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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经营河北，是东汉史的大事，论者颇多。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张启琛《汉光武帝传》、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臧荣《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曹金华《汉光武帝刘秀评传》及安作璋与孟祥才《汉光武帝大传》等著作中均有对刘秀经营河北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黄留珠的《刘秀传》，以一章的篇幅论述刘秀经略河北的发展状况。参阅以上著述，颇受启发，参考之处，恕不一一征引。 [142]
地皇四年（23）二月，绿林军拥立汉皇族刘玄为帝，建号更始。五月，刘演攻占宛城。六月，更始帝刘玄入都宛城，刘秀在昆阳（治今湖北叶县北）大败王莽主力军。更始政权忌惮刘演和刘秀迅速增长的威望，杀害了刘演。刘秀强忍悲痛，悲愤不形于色。为了解除更始帝的猜忌，刘秀从父城驰赴宛城谢罪，绝口不提昆阳之功，不敢为刘演服丧，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刘秀如此委曲求全，既是为了顾全大局，更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更始帝见刘秀如此谦恭，不免有几分自愧，“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此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为尚书，父子当权，冯异劝光武帝“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 [143] 。九月，王莽败亡，更始政权迁都洛阳，更始帝分遣使者巡抚各郡国，建立更始新朝廷的各级地方政权。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官员心存观望，并未归附更始政权，还有铜马等数十支互不相属的义军。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天水隗嚣、巴蜀公孙述等诸多割据势力存在。更始帝分遣使者巡抚各郡国，建立更始新朝廷的各级地方政权。
更始元年（23）十月，更始帝刘玄同意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黄河，到河北收复各郡县。选择到河北发展，显示出刘秀敏锐的政治眼光。就地缘位置而言，河北非常适合刘秀在此立业。河北地区依山靠河，形势稳固，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可资利用。进有所据，退有所守，实为创业的良好基地。再从当时全国的地缘格局来看，东方的赤眉军与西方的绿林军力量都很强大，而且都控制着一定的势力范围。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推翻王莽政权后也无法调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原势必成为主战场，洛阳、长安更是两强必争要地。而河北远离斗争中心，尽管也有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但分布零散，势力较弱，且各不相属。刘秀进据河北，一方面可以脱离更始帝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河北为根据地，凭借汉宗室的身份和昆阳大捷的威望兼并群雄，收抚河北，扩张势力，待机南下。
更始帝虽然同意刘秀北上，但对他并不放心，跟随刘秀在舂陵起兵的宗亲故旧全部被留下。刘秀出使河北，手下没有一员重要将领，只有用于封赏的官衔，没有军马粮饷，势单力薄，困难重重。不过，这时的河北也有对刘秀比较有利的情势。首先，王莽政权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河北地区的实际控制力，更始政权派使者韩鸿到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两郡都积极表示接受更始的册封。其次，河北地区有一些残留的刘氏皇室势力，各自拥兵数千至数万不等，互不相辖，这些观望时势以定归属的势力易于争取。其次，当时河北虽然大小农民起义军众多，有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数十支，人众多达数百万，但力量非常分散，始终没有像赤眉、绿林那样形成比较统一的指挥，因而未能成为影响整个河北政局的决定性力量。
刘秀初到河北时，主簿冯异觉察到刘秀与更始政权最终必然分手，建议他利用独当一面的机会，尽力争取民心。刘秀所过郡县，会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能力德行，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这些措施赢得百姓拥戴，“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144] 。这时，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邓禹千里迢迢赶到邺城追随刘秀。他向刘秀分析了天下形势，四方分崩离析，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刘秀欣然接受，以邓禹为腹心，“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145]
