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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反秦，起义烽火迅速遍及全国。八月，陈胜令武臣、张耳和陈馀领兵进攻赵国故地。攻下邯郸之后，武臣在张耳、陈馀的鼓动下自立为赵王，封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武臣不听陈胜命令，乘机扩大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派部将韩广夺取燕地，李良攻占恒山郡（治今正定南），张黡攻取上党郡。韩广攻占燕地后，燕国的旧贵族和豪强大族支持韩广效仿武臣自立为燕王，以蓟为都城。这样，河北地区就形成了燕、赵南北割据的格局。
数月之后，武臣的部将李良叛变降秦，袭杀武臣，河北地区的反秦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张耳、陈馀又拥立赵公子歇为赵王，以信都为都城。不久，陈馀击败来犯的李良，赵军又收复了邯郸。
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秦将章邯大破赵军，赵王歇和赵相张耳困守钜鹿城（治今平乡西南）。秦将王离、苏角、涉间领军20万急攻钜鹿。赵将陈馀率数万军队驻扎在钜鹿城北，不敢出战，派人赴楚、燕、齐求援。各路诸侯的救兵屯积钜鹿城下，但都不敢击秦。楚怀王派上将军宋义和项羽救赵。宋义怯战不前，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引兵救赵，大破秦军，章邯降楚。项羽担心降兵生变，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钜鹿之战，秦军主力丧失殆尽。
项羽入关后，重新安排全国的政治格局，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了18个诸侯王。这种分封，实际上是对受封诸王占领区的承认。受封于河北的有：燕将臧荼为燕王，据今河北北部，都蓟县（治今北京西南）；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辖燕故地东部（部分在今河北）；封赵相张耳为常山王，据有今河北中部和山西中、东部部分地区，都襄国（治今邢台西南）；徙故赵王歇为代王，予赵地所辖代郡，据有今河北北部，都代（治今蔚县）。秦的郡县制被打破，但项羽并没有分县立郡，封域内郡县的设置仍依秦旧制。
钜鹿之战后，陈馀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不得封王，张耳、陈馀反目成仇。陈馀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占领赵地，又迎立赵王歇为赵王。赵王歇立陈馀为代王，兼赵相。原燕王韩广被改封为辽东王，不愿赴任，被新燕王臧荼攻杀，属地也被臧荼兼并。汉高帝三年（前204）十月，刘邦派韩信、张耳率兵三万北举燕赵，赵王歇与陈馀聚兵井陉口迎战。韩信背水为阵，大破赵军。破赵以后，韩信又用李左车之策，缓兵不进，休养士卒，派辩士到燕地向燕王臧荼晓以利害。臧荼审时度势，决定弃项归刘，于是燕地从风而靡。项羽几次派兵北渡黄河攻赵，都被韩信、张耳击退。韩信平定河北地区，大大加快了刘邦战胜项羽、重新统一全国的进程。
在楚汉战争呈胶着状态时，燕人曾出骑兵“枭骑”助汉击楚。燕人出骑兵助汉，对刘邦战胜项羽具有重要意义。汉王四年（前203）秋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 [1] 。荥阳（治今河南荥阳东北）之战胜利后，灌婴所部骑兵多次奉命打败项羽的骑兵，曾经迂回楚军后路，绝其粮道；至齐地追杀齐相田横至嬴、博（治今山东泰安东南）、千乘（治今山东高青东南）；渡淮击楚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攻克临菑、彭城（治今江苏徐州）等重镇，杀楚大将司马龙且、薛公，虏柱国项佗、亚将周兰、车骑将军华毋伤，前后斩杀楚楼烦将17人。在楚汉垓下（治今安徽灵璧东南）决战中，追歼项羽于东城。将帅五人共斩项羽，皆赐爵列侯。此后，灌婴又率这支骑兵渡江破吴，还定淮北。西汉建立后，灌婴为车骑将军，击破燕王臧荼，擒楚王韩信，击韩王信于代，从击陈豨于曲逆（治今完县东南），破黥布于淮北，北击匈奴，纵横南北，屡立战功。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撰写《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的目的：“镇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的目的。张、陈二人所处的赵国在秦汉之际的军事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张、陈二人在建立、发展赵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反秦起义初期，反秦力量强大的地区主要有三处：一是梁、楚（今河南东部和安徽、江苏北部一带），代表人物先后有陈胜、项梁、项羽、刘邦等；二是齐国（今山东中部一带），代表人物先后有田儋、田荣等；三是赵国（今河北南部），以武臣、张耳、陈馀等为代表。司马迁在《张耳陈馀列传》中记载了多则耐人寻味的进言与纳谏史事，这些进言与纳谏、拒谏活动在赵国的兴亡更替和反秦斗争中产生了重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我们分析总结。
1.张耳、陈馀两谏陈胜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起义军攻占陈县（治今河南淮阳），军队迅速扩充到几万人。大梁人张耳和陈馀求见陈胜。张、陈是“魏之名士”，声名远播，秦廷曾悬重金“求购”。陈胜及其亲信“数闻张耳、陈馀贤”，虽然未曾谋面，“见即大喜” [2] 。
陈地的豪杰父老劝说陈胜为王，理由是：将军“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复存，使断绝的子嗣得以延续，这样的功德，应该称王。况且还要“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 [3] 。
陈胜征求陈馀、张耳的意见。二人为陈胜设计了“据咸阳以令诸侯”而成帝业的方略。
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4]
陈馀、张耳认为，陈胜刚刚打到陈地就称王有些不妥，2022/4/25这样做会在天下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私心。希望陈胜尽快率兵西进，派人拥立六国的后代，作为自己的党羽，增加反秦势力。反秦势力越多，秦朝的力量就越分散；陈胜的党羽越多，兵力就越强大。这样，就可以迅速推翻暴秦，占据咸阳，号令诸侯。“以德服之”，最终成就帝王大业。如果只在陈地称王，恐怕天下诸侯就会斗志懈怠而不跟从了。
