此说,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913页。

[7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7页。《汉书》卷三一《项籍传》文字与《史记·项羽本纪》基本相同,《史记》用了三个“无不”,“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将“无不膝行而前”,以排比句式增强文势和韵味,将诸侯敬畏项羽的情状描写得淋漓尽致;班固务求简严,一味删削,删掉两个“无不”,气势大减。

[75]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598页。

[76]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裴骃《史记集解》引三国时人张晏语曰棘原“在漳南”。辛德勇先生《钜鹿之战地理新解》一文中考证,棘原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在漳水南岸。这里离钜鹿大约70千米。见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第389页。

[77]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0页。

[78] 项羽击破章邯的时间是二世三年(前207)十二月。《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三年十二月也。”见《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注,第2579页。

[79] 《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秦二世三年,第56—57页。

[80]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21页。

[81]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0页。

[82]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0—771页。

[83]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2页。

[8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7页。

[85] 《汉书》卷八四《贾谊传》,第2237页。

[8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汉书四·侯国考》,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87]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88]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

[89]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

[90]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六章,第65页。

[91]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六章,第68页。

[92] 《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赵幽王刘友传》,第1990页。

[93]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7—88页。

[94]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1页。

[95] 《汉书》卷四六《卫绾传》,第2201页。

[96]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5页。

[97]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第2411页。

[98]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6页。

[99]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1835页。

[100]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西楚伯项王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101]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立张耳为常山王,理信都。”

[102] 汉王四年,封张耳为赵王,仍然以襄国(即前信都)为都城。次年,张耳死,子张敖立。汉高帝九年,张敖被废为宣平侯。

[10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104]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史记索隐》曰:“晋灼云:检《地理志》无‘煮枣’。《功臣表》有煮枣侯,云清河有煮枣城,小颜以为‘攻项籍,屠煮枣,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按《续汉书·郡国志》,在济阴宛朐也。”《史记正义》曰:“按:其时项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县东北五十里煮枣非矣。”

[105]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91页。

[106] 《续汉书》卷二〇《郡国志二·安平条》“安平国”刘昭注:“故信都,高帝置。”第3435页。

[107]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08]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第2586页。

[109]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信都。高后八年四月丁酉,侯侈以鲁太后子封,孝文元年,以非正免。”

[110]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二》,第395页。

[111]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112] 清人顾祖禹大概也看出《汉书·地理志上》的说法有问题,于是在《读史方舆纪要·州城形势·汉》中做了些修改:“信都国,本赵地,景二年析为广川国。甘露二年,国废为信都郡。”顾氏未能改正《汉志》的错误,又出了新错,广川国废为郡在甘露四年,而不是二年。说见本文。

[113] 《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980页。

[114]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景二年,“彭祖为广川王”。《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赵敬肃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徙王赵。”《汉书》卷五《景帝纪》:二年三月,“彭祖为广川王”。《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孝景二年三月,“立六皇子为王,王淮阳、汝南、河间、临江、长沙、广川。”

[115] 《汉书》卷八《宣帝纪》的记载与此相同,甘露四年夏,“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

[116]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8页。

[117] 田国福:《毛公家考》,《沧州晚报》2001年9月19日第9版。李泗:《也谈河间国》,《沧州晚报》2001年9月21日文化新闻版。田国福:《毛公家考》,《沧州晚报》2001年9月19日第9版。三余:《追寻毛苌墓——献县毛公冡、饶阳毛公墓、河间毛精垒考察》,《沧州晚报》2001年10月19日第2版。胜成、焕泽、良刚等:《毛苌乡莘何处,饶阳寻根问底》,秦焕泽:《毛苌籍贯盲点初破》,《沧州晚报》2001年10月22日第9版。

[118] 为便于阅读,笔者加了标点,下同。

[119]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第2412页。

[120] 据《史记》卷二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书》卷一五上、下《王子侯表》。

[121] 侯国18,并不等于当时的县数也是18,因为回属的王子侯国并不都是一县之地。

[122] 《汉书·地理志》所载全国人口数是平帝元始二年(2)的。载有整个东汉一代的户口数字的资料有11个,其中以顺帝永和五年(140)的数字较为详细,它不但保存了该年度东汉的人口总数,而且详细记载了当时各郡国的人口数据,这便是《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的资料。

[123] 李泗:《也谈河间国》,《沧州晚报》2001年9月21日文化新闻版。作者未注明东汉河间国十二城资料的出处。

[124]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版,第730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说:“州乡侯国,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东北。东汉废。”(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25] 《汉书》卷四〇《周勃传》,第2053页。

[126] 刘邦在位时,诸侯王国置“相国”。惠帝元年(前194),“除诸侯相国法”,改称“丞相”。参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127]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刘彭祖传》,第2420页。

[128]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传》,第2753页。

[129]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刘越传》,第2432页。

[130]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33页。

[131]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孝元冯昭仪传》,第4006页。

[132] 《汉书》卷七七《外戚传下·孝元冯昭仪传》:“武帝时医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杀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