刘秀到邯郸时，故赵缪王之子刘林建议：“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 [146] 刘秀没有采纳这个祸及百姓的馊主意。这时，邯郸卜相者王郎，自称是汉成帝刘骜的私生子刘子舆，与刘林关系深厚。刘林和赵魏豪侠往来密切。更始元年（23）十二月，刘林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人拥立王郎为天子，以邯郸为都。王郎“分遣将帅，徇下幽、冀”，并颁发檄文，宣称王郎是真命天子，各种反莽势力都应该尽快汇集到真命天子旗下。王郎准确地把握住了“人心思汉”的形势，这道檄文收效十分显著。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邯郸附近各郡国。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附。
面对“新盛”的王郎，刘秀决定继续“北徇蓟（北京西南）”，以暂避其锋芒。更始二年（24）正月，刘秀到达蓟城。这时，王郎悬赏十万户捉拿刘秀的檄文也到了蓟城。故广阳王子刘接也在蓟城起兵响应王郎。刘秀被迫出逃，沿途历经困苦，经芜蒌亭（今饶阳县东北）、饶阳、下曲阳（今晋州市西）过滹沱河，南至信都（今河北冀县）方才得到接应，脱离了险境。此时，河北地区只有信都太守任光、和成（原钜鹿郡，王莽改为和成郡，治下曲阳）太守邳彤心向汉室，不肯归附王郎。在这里，刘秀最终确立了“略定河北”的地缘战略思想。他召集众人商讨今后进退之策，多数人主张依靠信都的军队护送他西返长安，往依更始帝。和成太守邳彤力排众议，反对西归。他向刘秀恳切陈词：
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 [147]
邳彤的这一番话非常精彩，切合当时当地的实情。刘秀最终听取了邳彤的意见，决心留在河北，徐图发展。他与任光、邳彤合谋，征发附近诸县兵壮，相继攻占堂阳（今河北新河北）、贳县（今河北辛集市西南），获得立足点，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壮大。所以信都成为刘秀河北创业的最初根据地。
此后，又有昌成（今河北冀州区西北）、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的民众开城归附。刘秀又北进占领了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流散的部下逐渐汇合，军队发展到数万人。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纷纷归附刘秀，大大增强了刘秀统一河北的实力。
刘秀挥师北上进击中山国，攻克其首府卢奴（治今河北定州）。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刘秀极为不利的意外变故，真定王刘扬归附了王郎。刘扬是汉景帝的七世孙，拥有十几万大军，在刘秀与王郎的较量中，举足轻重。刘秀处变不惊，派刘植前去争取刘扬。刘植不仅马到成功，还获得意外之喜。为了表示彼此信任，双方联姻，刘秀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刘秀与郭氏结亲，表明他同河北地区的王族势力、地方豪强势力的进一步结合。此举成为刘秀最终战胜王郎进而实现统一的重要阶级基础。
刘秀移檄边部，号召共击王郎，得到各郡县的普遍响应。刘秀军“进击元氏（今元氏东北）、防子（又作房子，今高邑西南），皆下之。至鄗（今高邑东南），击斩王郎将李恽” [148] 。在柏人（今河北内丘东北）大破王郎大将李育。刘秀又得到上谷太守耿况（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太守彭宠（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的支持。上谷、渔阳联军一路南下，沿途“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 [149] 。这时，更始政权也派尚书令谢恭率六将军来征讨王郎。刘秀和谢恭合军围攻钜鹿，“月余未下”。便采纳耿况建议，留下将军邓满继续与钜鹿太守王饶对峙，亲率大军向邯郸进发。刘秀大军抵达邯郸，双方多次交战，王郎均遭失败。更始二年（24）五月，王郎集团内部生变，少傅李立打开城门投降刘秀，王郎在逃亡途中死去。至此，刘秀在河北最强大的对手王郎集团终于彻底覆灭了。
刘秀之所以能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由小到大，多次转危为安，迅速发展成为河北各路军的首领，击败强盛一时的王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赢得人民拥护。注重提拔能体贴民情的人为将帅，褒奖严明军纪的官吏。第二，刘秀特别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一致对敌。刘秀的胜利，也是河北地区大族和地方武装大力支持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后文有具体的分析。第三，王郎的种种失误，是刘秀获胜的另一原因。王郎诈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 [150] 。名不正言不顺，欺骗难以持久。尤其是王郎只凭威势压人，以武力胁迫河北各地的势力屈服，这些人并非真心归服，如刘植、耿纯、刘扬等有着左右局势的重要人物后来都转投了刘秀。