陈胜反秦天下响应，是因为他的义举反映了人们推翻暴秦的共同愿望。只有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共同利益，才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完成反秦大业，赢得至尊地位。如果急于在陈地称王，难免有谋求一己之私的嫌疑，在义军中开创追逐私利的先河，涣散人心，影响反秦大业。可惜陈胜的目光看不到这么深远，没有听从张耳、陈馀的意见，自立为陈王。
对于张耳、陈馀劝陈胜不要急于称王，自古以来的评论褒贬不一。虽有否定批评之语，但以肯定者居多。范增在向项梁分析陈胜失败的原因时说，秦灭六国，楚人的仇恨最深，人们至今还怀念冤死于秦国的楚怀王，所以，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陈胜败固当。” [5]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范增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明初著名史学家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说：张、陈“两人劝涉毋即自王而遣立六国后，以益秦之敌。此首事之善计，而涉不听。所卒之为赵、为燕者，纷纷自立，而天下由此遂解。涉之不能成帝业者，由此” [6] 。王维桢也认为：“二人之见诚高，惜陈涉不用耳。” [7] 清人何焯云：“郦生说汉王立六国后，张良以为谏，至石勒以为此法宜失。张耳、陈馀说陈涉立六国后，当时不从，以为失策，何也？盖陈王初起，虑在亡秦而已，法宜树党。汉方与项争天下，又立六国，反而不可，一是树敌也。” [8]
张耳、陈馀不是甘居人下之辈，陈胜急于称王，让他们觉得陈胜难成大事，在他手下难以施展抱负，决定离开陈胜，另谋发展。于是向陈胜进言：大王调遣梁、楚的军队向西挺进，当务之急是攻破函谷关，来不及收复黄河以北的地区。“臣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 [9]
陈胜采纳张耳、陈馀的建议，同意北伐赵地，但并不信任他们，就指派自己的老相识武臣为最高指挥官，以邵骚为护军，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拨给的军队只有区区3000人，是陈胜派出的几支方面军中人数最少的。陈胜没指望他们能攻占多少城池，主要目的是分散秦军的注意力。就是这支最不受重视的军队却成就最大，这是陈胜所始料未及的。
2.蒯通智谏范阳令和武臣
武臣的军队很快发展壮大到数万人，自号武信君。武臣军攻克赵国十座城池，其余的秦朝守城将领全都据城坚守，不肯投降。于是武臣向东北进军，攻打范阳。范阳人蒯通见秦朝大势已去，灭亡指日可待 [10] ，为使家乡免遭战争蹂躏，充分发挥自己纵横家的才能，先游说范阳令徐公向武臣的起义军投诚，又劝说武臣对范阳令以礼相待。《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详细记载了蒯通的这次游说活动。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班固将上面的内容移入《汉书·蒯通传》，文字基本相同，略有改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一句，《汉书·蒯通传》改作“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荀悦《前汉纪·高祖纪卷一》同《汉书》。《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亦同《汉书》，“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在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此时武臣军才攻占赵地十座城池，尚未抵达燕地，说燕地之城不战而降，不合情理。八月，武信君武臣在邯郸自立为赵王，之后才“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11] 。因此，当以《史记》所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为是。降归武臣的三十余城是赵地的，没有燕地。
战国是纵横家最风光的时代，蒯通和郦食其、陆贾等人一样，属于战国纵横家的流裔。他们的特长在于外交折冲，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蒯通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政治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很好地揣摩出了被游说者范阳令徐公和武臣的心理，以利害得失打动他们的心灵，说辞极具针对性。范阳令守城不降的原因，可能正如蒯通所说，他在做范阳令的十年里，“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既担心孤城难守，又害怕范阳百姓趁乱起事，响应武臣，危及自己性命。闻听蒯通有“转祸为福”的良策，自然言听计从。武臣正在筹划攻克范阳的良策，听到蒯通有“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的妙计，也是欣然恭听。不战而屈人之兵，传檄而定千里，乃用兵之上策。趋利避害是人的共性。告之以害，能警醒对方，征服对方，使其听取意见。
凌稚隆曰：“范阳少年未必有是谋也，（蒯）通既假之以恐范阳令，复假之以悦武信君，通亦辨士之雄哉！” [12] 钟惺说：“蒯通说范阳令与武信君，两路擒纵，虽是战国人伎俩，然交得其利，而交无所害，不是一味空言祸人。” [13] 清人姚苎田认为，“蒯通明于事机，与战国倾危之士绝异，矢口吊贺并至，善于耸动”。“为范阳令及武信君谋，片语之间，免却千里兵戈惨祸，文在鲁连之上，品居王蠋之前，非战国倾危者所及也。” [14] 不讲政治、摒弃道德是纵横家们行动的重要特点，蒯通作为纵横家的一员，追求谋主的成功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承认，蒯通一番跌宕起伏的“吊”“贺”游说，获得了一个多赢的结局：范阳百姓免受刀兵之灾，范阳令保全了性命，武臣兵不血刃而下赵地30余城，使更广大的百姓免遭战争涂炭，壮大了这支反秦起义军的队伍和声威，为反秦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武臣纳谏称王，陈胜遣使祝贺
武臣军占领邯郸，张耳、陈馀听说周文西征关中的军队受挫后退。又听说“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军而以为校尉” [15] 。于是张耳、陈馀劝武臣效仿陈胜，在赵地称王。
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
武臣采纳二人的建议，自立为赵王，任用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武臣派人奏报陈胜，陈胜盛怒之下，要杀尽武臣等人的家人，并发兵击赵。陈胜的相国房君劝阻说 [16] ：
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
