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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权是在豪族的支持下建立并巩固的，其中南阳、颍川豪族集团、关西（关陇）豪族集团和河北豪族集团的功劳最大，这样东汉初年便形成了三个功臣集团。本来各地豪族支持刘秀，就是为了博取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耿纯在劝刘秀称帝时曾说：
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175]
刘秀也深明此理，渔阳、上谷豪族助其击灭王郎后，他曾表示“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 [176] 。因此，东汉建立后，三大豪族集团的利益得到东汉政权的大力维护，而南阳、颍川集团最受优宠。郭伋为此向刘秀进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177] 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178] ，实际权力掌握在尚书令手中，而尚书令的任用偏重南阳、颍川集团。刘秀在位期间，尚书令共6人，南阳、颍川集团出身的就占3人，河北、关西、广汉各1人。又如东汉初的开国功臣32人中，南阳、颍川集团占21人，河北集团7人，关西集团3人，东莱1人。通过对不同地域的官吏籍贯分布的考察，可以看出不同地域豪族势力的强弱以及中央、地方权力在不同豪族集团之间的分配及其变化。据李泉统计，东汉前期六百石以上官吏，南阳、颍川集团有67人，关西集团有61人（包括河西4人），以蓟州为主的河北集团有23人。 [179] 这反映了不同地域的豪族与政治权力结合的程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中期，说明东汉政权被这三大豪族集团所把持。
幽、冀豪强虽然难以与南阳、颍川集团比肩，但作为东汉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中央政权中举足轻重。
河北豪族的支持，是刘秀复兴汉室的最重要原因。刘秀在冀州初起时，河北地区的豪族几乎都归附了王郎，成为刘秀在河北发展的最大敌人。“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刘秀到处遭受地方豪族的攻击。例如，刘秀进住鄗城传舍，大姓苏公反，开城门接纳王郎部将李恽。幸亏耿纯及时发觉，“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 [180] 。刘秀派李忠进围钜鹿，“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李）忠母妻” [181] 。刘秀北徇蓟地，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响应王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刘秀急忙南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 [182] ，被困滹沱河，险些丧命。
刘秀深知要想在河北立足，就必须争取地方豪族的支持。刘秀利用种种手段分化王郎集团，用联姻方式拉拢归属王郎的真定豪族，娶真定“田宅财产数百万”的著姓郭昌女为后。郭氏是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此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刘）植说扬，扬乃降”。刘秀因此得以“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183] 。刘秀还用劝说、利诱等种种手段争取到了钜鹿、真定、渔阳和上谷等地豪族的支持。当时投靠刘秀的豪族大姓有钜鹿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的耿纯，钜鹿昌城（今河北冀州区西北）的刘植，上谷“世为著姓”的寇恂，代郡士族苏竟，魏郡繁阳冯勤出身世官之家 [184] ，赵国大姓张况，渔阳盖延 [185] ，渔阳狐奴令王梁等。河北豪族的武力构成刘秀战胜王郎的力量。如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甚至连“老病者皆载（棺）木自随”。并“燔烧屋室”，断绝“反顾之望” [186] 。刘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 [187] 。同时也有财物方面的支持，如耿纯投刘秀，“献马及缣帛数百匹” [188] 。还有社会舆论的支持，豪族在地方社会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王莽末，四方溃畔，冯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 [189] 。乡里小农在动乱时难以自保，不得不投靠豪族，寻求庇护。豪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乡里小农的投向。刘秀正是获得了豪族的多方面支持，才得以很快击败王郎，立足河北，实现建立东汉的大业。
对于三大豪族集团，刘秀尽量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幽、冀地区的豪强力量也曾和南阳、颍川的豪强力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先后发生了光武帝刘秀杀真定王刘扬和彭宠反刘秀的事件 [190] 。东汉政权刚刚稳定，南阳豪族便提出要更换皇后和太子。建武十七年（41），刘秀迫于南阳豪族的压力，废皇后郭氏，以冠冕堂皇的借口立南阳阴氏为皇后，接着又废皇太子。在河北豪族与南阳豪族的权力争斗中，南阳豪族占了上风，幽、冀豪强地位下降。但刘秀杀刘扬后仍封其子刘得为真定王，废郭后以后，还徙封其弟郭况于“大国”，对郭家仍恩宠不衰。《后汉书· 皇后纪》载：刘秀“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郭）况家为‘金穴’”。明帝继位，“（郭）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数授赏赐，恩宠俱渥。礼待阴、郭，每事必均”。看来，废郭后是在南阳豪族的压力下，刘秀不得不在河北豪族和南阳豪族之间做出的痛苦选择。完全从郭皇后的个人因素来说明其废立的原因，显然是不客观的，掩盖了围绕权力之争的政治动因。 [191] 幽冀豪族在刘秀政权中的地位虽已下降，但仍是重要的。这种下降也是和全国统一后幽冀豪强在全国范围并非很重要的这一情况相适应的，而他们也基本上安于这种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