消灭了王郎，刘秀基本上控制了河北诸郡，建立了北起上谷、渔阳，南到黄河以北，以邯郸为中心的统治区。这是他此后与群雄抗衡、廓清宇内的重要基础。河北是当时比较富饶的地区，兵强马壮。所以耿弇对刘秀说：“今定河北，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 [151] 铫期也向刘秀建言：“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众，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天下谁敢不从？” [152] 是时，南阳有民谣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153] 充分说明了河北在群雄逐鹿天下中的重要性。
此时，刘秀还有几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河北的形势尚未稳定，只能说奠定了统一河北的基础，在河北各地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和地方豪强武装，严重影响刘秀对河北地区的经营。第二，谢躬所率数万更始军来到河北，名为“助击王郎”，实际上主要任务是监视和牵制刘秀。在共击王郎时，刘、谢虽能并肩作战，但很快便貌合神离，“虽俱在邯郸”，却“分城而处” [154] 。第三，消灭王郎，刘秀实力大增，但要统一全国，兵力仍然不足，必须进一步扩充实力。
更始帝刘玄得知王郎覆亡的消息后，担心刘秀在河北坐大，更始二年（24）五月，遣使封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与有功诸将同去长安。同时，任命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密令各州郡不要听从刘秀的调遣。刘秀洞悉刘玄的用心，借口“河北未平”，接受萧王爵号，却不赴长安。从此时起，刘秀开始二心于更始政权。
这时，长安政治混乱，各地纷纷背叛更始政权。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攻占郡县。
刘秀派遣吴汉、耿弇，杀掉更始帝任命的幽州牧和渔阳、上谷太守，征发幽州十郡兵，进击河北地区的铜马等起义军。
不久，刘秀又在邺城袭杀更始派来的尚书谢躬。从此，更始之力不复及于河北，而刘秀则专心用兵幽冀。此时，赤眉军正西入长安，刘秀对河北的义军恩威并施，“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卒分置诸将，收服铜马、高湖、重连诸部，刘秀的兵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一支人数众多、强悍善战的武装，因为铜马部成为其重要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以致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这支部队跟随刘秀东征西讨，为统一全国贡献了重要力量。
建武元年（25）春正月，平陵（昭帝陵，因以为县。故城在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方望见更始政权政治混乱，判断其必败，于是聚集了数千人，拥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方望拥立孺子婴，是想以汉室为号召。起事前，他对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弓林等说：“前定安公婴……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 弓林等以为然，派人在长安找到孺子婴，带他到临泾（治今陕西泾川北）立为天子。更始帝刘玄派遣丞相李松和讨难将军苏茂等击杀刘婴。
秦并诸侯，一统天下，置钜鹿郡而鄗隶焉。汉兴置鄗县，属常山郡，城在今治北二十二里。又分置柏乡县为侯国，属钜鹿郡。冀州刺史领之。东汉光武即位鄗南。建武初改称高邑，属常山国，置冀州治于此。
刘秀平定河北，在部下的四次劝进后，终于同意称帝。论析这四次劝进，可以深化对刘秀和东汉建国史的认识。
1.温县大捷，马武劝进
割据势力不仅拥立汉朝宗室，有些势力强大的割据势力，公然撇开汉朝宗室，自立为帝。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光武帝北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治今河北元氏西北），追至右北平 [155] ，连破之。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徐水之别名）、安次（今河北安次西北），又派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潞（今山西潞城东北东），及平谷（今河北平谷东北），大破灭之。《后汉书·耿弇传》云：“斩首万三千余级。”
更始帝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东观记》“侨”作“矫”），率兵号称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 [156] 。
光武帝准备北取燕、赵，因为魏郡、河内没有遭遇兵乱，并且城池完好，仓库充实，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以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领二郡的军队驻守黄河北岸，与寇恂合力，以抵御朱贿等率领的更始军。刘秀兵发燕、代。寇恂发送文书命令所属各县，练兵习射，砍伐淇园的竹子，制成一百多万支箭，养马两千匹，收租粮四百万斛，转送给前方的军队。