冷静下来的陈胜认为房君之言有理，杀了赵王等人的家属意义不大，最多是泄一时之愤，如因此与武臣结仇，徒增一强敌，不利于反秦大业，不如妥协。于是听从下属劝谏，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软禁在宫中，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派使者祝贺武臣称王，命其火速调动军队西进关中攻秦，援助周文。陈胜对武臣自立山头的宽容，是顾全大局的正确措施，增援关中也是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但是，此时的陈胜已经不能控制羽翼丰满的武臣，计谋未能奏效。张耳、陈馀识破了陈胜的用意，二人向武臣献策说：
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 [17]
张耳、陈馀认为，陈胜祝贺武臣“王赵”，非其本意，乃权宜之计。楚如灭秦，必然加兵于赵。在赵、楚关系中，当务之急，是发展赵国的势力。赵不应向西攻秦，而应“北徇燕、代，南收河内”，扩充地盘，即使楚胜秦，赵也不惧怕楚。
乍一看，张耳、陈馀关于赵、楚关系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只要赵国强大起来，就不怕张楚的进攻。然而，如果站在反秦斗争全局的立场上来看，张、陈之议不仅短视，而且有明显的私欲。他们将对张楚的提防置于反对暴秦之上，此时，武臣的赵国已经变成与张楚并列的另一反秦政权，与陈胜貌合神离。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一方面是因为陈胜气度狭小，对部属苛察严责，赏罚不当；另一方面，是武臣、张耳、陈馀等人势力大增后私欲膨胀，完全站在与张楚对立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如此，武臣的赵国仍然是反秦的重要力量，只不过将军事打击的目标转向秦朝地方政权，以发展壮大自己为主要目标。这是一种看似精明实则狭隘短视的做法，反秦义军力量的分散和各自为战，有利于秦军的各个击破。
赵王武臣同意张耳、陈馀的建议，不向西进兵增援反秦义军，而是派部将韩广夺取燕地，李良攻占常山，张黡进取上党。
近代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认为张耳、陈馀两谏陈胜的实质都是“为一己计”，可资参考。论曰：
张耳陈馀，号称贤者，实亦策士之流亚耳。当其进谒陈胜，谏胜称王，请胜西向，为胜计不可谓不忠。及胜不从忠告，便起异心，徇赵之计，出自二人，武臣为将，二人为副，渡河经赴，连下赵城，向时之且胜称王者，乃反以王号推武臣，何其自相矛盾若此？彼且曰：“为胜计，不宜称王；为武臣计，正应称王。”此即辩士之利口，荧惑人听，实则无非为一己计耳。始欲助胜，继即图胜，纤芥之嫌，视若仇敌，策士之不可恃也如此。 [18]
4.厮养卒说燕救赵王
韩广的军队攻占燕地，在燕地贵人豪杰的鼓动下自立为燕王。韩广称燕王与武臣自立为赵王的过程和本质几乎完全相同。 [19] 战乱年代，拥有军队的将领一旦势力壮大，即割据称雄者比比皆是。武臣非常气愤韩广的背叛，但“西忧秦，南忧楚”，没有杀害扣留做人质的韩广母亲，率张耳、陈馀向北略地，抵达燕国边界。赵王空闲外出，不小心被燕军抓获。燕国囚禁赵王，要求割让赵国的一半土地，才放还赵王。赵国派去交涉的十几位使者都被杀了，燕国坚决要求拿土地换人。张耳、陈馀为此忧心忡忡，苦无良策。有一个做勤杂的士兵对同宿舍的伙伴说：“我要替张耳、陈馀二公去游说燕军，和赵王一同坐着车回来。”同伴们认为他吹牛，讥笑他说：“使臣派了十几位，去了就被杀了，你有什么办法能救出赵王？”他只身一人进入燕军大营。燕军将领看见他，感到很奇怪。他接连问了燕将三个问题：
“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赵养卒”巧妙设问，制造悬疑，勾起燕将的好奇心，使其自愿听取自己的游说。有此三问，下面的游说顺势而下，水到渠成。
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 [20]
凌稚隆有评论说：“厮养卒欲求归赵王，乃逆推（张、陈）二人未萌之欲，以资其说。二人纵未必然，然英雄谋国之常态，实不外此，以故其说得行。” [21]
这位勤杂兵继续说道：“以原来一个赵国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攻下燕国，何况张耳、陈馀两位贤王相互支持，以杀害赵王的罪名来讨伐，灭亡燕国唾手可得。”燕国将领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归还赵王。勤杂兵为赵王驾车，一同返回赵国。
赵厮养卒说燕救赵王，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前人多有赞赏之论。董份曰：“养卒奇甚，太史公载之亦备。至为御而归，想见其时亦为称快。”王慎中曰：“厮养卒从容进说，切中情事，犹有战国策士之习。惜乎！史公不传名。” [22] 姚苎田说：“养卒之论事势，明透已极，盖深知武臣之不足事，而见张、陈之必非人下者也。此段语，张、陈固不欲人道破，然即谓此时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则殊未必然。盖此时果欲燕之杀武臣，便当鼓行而前决一死战，则赵王必危；乃杀十余使而未敢兴兵，正其投鼠忌器之私衷耳。”所论精当。燕王不杀赵王，亦如陈胜不杀赵王将帅亲属，之前赵王不杀燕王之母，即因强秦尚在，投鼠忌器。但姚氏以为养卒未得封赏，可能是因为他道破了张耳、陈馀的隐情。“养卒归王而不闻特赏，则未必不以其道破隐情而忌之也，即谓欲杀赵王，亦未为逆诈已甚。” [23] 笔者认为，此系推测之辞，养卒未得封赏，当是史书失载，即使张耳、陈馀因为养卒“道破隐情”而阻挠或不同意奖赏他，赵王没有任何不奖赏养卒的理由。
梁玉绳指出：赵厮养卒“未奉张、陈之命，岂敢遽走敌营哉！《新序·善谋》述其事云：‘厮养卒乃洗沐往见张耳、陈馀，遣行，见燕王。于情事较全。’‘燕将’亦当作‘燕王’为实。归王大事，燕将敢自主乎？” [24] 此说有理。《新序·善谋下》记载：厮养卒“往见张耳、陈馀，遣行见燕王。……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张耳、陈馀何人也？’燕王曰：‘贤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燕王以为然，乃遣赵王，养卒为御而归，遂得反国，复立为王，赵卒之谋也”。
5.李良信谗言，叛赵弑武臣
李良平定常山以后，又奉赵王武臣之命进取太原。李良军至石邑（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秦兵已严密封锁了地势险阻的井陉，无法前进。秦将诈称二世皇帝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信，没有封口，信中说：
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
李良怀疑信中的内容，决定先返回邯郸，请求赵王增兵。临近邯郸，遇上赵王的姐姐外出赴宴回宫，有一百多骑马的随从护卫，声势浩大。李良远远望见如此气魄，以为是赵王，跪在路旁拜见。赵王姐姐喝醉了，不知道跪拜的是将官，只派了一名随从答谢。李良一向显贵，在随从官员面前感到非常难堪。有一位随从煽动李良反赵说：
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 [25]