[133]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下·中山卫姬传》,第4008页。

[134]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65页。

[135] 《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中山卫姬传》,第4009页。《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传》:“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颜师古注曰:“家人犹言庶人也。”第3738页。

[136]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第16页。

[137]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6页。

[138]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63页。

[139] 《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第491页。

[140] 《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第492页。

[141] 《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第757页。

[142] 上述著作的出版信息依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书局2008年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3] 《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第640页。

[144]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0页。

[145]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第599页。

[146]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1页。

[147] 《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第758页。

[148] 《资治通鉴》卷三九《汉纪三十一》,第1263页。

[149]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4页。

[150] 《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第758页。

[151]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6页。

[152] 《后汉书》卷二〇《铫期传》,第732页。

[153] 《续汉书》志一三《五行志一》注引《续汉志》,第10页。

[154]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第677页。

[155] 北平县,属中山国,治今河北满城北。《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案:“《东观记》《续汉书》并无‘右’字,此加‘右’误也。营州西南别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156] 《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第642页。

[157] 《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建武元年》胡三省注:“河水过巩县北,谓之巩河,即五社津也。”第1278页。

[158]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6页。

[159]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0页。

[160]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卷三的文字与此略有不同。至中山,群臣上尊号曰:“大王初征昆阳则王莽败亡,后伏邯郸则北州平定,此岂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武功论之,无所与争;文德论之,无所与让。宜正号位,为社稷计。”

[161]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

[162]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号位”:称号和爵位;名号。《韩非子·诡使》:“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163] (清)邵长蘅:《邵子湘全集》(清康熙青门草堂刊本)《青门剩稿》卷四。

[164]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

[165]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坛谓筑土,场谓除地。秦法,十里一亭。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其地在今邢台柏乡县。《水经注》曰:‘亭有石坛,坛有圭头碑,其阴云常山相陇西狄道冯龙所造。坛庙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焉。’”第22页。

[166] 《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第644页。

[167] “己未”,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济阳官碑作乙未。”

[168] “禋”,一种祭祀名,所祭对象为六宗;当时沿用王莽制定的元始之制,以《易》卦六子之气——水、火、雷、风、山、泽为六宗。“望”,也是一种祭祀名,祭祀对象为山川群神。

[169]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2页。《后汉书·祭祀志上》曰:“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祝文文字与《光武帝纪上》略有不同,“为人父母”,《祭祀志上》作“为民父母”;“群下百辟”,《祭祀志上》作“群下百僚”。《诗·大雅》曰:“百辟卿士。”郑玄注云:“百辟,畿内诸侯也。”“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祭祀志上》作“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

[170]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第502页。

[171]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第502页。

[172]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1页。

[173] 孙家训:《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174] 《资治通鉴》卷四一《汉纪三十三·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第1326页。

[175]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

[176]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4页。

[177] 《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第1092页。

[178]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57页。

[179] 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治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180]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181] 《后汉书》卷二一《李忠传》,第755页。

[182]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2页。

[183]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第760页。

[184] 《后汉书》卷二六《冯勤传》:冯勤曾祖父冯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

[185] 《后汉书》卷一八《盖延传》:盖延归光武前,历任渔阳郡列掾、州从事。

[186]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187]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第760页。

[188]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189] 《后汉书》卷三三《冯鲂传》,第1147页。

[190] 前者,据《资治通鉴》卷四十载:“时真定王刘杨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杨为主’。杨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建武二年春,“帝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之,杨闭城门不内。乃复遣纯持节行幽、冀,所过劳慰王、侯。密敇收杨”。后者,据《后汉书·彭宠传》载:“宠上谒,自负其功,竟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于建武三年自立为燕王,至五年为其苍头所杀。

[191] 崔向东:《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

[192] 《后汉书》卷五二《崔骃附崔寔传》,第1726页。

[193]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5页。

[194] 《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第2015页。

[195] (汉)崔寔撰,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阙题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0页。

[196] 《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第2301页。

[197] 《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第2311页。

[198] 飞燕是继黑山张牛角为首领的,因称张燕,仍以黑山为号。

[199]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第2354页。《后汉书·乌桓传》亦云中平“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第2984页。《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孝灵皇帝下》将“刘虞为幽州牧”系于中平六年二月,“幽州牧刘虞到部,遣使至鲜卑中,告以利害,责使送张举、张纯首,厚加购赏”。当以《后汉书》为是。

[200]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第357页。

[201] (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卷二十五《灵帝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4页。

[202]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第2354页。

[203]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第2984页。

[204]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第2356页。

[205] 《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第2363页。

[206]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第2368页。

[207]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第2368页。 0FQY5bXvtewOsWCLxsmZOrM0PW7xd/TpzbM0QEkdQxSoZ6Hor/LZS9g8ta32uF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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