朱鲔闻知刘秀北上而河内空虚，派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带兵三万余人，渡过巩县黄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 [157] 旦日合战，偏将军冯异派来的救兵和河内郡诸县兵及时赶到，兵马四方云集，幡旗蔽野。寇恂大破苏茂军，斩其将贾强。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
温县大捷后，诸将纷纷向刘秀祝贺，并趁势劝进上尊号。此时，在长安的更始政权政局混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 [158] 刘秀的部下马武首先提议说：
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 [159]
此时，更始政权尚存，更始帝尚在，马武称“天下无主”，是刘秀部下已不承认更始政权的表现。马武劝刘秀应当即尊位以稳定众人的思想，现在执意谦逊退让，可能会丧失争夺天下的良机。名位和尊号不明确，说谁是贼都可以，四处奔波征战，目标是什么呢？马武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在刘秀经营河北的过程中，一个以南阳、河北豪强为基础的军事集团，逐渐紧密地围绕在刘秀周围，成为刘秀称帝的坚强后盾。更始帝刘玄昏庸，占据长安后，丝毫没有表现出号令天下的能力。各地割据势力纷纷与更始政权对抗，自从更始二年（24）王郎在邯郸称帝后，其他地方割据势力称帝的越来越多。此时，刘秀以河北为根本的目的已经实现。据有河北和河内，已可保证刘秀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继续发展，占据一方称帝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刘秀在河北、河内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这些豪强之所以全力支持刘秀，是因为他们看到刘秀有卓越的才能，希望刘秀能夺取天下，日后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可是，刘秀在平定河北后，对于部下要求他称帝的建议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他重点关注的是自己军事力量的发展和荡平“寇贼”，对部下要求他“正号位”，他最初是拒绝的。
刘秀城府很深，心中所想，从不轻言。他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汉室江山，有朝一日荣登九五。但是，不到时机成熟，刘秀绝不轻易吐露自己的想法。当他听完马武的高论，故作吃惊说道：“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马武回答：“诸将尽然。”尽管众将都是这样想，但刘秀仍然认为时机未到，让马武去做众将领的思想工作，不要再劝进了。
光武帝北击尤来、苏茂攻温、诸将议上尊号，《光武帝纪》载于建武元年（25）正月方望立刘婴为天子之后，四月公孙述称天子之前；《资治通鉴》载于四月之后，光武称帝之前，与《寇恂传》《冯异传》叙事顺序相符。王云度先生《秦汉史编年》从《资治通鉴》，可从。
2.中山、南平棘两次劝进
（1）众将劝进。刘秀剿灭尤来等军，五月，从蓟城回师，过范阳，命收葬吏士死者。军队到达中山（治今河北正定），诸将二次劝进，所上奏文写道：
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 [160]
这篇奏文，先骂王莽，继斥更始，中心则是颂扬刘秀，说他如何三分天下有其二，武力如何强大，文德如何盖世，劝他为社稷和百姓着想，尽快称帝。奏文词意十分恳切，真实地表达了众将拥戴刘秀为帝的迫切心情。但是，这次劝进仍然没有成功。
军队行进到南平棘（今河北赵县，故城在县南），诸将再次极力请求刘秀称帝。刘秀又拒绝了，“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 [161] 。
（2）耿纯之谏。刘秀认为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在短期内平定天下，贸然称帝会招来敌对集团的反对，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想法体现了他谨慎稳重的性格，但是他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深入地分析“正号位”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意义，尤其是没有考虑到随其浴血征战的豪强阶层一再劝进的个人利益所在。刘秀的部将耿纯及时提醒他说：
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162]
大意是说，士大夫们别亲戚，离故土，追随大王拼杀奋战，目的就是想攀龙附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如今大功即将告成，天人都有应验，而大王您却犹疑不定，不肯登基称帝，我担心士大夫们在望绝计穷的情况下，会离您而去，不再苦苦痴心等待。众人一旦散去，很难再度聚合。时机不能挽留，众人的意愿不可悖逆。