李良收到秦二世的书信后，就有了叛赵之心，但犹豫不决，无端遭遇赵王姐姐无礼之辱，因此大怒，派人追杀赵王姐姐于道中，随即率军袭击邯郸。邯郸不知道李良叛变，没有任何防备，秦二世元年（前209）十一月，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被杀。
赵人中有很多是张耳、陈馀的耳目，二人因此得以逃脱。他们收集邯郸残兵，又组织起数万人的军队。有宾客向张耳献谋：“公与陈将军均系梁人，羁居赵地，赵人未必诚心归附。为两公计，不如访立赵后，由两公辅佐，导以仁义，广为号召，方可扫平乱贼，得告成功。” [26] 张耳、陈馀找到战国时期赵国王族的后代赵歇，立为赵王，迁都信都（治今河北邢台市），重整旗鼓。李良进击陈馀，被陈馀击败，为了保命，投降了秦将章邯。
李良曾经是反秦义军中颇有战功和成就的将领，最终却令人痛心地走上了叛赵、降秦的无耻之路。究其根本原因是李良个人私欲和图谋富贵的野心膨胀所致。素来显贵的李良偶遇赵王姐姐无意间的失礼，仅仅为了挽回面子，竟然置反秦大业于不顾，听信谗言，追杀赵王姐姐及其随从。继而将错就错，袭占邯郸，杀死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如果李良没有图谋富贵的私欲，秦将低劣的诱降之计不可能得逞，他也不会轻信谗言。李良被陈馀打败，失去了在赵地建立以他为首的政权、谋求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资本，不得已投降了秦将章邯。李良的叛变，是反秦队伍中个人利益至上的突出表现，也反映了反秦义军鱼龙混杂，思想状况和斗争目标的复杂多元。
史家多认为武臣之死是咎由自取，他纵容姐姐酗酒傲慢，导致家破身亡。武臣因为与陈胜的故旧关系而被任命为北伐军的主帅，率军北徇赵地。他能虚心听取张耳、陈馀以及蒯通的意见，这是赵国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他采取灵活的切合实际的军事和外交斗争策略，几乎收复了全赵，极大地推动了反秦斗争的发展，能力和功绩应当肯定。但是，武臣在军事和政治上都不成熟，缺乏防患未然的警觉性。身为一国之主，轻履险地，沦为燕国俘虏，险些丧命。终因失于防范，惨死于叛将李良之手。
用人，在于用其力与谋，用其谋尤为重要。这就是个纳谏问题。纳谏与拒谏是衡量用人长短得失的重要标尺。虚心纳谏是政治家必备的优秀素质。纳谏首先要辨别进言的正误，辨别进言的正误，需要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政治鉴察力，要顾大局，识大体，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区分诤言与谗言，择善而从。就《张耳陈馀列传》所记史实来看，陈胜和武臣基本能够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反秦斗争也因此得到进展。宋人洪迈对陈胜纳谏给予了肯定，例如，陈胜“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不可否认，纳谏和识谏是优秀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但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具备更全面的优秀素质，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洪迈指出，陈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27] 。
钜鹿 [28] 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也是推翻秦王朝的关键之战，展现了一代雄杰项羽的辉煌战功，历来备受人们关注，研究者甚多，成果颇丰。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简略，有几个问题或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迄今仍无定论，众说纷纭，献上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1.陈馀是否退入了钜鹿城？
钜鹿之战的交战双方，主要是秦和楚、赵两国，战役历时十一个月，从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至三年（前207）七月。
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章邯在定陶袭杀项梁，认为楚地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值得担忧，于是北渡黄河击赵，大破之。《史记·项羽本纪》云：
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闲（一作“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 [29]
这段史料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陈馀是否退入了钜鹿城？第二，章邯是否有权令王离围钜鹿。
先谈第一个问题，此事与钜鹿的坚守有关。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秦以十月为岁首），赵将李良袭击邯郸，杀死赵王武臣、左丞相邵骚。右丞相张耳、大将军陈馀逃出邯郸，收集散兵数万人。二年（前208）端月（正月，秦避秦始皇嬴政讳，称正月为端月），张耳、陈馀立赵王歇，居信都。关于信都的地望，一般认为治今河北邢台西南 [30] 。孙继民先生《赵信都地望考》认为信都就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信宫，即今邯郸永年县易阳城遗址。 [31] 可备一说。此后至章邯北上击赵的近十个月中，关于赵地的情况，《史记》记载简略，只谈到李良进攻陈馀，遭到陈馀反击，李良受重挫，率部投归章邯。至于陈馀何时击败李良，李良又在何时降归章邯？均未交代。陈馀击败李良的时间，《前汉纪》与《通鉴》不同。《前汉纪》记为二年正月，《通鉴》系于二年十二月。《前汉纪》卷一《高祖纪》：
沛公二年（前208）“春正月。张耳、陈馀收赵众，击李良。良败，走归章邯。耳、馀乃立旧赵之后赵歇为赵王”。
《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二世皇帝下》：
二世二年十二月，“赵张耳、陈馀收其散兵，得数万人，击李良；良败，走归章邯”。
秦军击破项梁后，章邯率军渡河进入赵地，大破赵军。赵王君臣放弃信都，东撤百余里，退守钜鹿。钜鹿是秦代县名（治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平乡镇），还是古湖泽名，钜鹿泽在今河北省巨鹿县北。今巨鹿县在平乡县北，两县距离18.7千米（省道234）。钜鹿泽又称广阿泽，是先秦时期有名的大泽之一。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 [32] ，得数万人，军钜鹿北。
《项羽本纪》先言陈馀随同赵王和张耳退入钜鹿城中，复云陈馀率数万人驻守于钜鹿城北。而《张耳陈馀列传》则未言陈馀入城。两处记载不一，究应作何理解，以孰为是？
《汉书·项籍传》与《史记·项羽本纪》基本相同，但删去了“皆”字，“当此之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走入钜鹿城。” [33] 可见班固不认为“陈馀为将”四字有误。颜师古未作深究，以《张耳陈馀列传》为是，其注曰：“赵歇、张耳共入钜鹿也。”后人多有附和颜氏之说者，如梁玉绳云：“陈馀是时将兵在钜鹿北，未入钜鹿城。此‘陈馀为将’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者，当衍去。” [34]
是《项羽本纪》记载有误，还是陈馀入钜鹿城而复出呢？
笔者以为，陈馀应是保护赵王歇入城之后又出城“北收常山兵”。理由有二：第一，赵军由信都迅速退往钜鹿，是有计划的撤退。陈馀作为赵军主将，首要任务是保护赵国君臣安全撤退，他在赵军未撤至钜鹿前离去，与其身份不符，也不合军事常情。钜鹿在信都东，今邢台县城与平乡县城相距51.1千米（省道325），而邢台县城距平乡县平乡镇则不足百里（走邢临高速约为40千米），昼夜兼行，一日可到，主将陈馀没有理由不率军保护赵王入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明确记载：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秦军围歇钜鹿，陈馀出收兵” [35] 。这条史料中的“出”字很少有人关注，结合《项羽本纪》中的“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此处的“出”字，当指“出钜鹿城”无疑，如以“出围”解之，亦指出钜鹿城之围。第二，秦将王离、渉闲不可能在顷刻之间将钜鹿包围得水泄不通，陈馀完全可以在秦军合围之前出城“北收常山兵”。《张耳陈馀列传》说，在秦军急攻钜鹿之时，张耳几次派人出城，避开秦军去见驻守在城北的陈馀，催促他出兵救援。在秦军合围之后，赵人尚且可以出钜鹿城，陈馀在秦军合围之前出城就更没问题了。陈馀出城之后，李齐是守卫钜鹿的重要将领之一。中郎署长冯唐侍奉文帝，其父曾为代相，“善赵将李齐”。文帝问冯唐：
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 [36]
李齐坚守钜鹿，功不可没，但他不是当时的著名将领，除此事外，别无记载。冯唐回答文帝：李齐“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陈馀应当是在安排了钜鹿的防卫之后才去“北收常山兵”。此时，坚守钜鹿比“北收常山兵”更重要，如钜鹿失守，到常山搬来援兵又有何用？主将陈馀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情于理他都应参与钜鹿城的守卫部署。由于赵军对坚守钜鹿的重视、有计划的防御、军民同心及援军的救助，秦军久攻钜鹿不下。从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秦军围攻钜鹿，到二世三年（前207）十二月“楚救至，秦围解” [37] ，赵军坚守钜鹿前后达四个月之久。因此，笔者认为《项羽本纪》关于“赵军主将陈馀先护送赵王退入钜鹿城而后复出北收常山兵”的记载是可信的。
2.章邯是否有权令王离围钜鹿？
下面讨论第二个问题：章邯是否有权令王离围钜鹿？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王离的爵位高于章邯！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王离为武城侯，其父王贲为通武侯，都以列侯随从秦始皇东巡。列侯是二十级爵的最高一级，金印，紫绶，位上卿。而章邯的行迹在始皇时未见记载，二世元年（前209）始见，为少府，九卿之一，银印，青绶。所以，章邯不可能命令爵位比他高的王离。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
（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周章字文）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
“二年冬”误，当为元年（前209）九月。
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周文兵至戏，败”。“十一月，周文死。”《史记·陈涉世家》：“（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集解》徐广曰：“十一月也。” [38] 《汉书》记载此事的时间从《秦楚之际月表》，“是月（秦二世元年九月），……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秦将章邯距破之”。 [39] 司马光亦将周文军至戏之事系于秦二世元年 [40] 。
“章邯令王离围钜鹿”，仅见于《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改为“秦将王离、涉间围钜鹿”，删除了“章邯令”三字。荀悦《前汉纪》卷一《高祖纪》作“赵王歇保钜鹿，秦将王离围之”。《资治通鉴》从《汉书》。
笔者以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项羽本纪》的记载不宜轻易否定，战功显赫的章邯奉命指挥协助他作战的王离可能性很大。
章邯是秦末镇压反秦义军最重要的将领，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至三年（前207）七月，独力支撑摇摇欲坠的秦王朝三年。他率领由骊山刑徒组成的乌合之众，出潼关，破周章，败田臧，杀陈胜，破齐王田儋，灭魏王魏咎，杀项梁，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和反秦武装都遭到章邯的沉重打击，可谓战功赫赫。二世二年（前208），章邯也吃过几次败仗，在东阿、濮阳、定陶、雍丘先后败于项梁、项羽和刘邦，但很快就得到增援，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 [41] 。当此之时，关中有战斗力的兵力已经不多，将“悉起兵”理解为倾全国之力，即调集秦朝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应无问题。作为秦朝的另一主力军——王离军当在此时奉调协助章邯作战。此前，秦廷以“关中卒”和新征“秦人”补给章邯，二世二年（前208）冬第一批补充章邯的秦军由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繄率领，二人此后一直是章邯的主要下属。九月，得到增援的章邯“兵益盛”，秦、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 [42] 。援兵未至，章邯即袭杀项梁于定陶，大破楚军。 [43]