《后汉纪·光武帝纪三》李熊说公孙述之言，与耿纯之言类似。“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号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知。”赤眉军进至华阴。方望的弟弟方阳怨恨更始杀死其兄长，游说樊崇等自立，也采用了同样的说辞：“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盗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等以为然。六月，遂立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后汉书·耿纯传》“无为久自苦也”，说得比较委婉，不如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三》所言“无从大王也”直接明白。耿纯此忧不是危言耸听，是其对当时社会实际经历的总结。《耿纯传》云：“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欣、宿归烧其庐舍。”耿纯一心追随刘秀，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从其经历可知刘秀部下的志向就是攀龙附凤，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他“从平邯郸，又破铜马。时赤眉、青犊……十余万众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将击之。纯军在前，去众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努，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驰骑白世祖。世祖明旦与诸将俱至营……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乃以纯族人耿汲为蒲吾长（蒲吾，县名，属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灵寿县南），悉令将亲属居焉。”
耿纯的建议情真意切，刘秀听了深受触动，使他认识到了称号为帝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在河北大体平定的形势下，如果再不及时称帝，就会失去河北地方豪强的支持，也会动摇随其他征战的南阳、河北豪强军事集团。刘秀决定改变缓称帝的计划，答复耿纯：“吾将思之。”
3.《赤伏符》与第四次劝进
面临割据势力或拥立汉朝宗室，或自称为帝的形势，“正名号”对刘秀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利用当时人们对谶言的迷信，证明刘秀即皇帝位的合理性，成为促使刘秀尽快称帝的最佳手段。
（1）强华献《赤伏符》。刘秀的军队走到鄗（今河北高邑）县，他年轻时在长安太学学习的同舍生颍川人强华，从关中送来了《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句谶言的一、二句是说，刘秀举兵征伐无道之人，四面八方豪杰云集，群龙争斗于神州大地，人人都想当皇帝。第三句较隐晦。隐含的意思，据唐人李贤解释说：“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看罢李贤的解释，难免会有疑问：“二十八”怎么就变成了“二百二十八”呢？其实，谶语就是具有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特点，这样才便于阐发微言大义。刘秀是对谶言极其迷信的人，当然对此深信不疑。
众人知道，刘秀笃信谶纬符命。当年他起兵反对王莽，就是听了李通所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之后，才下定决心的。他之所以迟迟不肯称帝，并非不愿意当皇帝而是在等待最佳时机。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当皇帝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已经具备，但他认为还缺少天命符应的舆论支持，他还需要继承汉室皇统的合法性说辞。老同学强华献《赤伏符》，犹如及时雨，正好满足了刘秀的这一政治和精神需要。刘秀对于“正名号”的考虑比群臣全面深刻，千年以后，仍有对于刘秀在此时自立为帝的质疑，可见刘秀的审慎并非多余。袁宏《后汉纪》清邵长蘅序说：“宏纪其自所撰集，故论犹放纵。光武即位于鄗，而宏以为更始尚存，不宜自立。” [163]
（2）群臣第四次劝进。《赤伏符》的出现令劝说刘秀尽快登基称帝的群臣大喜过望。群臣于是借《赤伏符》中的说法第四次劝刘秀称帝。他们说：
受命之符，人应为大，谓强华奉《赤伏符》也。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 [164]
大意是说，承受天命显现的符瑞，以有人事应验最为重要，现在强华前来献符，万里之外的物象与符命相合，众人的心意不谋而合，即使是当年周武王白鱼跃舟的符应，也无法与此相比；现在万民之上没有天子，四海之内混乱不堪，符瑞的应验，显露得那么明白，您应该用登基的实际行动来回应天神降下的吉兆，满足众人的渴望。群臣这次劝进借助了上天的力量来说服刘秀。
刘秀即皇帝位，既符合众望，又应验符命。这时占据长安的更始政权尚在，更始帝刘玄以汉朝宗室的身份称帝。刘秀有了《赤伏符》作依据，称帝与长安的更始政权争夺天下，也就名正言顺，没有顾忌了。所以，《赤伏符》的炮制问世，既为刘秀继承大统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同时，也加快了刘秀称帝的步伐。诸将在此时奏请他称帝，可谓水到渠成；奏文中对于献符一事的说解发挥，正中刘秀下怀。他心中的喜悦，自不待言。既然上天让我刘秀当皇帝，刘秀岂敢不应上天之命？于是命有司在鄗县城南千秋亭五成陌修建即位拜祭的坛场 [165] ，筹办登基大典。