再说王离，他在蒙恬死后成为秦帝国最精锐的长城边防军团的统帅。我们不知道王离奉命东向攻赵的确切时间，史籍中只有他在二世二年（前208）的活动。《史记·王翦列传》说：“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王离奉秦二世之命攻赵，文献中不见有他的战功，只有他打败仗的记录。王离军围攻钜鹿时在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即项梁被杀的下一个月。王离军迫近信都时，张耳与赵王歇放弃信都，东逃至钜鹿。二世二年（前208）十月，刘邦军“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 [44] 。《高祖本纪》说：“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45] 曹参随刘邦“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 [46] 。钜鹿与成武相距348千米（国道106），成武治今山东成武南，成阳在今山东菏泽东北，杠里在成阳附近，三地和定陶的距离不过几十千米，而与钜鹿均相距数百千米，其时王离正兵围钜鹿，没有理由在此时分兵远离主战场，最大也是唯一的可能就是王离没有将增援章邯的军队全部带走，而是留下了部分兵力继续协助章邯作战，随其北攻钜鹿的是主力军。同月，章邯在赵国降将李良的引导下，北入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 [47] 。定陶与今成武相距约40千米（走省道905，33.6千米；走省道348，44千米），定陶与今菏泽相距22.4千米（省道259），章邯军定陶，王离军出现定陶附近的成武、成阳和杠里，可为王离增援章邯的明证。上文言及，章邯在东阿兵败后，“二世悉起兵益章邯”，王离军应是最主要的援军。因此，我们才看到二世二年（前208）十月王离军的几支部队在相距数百千米的钜鹿、成武、成阳和杠里等几个地点作战的情况。 [48]
在钜鹿之战前，章邯军和王离军，一大胜，一败仗。因此，秦二世在章邯破楚之后，将攻打赵国的指挥权交给章邯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此时章邯因战功而提升的军事地位高于王离，具备了全权指挥攻赵、命令王离的声望。秦军攻赵之战，按军事常识应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王、章二军不应各行其是。此时有权命令王离、章邯的人只有秦二世和赵高，秦二世是赵高的傀儡，赵高不懂军事，我们也找不到赵高指挥攻赵的资料。如果没有地位更高的人协调指挥王、章二军，那么王、章二人就必须分出主次，以便统一指挥作战。就当时的情势而论，章邯刚刚袭杀项梁，声威大振，秦廷任命他为攻赵的总指挥可谓顺理成章。王离可能不愿听命于章邯，但他在攻赵之战中未建尺寸之功，没有资本和章邯争夺指挥权。再者，章邯的军事能力在他击败周文后即因屡立战功而得到秦廷的认可，三年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反秦力量的主要军事行动都是由章邯指挥的。而王离则不然，他奉命击赵，有人认为他将马到成功，“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有人反对说：“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 [49] 反对者的意见虽然讲得委婉，但不认可“官三代”王离军事能力的态度十分鲜明。钜鹿之战的结果也证明了将门之后王离名不符实，不堪大用。
驻防长城的王离军何时东调，史无明载。王离“攻新造之赵”，透露了王离军抵达关东的大概时间。在钜鹿之战前，在赵地先后为王者有两人：陈胜部将武臣和赵王歇。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后，“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50] 。武臣率领的北征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占领了豫北、冀南一带包括邯郸、信都在内的赵地三十余城。张耳、陈馀投奔陈胜未得重用，心怀不满，策动武臣反叛。“武臣乃听之”，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51] ，在邯郸建立了武姓赵国政权。因内讧，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不到四个月。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赵将李良兵袭邯郸，杀赵王武臣、左丞相邵骚。 [52] “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二人独得脱，收其兵，得数万人”。 [53] 二世二年（前208）端月，张耳、陈馀立战国赵王后裔赵歇为赵王，重建赵国政权，以信都为都。李良进兵攻打陈馀，被陈馀击败，李良“走归章邯”。之后，赵歇又夺回了邯郸。有人认为，李良投降章邯后仍居邯郸。若如此，则无法解释下面的两条史料。第一，“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定陶之战后，首先抵达钜鹿的是王离军。信都在邯郸北60多千米，章邯由白马津“渡河击赵”信都，路经邯郸。如果此言“击赵”指信都的赵歇，围攻钜鹿的应是章邯，而不是王离。并且和下一史实相抵牾。二世三年（前207）十月，“章邯破邯郸，徙其民于河内” [54] 。既然李良据邯郸，章邯破邯郸，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当秦军在定陶一带与楚军激战时，赵国迅速发展，声势已达邯郸之南。在章邯看来，赵国的威胁大于楚国，所以才弃楚攻赵，北渡黄河，大破邯郸以南、黄河以北的赵军。
王离所攻“新造之赵”，是武臣之赵，还是赵歇之赵呢？从下述史实推断，王离军奉命攻打的对象应是后者。第一，二世二年（前208）九月才有关于王离军活动的记载；第二，武臣之赵只存在了近四个月，因内乱而无暇西进。如果王离军的打击对象是武臣，武臣死后，在义军四起的形势下，秦廷理应给王离安排新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搁置不用。二年（前208）十一月至后九月王离兵围钜鹿，长达十一个月。再者，如是王离军攻赵邯郸，赵国叛将李良应该降归王离，而不是章邯。由此可以认定，王离军没有参加攻打武臣赵国政权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李良投降章邯时，王离军尚未到达赵地。王离所攻“新造之赵”，是赵歇之赵。“新造之赵”四字，除见于《王翦列传》外，还见于《项羽本纪》。项羽和宋义争辩，力主马上救助赵歇，“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 [55] 。此“新造之赵”指赵歇的赵国。综上所述，下面的推断应无问题，即王离军东向的时间在赵歇“居信都”之后，在二世二年（前208）八九月间到达关东，九月，兵援定陶章邯。
张传玺师说：章邯军和王离军“从组成到钜鹿之战前夕，虽然有南北呼应的关系，但其基本特点是都直接听命于中央，各自为战，互不统属” [56] 。这一看法没有问题，在王离奉命东调攻赵之时，王离军不隶属于章邯。但在章邯袭杀项梁后，秦廷授予他全面负责攻赵之权，以王离军归属章邯，可能性极大。虽然我们找不到秦二世提拔章邯的直接证据，但从定陶之战前“悉起兵益章邯”的诏命，可见秦廷对他的倚重。翦伯赞先生认为，章邯是章、王二军的最高军事统帅，“章邯使其将王离围钜鹿，而自以大军殿其后” [57] 。王离军原驻上郡，接到攻赵的诏命后渡河东向。前文说到，在项梁被杀后的两个月，即二世三年（前207）十月，王离军在钜鹿东南350千米的定陶周边的成武、成阳、杠里与楚军作战，此时，章邯兵入邯郸。而在此前的一个月，即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王离军已在围攻钜鹿。对此，传玺师质疑：王离为什么不直接从上郡“渡河东向，镇压魏、赵、燕之起义者，而偏偏舍近逐远，由西北而调向东南呢” [58] ？笔者认为，王离军之所以如此行军，最大的可能是他在中途接到了“益章邯”的命令，援救章邯是比攻赵更为急迫和重要的军事任务。二世二年（前208）八月，项梁“破章邯于东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 [59] 。项梁被杀后，王离随即率主力向西北进军，继续执行其攻赵的军事行动。章邯令王离围钜鹿不过是重复秦二世命王离攻赵的命令。王离率军击赵，是先受命于秦二世，而后有章邯之令。所以，我们看到，王离军是击赵的主力，而章邯在占领邯郸后北渡，只是在配合王离军。有人在分析钜鹿之战秦军失败的原因时提出：章邯在战略判断上存在失误，他认为“楚地兵不足忧”，没有乘势消灭楚地的义军。章邯在对赵的军事部署上也存在严重问题，不应该只以王离军围钜鹿，自己只负责为王离提供军需。笔者认为，章邯的判断并非无据，项梁之死，给楚军的打击十分巨大，震动楚军上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 [60] “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 [61]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是王离军要执行其“攻赵”的任务。楚军大败，王离增援章邯的任务已完成，而弃楚攻赵，不过是王离要执行既定的军事计划，王离不能不击赵，章邯配合王离击赵，不是什么军事战略判断错误。章邯也并非仅为王离提供军需，攻破邯郸，肃清信都以北赵地的反秦力量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所以，“章邯令王离围钜鹿”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笔者的疏陋，在修改论文提交会议前的最后一稿段时，才拜读辛德勇先生的文章《钜鹿之战地理新解》 [62] ，颇多新见，德勇先生也赞同《史记》“章邯令王离”的记载。不过，辛氏推测，王离内撤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周文入关以后”，秦二世“把上郡以北的30万国防军全部调到了都城咸阳周围，用以拱卫京师”。直到章邯连吃败仗，才派王离增援，由咸阳至定陶 [63] 。对此说不敢苟同。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戏，京师大为震动。少府章邯向二世建议：“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 [64] 十一月，章邯杀周文，随即出函谷关镇压反秦武装。后来，二世又以长史司马欣、董翳补充章邯。若如辛氏所说，在反秦烽火四起、关中危险解除的情况下，王离率领三十万正规军坐守京师，未留下一件可述的战功，却让主要由刑徒组成的章邯军四处征战，这种推论很难成立。王离奉命攻赵于史有据，而其内撤咸阳的假设于理不合。前文已述，王离由上郡内撤，当在赵歇王赵之后，二世命其攻赵，途中又奉命救援章邯。
3.钜鹿之战双方的兵力
（1）王离军。关于王离军的人数，史籍没有确切交代，只有大概估算。王离属下的长城边防军有三十万之众。朱绍侯先生认为，这支边防军被秦廷全部调入内地镇压农民起义 [65] ，其根据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言“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张传玺先生根据钜鹿之战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战争激烈程度等情况推测，“王离军大约有十几万人，至多二十万人左右” [66]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说：“王离之众原为三十万，估计这时也还会有二十万左右。” [67]
《前汉纪》卷一《高祖纪》透露了王离军人数的信息：“当王离与羽大战时，精兵四十万众，并章邯军故也。” [68] 这是我们见到的关于钜鹿之战中秦军总兵力的唯一资料。荀悦所举数字，系举其大概称之，而非确指，王离军和章邯军应有四十余万众。据《史记》记载，章邯军投降后还有二十余万 [69] 。在钜鹿之战中，保卫甬道的章邯军多次败于项羽。钜鹿之战后，项羽在漳南“与秦战，再破之”。又“击秦军污水上，大破之” [70] 。章邯军在这些败仗中的损失当在几万之众。钜鹿之战时，王、章二军的总数四十余万减去章邯军的人数，剩下的就是王离军了。王离军原有三十万众，虽然《史记·匈奴列传》说秦军“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但从后文“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分析，长城还留有军队防守，不然，匈奴就不是“稍度河南”，而是长驱直入，大举进犯了。因此，内调的王离军总数应有二十多万，除去留在成武、成阳、杠里等地配合章邯作战的几万，在钜鹿作战的王离军接近二十万。
（2）赵军与援军。钜鹿城内的赵军是赵国的主要兵力，从能够抵御王离近二十万大军四个月之久的进攻推断，当还有数万，前文引《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说赵歇立国之初有军队数万人，实力基本保存下来。
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二世三年（前207）十一月，燕王韩广派臧荼救赵、田都和田安也分别率领的齐军救赵，燕、齐援军应有几万人，项羽军五万人。将以上数字合计，赵军与援军的兵力不到二十万。项羽军人数增减变动的主要情况有如下记载。项梁渡过淮河后，英布、蒲将军“以其兵属焉，凡六七万人” [71] 。二世二年（前208）四月，项梁击杀景驹、秦嘉，并其军，“遂入薛，兵十余万众” [72] ，其中包括刘邦的约一万人。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章邯战，部下伤亡殆尽。定陶之役，楚军遭受重创，兵力大减。所以《前汉纪》卷一《高祖纪》说：“宋义与项羽将五万，距秦三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二世三年（前207）十一月，项羽矫杀宋义，夺取兵权，率五万楚军增援钜鹿。
4.钜鹿之战进程辨疑
钜鹿之战的进程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
（项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 [73] ，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74]
同书《黥布列传》云：