素来谨慎的刘秀并未沉醉于得到《赤伏符》的喜悦之中。《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刘秀令冯异到鄗城晋见，向他了解四方的动静。冯异奏告：更始所封淮阳王张卬、穰王廖湛、随王胡殷反叛。更始帝欲杀张卬等人，张卬等遂勒兵抢掠长安东西市，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现在“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回答说：“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冯异立即离开座席再次拜贺说：“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 [166] 冯异于是与诸将商议决定，给刘秀上尊号。
4.汉光武即位千秋亭
更始三年（25）六月己未（22日） [167] ，刘秀即皇帝位典礼正式举行。首先“燔燎告天”，就是燃柴祭祀上天。接着举行了“禋于六宗，望于群神” [168] 的仪式，表示自己成为上天认可的天子。这些祭典完成后，开始宣读“祝文”。祝文曰：
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169]
这篇祝文，实际是把诸将群臣几次劝进的言辞和《赤伏符》谶文，用更系统更简洁的语言综述了一遍。讲述天地神祇如何授命于刘秀，让他做百姓之主；讲刘秀兴兵反莽，平定天下，功劳如何之大，完全有资格承继汉统，而显示上帝旨意的谶记又证明了刘秀为天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他虽然再三谦让推辞，但天命不可抗拒，这样他才不敢不敬承天命，登基做了皇帝。祝文宣读完毕，接着又宣布新皇帝的新年号——“建元为建武”，并“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至此，登基典礼结束。
刘秀的告天祝文，陈述自己从起兵反抗王莽以来的功绩，引证谶语，主旨是说明他即皇帝位的合理性，公开声明要平定全国。所以这一祭天祝文，成为刘秀要统一天下的宣言。从此，东汉王朝正式建立，刘秀成为东汉“中兴”之主。
建武二年（26）春，刘秀手下将领彭宠起兵反汉。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父亲在西汉哀帝时曾担任过渔阳太守。彭宠年轻时在郡中做小吏，后逃亡至渔阳。更始政权成立后，被任命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刘秀到河北后，彭宠在吴汉等人劝说下，于更始二年（24）与上谷太守耿况“结谋共归”，“发步骑三千”支援刘秀，“转粮食，前后不绝” [170] ，为击败王郎立下大功，刘秀承制封他为建忠侯，赐大将军号。但是，消灭王郎之后，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 [171] ，逐渐对刘秀产生不满。尤其是在刘秀称帝以后，原为彭宠部下、受彭宠之命率军援助刘秀的吴汉、王梁，均荣任三公，而彭宠却官无所加，遂怏怏不得志。加之他与幽州牧朱浮不和，朱浮多次向刘秀谮构彭宠罪名，使彭宠“益以自疑”，终于在建武二年（26）公开叛汉。
彭宠之叛引起连锁反应。建武三年（27）三月，涿郡太守张丰也反了，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这两支叛军联合起来，给刚刚建立起的光武帝的东汉政权以很大的威胁。刘秀的主力无力北顾。直到秋天，才派游击将军邓隆率军援救朱浮。彭宠派轻骑袭击邓隆，朱浮军相距太远，来不及救援，邓隆大败。朱浮困守蓟城，直至“城中粮尽，人相食”，“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朱浮逃出蓟城，“仅以身免” [172] 。彭宠占据蓟城，自称燕王。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同时与北方的匈奴勾结，借兵为助，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军，同南方、东方的割据势力勾连在一起。
建武四年（28）五月，刘秀派朱佑、耿弇、祭遵、刘喜等率军讨伐涿郡的张丰。在刘秀军的猛烈打击下，张丰内部发生变乱，他被部下擒送祭遵。此时，围剿彭宠的汉军步步向渔阳逼进。彭宠派弟弟彭纯引匈奴兵进攻祭遵等屯驻之良乡、阳乡。耿况命其子耿舒突袭匈奴兵，斩两王，迫使匈奴及彭宠军退走。
孙家训认为，彭宠之叛，非其初衷，而是因为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刘秀从缓处理彭宠之叛的原因，可能是其彰显道德战略和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 [173] 彭宠的叛乱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纲领，连欺骗人的口实也没提出来，人心不固，连奴仆也怀有二心。建武五年（29）二月，彭宠的苍头（奴隶）子密及小奴二人将彭宠及其妻子杀死，向汉军投降。彭宠死后，尚书韩立等又立宠子午为王，不久国师韩利认为继续对抗没有前途，于是又斩彭午，向祭遵投降。渔阳之乱终于平定。
鉴于渔阳在北方边地的重要性，刘秀任命郭伋为太守。郭伋没有辜负刘秀的信任，到任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远迹。在职五年，户口増倍” [174] ，为渔阳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