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75]
数十万大军云集钜鹿，钜鹿附近的粮食很快就消耗一空。秦军必须依赖后方的补给，章邯建筑连接黄河的甬道，补给王离的围城部队。为了保护甬道的安全，章邯在整条甬道上都设置了警戒，主力部署在棘原 [76] 。项羽派遣当阳君英布、蒲将军率军两万渡河，进行试探性进攻，多次袭击章邯的甬道，打击秦军补给线。当阳君英布、蒲将军袭扰秦军补给线的行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数有利”，“以少败众”，“王离军乏食”。
关于项羽的下一步行动，史料记载就有出入了。《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这样写道：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项羽本纪》未明写楚军击破章邯。二世三年（前207）十一月，项羽“矫杀宋义，将其兵渡河救钜鹿” [77] 。“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就这段文字来看，“绝其甬道”中的“其”和“大破之”中的“之”解作指代“王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张耳陈馀列传》却说：“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78] 。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项羽渡河打败章邯，章邯引兵撤退之后，诸侯兵出击秦军，方才俘虏王离，迫使涉闲自杀。《汉书·张耳陈馀传》文字和《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基本相同：“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军。诸侯军乃敢击秦军，遂虏王离。”
笔者认为，项羽的作战步骤应以《张耳陈馀列传》为是，项羽救赵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切断章邯军和王离军的联系，截断王离军的粮道，然后再实施攻击王离军；只有先击败钜鹿外围的章邯，才能去围攻王离，否则，楚军就会受到章、王二军的夹攻，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两处记载不同，大史学家司马光综合以上记述，将这场激战的情形改写为：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79]
改写之后，并没有解决《项羽本纪》和《张耳陈馀列传》记载不同的问题，还令人产生以下疑问：
第一，既云“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后文又说“及楚击秦，诸侯将皆从壁上观”，前后矛盾。
第二，既然诸侯兵“莫敢纵兵”，又怎能说诸侯兵斩杀苏角，俘虏王离，迫使涉闲自杀呢？
第三，如果诸侯兵斩杀苏角，俘虏王离，迫使涉闲自杀，定然士气大振，对项羽不应是“无不人人惴恐”。
要解决上述疑问，正确解读“及楚击秦”四字是关键，这里的“秦”，不是王离军，应是章邯军，是章邯护卫甬道的军队。当阳君英布多次切断章邯补给王离的甬道，但未能击溃保护甬道的秦军。项羽渡河后首先遭遇的秦军，就是护卫甬道的章邯军。王离军围钜鹿，章邯军在王离军的外围，所以，项羽独力战者，是章邯军，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和章邯的战事。因此，《项羽本纪》“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一句中的“其”和“之”应解作指代“章邯”。《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 [80] 所论是。司马迁在这里使用了倒叙法，“及楚击秦”，应为“及楚击秦章邯军”。
后面这句话也易引起误解，“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自烧杀”。很多史料都明确记载，王离为项羽所虏。例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同书《高祖本纪》：“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白起王翦列传》：“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
《汉书·高帝纪上》亦云：“羽大破秦军钜鹿下，虏王离，走章邯。”
荀悦《前汉纪》卷一《高祖纪》的改写比较简明，项羽“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九胜。绝甬道，大破秦军，虏王离”。
解救钜鹿之围的功劳，主要在项羽的楚军。二世三年（前207）十二月，项羽军“大破秦军钜鹿下，诸侯将皆属项羽”。“楚救至，秦围解。” [81] 楚军击破秦军之后，诸侯军无不佩服，一致拥戴项羽为诸侯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的军队。于是，陈馀、张敖、田都、臧荼等“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诸侯军是在项羽的统率下击围秦军，在这个前提下说诸侯兵“遂杀苏角，虏王离”，是没有问题的。正月，项羽军“虏秦将王离”。二月，“攻破章邯，章邯军却” [82] 。七月，内外交困的章邯率二十余万秦军投降。“项羽与章邯期殷虚，章邯等已降，与盟，以邯为雍王。” [83] 所以，司马迁说：“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钜鹿之战，歼灭了秦军的主力，秦朝已名存实亡，“于是（项）羽威权遂振四海”。
在这场辉煌战役中，项羽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他针对王离军围城、章邯主力驻守棘原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对秦军实施了精准打击，将初期的攻击点选择在章、王二军的接合部——秦军的甬道。英布、蒲将军先率二万兵渡河，连续几次袭击章邯运粮的甬道。由于甬道长，护粮的秦军兵力分散，英布都取得了胜利。项羽遂决定率全部人马渡河，“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84] 。此举极大地振奋了全军士气。“军无粮则亡”，粮食事关双方的生死。渡河后，项羽在围攻王离军的同时，迅速彻底地切断了秦军甬道。此举既断绝了王离的给养和章、王二军的联系，又解决了楚军的粮需。王离军屯兵坚城之下，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处境，“楚击其外，赵应其内”，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因此发生变化。项羽集中兵力击败王离，取得了对秦作战的关键性胜利，为后来迫降章邯奠定了基础。项羽之功彪炳史册，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