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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政治实践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思考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上议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角度和层面上，国内学者以理论的方式回应现实、引导现实，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6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会议围绕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变迁与政治哲学复兴、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等领域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会后《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一组极具代表性的文章。陈晏清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对政治哲学的复兴进行阐释，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理解问题，指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面对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与资源有限性、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消费社会来临的双重挑战，抛出了如何发展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问题。郁建兴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从中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是马克思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在现存政治秩序内寻求社会正义，而是一种超越性的政治哲学，应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时代变化对其作出补充和发展。衣俊卿指出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具体方式，透过宏观政治哲学研究微观政治哲学，关注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范式。孙正聿结合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应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106]
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概念及一些基本问题，《河北学刊》也邀请部分知名学者阐述了各自的看法。侯才从狭义和广义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内含了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统摄了一整套关于政治现象、范畴、问题等专门研究的系统和完整的政治哲学思想；从广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整个马克思哲学都可被视为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李德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明确其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发掘政治哲学兴起的深层原因，厘清政治概念和政治学定位等基础性问题。王南湜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关注现实维度的政治哲学，应注重现实性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未能理解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引发的根本性变化，却依然停滞在传统政治哲学追求的理想世界。吴晓明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之后重新发现了“社会现实”，政治国家的本质不在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理念中，而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之中。只有超越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才能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 [107]
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关注生活世界中的政治哲学问题，刘怀玉表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发展者，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体理性。 [108] 张盾指出，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体制下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将政治问题从传统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从而达到全新的理解，而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从经济角度介入政治论域揭示社会政治对抗性本质的理论路径。 [109] 邹诗鹏认为，马克思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只有实现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才能通过政治解放通向人类解放。 [110] 贺来也表明，“解放政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规范模式”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政治意蕴的两个基本维度：“解放政治”体现的是实践哲学的鲜明的政治意向与追求；而“社会政治制度的规范模式”体现的是实践哲学对一种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内在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憧憬和价值目标，它是“解放政治”的价值支撑和根据。 [1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动向。研究者们反思和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如政治哲学的界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学术语言、研究方法、模式建构、理论资源等，但还缺少一种规范化的澄清，特别是对前提与边界的批判性考察，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框架、边界和思路，而且还没有自觉到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政治哲学，包括中国政治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构架、路径，以及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为解决中国的政治难题和推进政治改革提供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撑。” [112]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研究是政治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涉及如何在历史文本和当代语境中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哲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研究政治哲学，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和理论内涵，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为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性研究早期就受到了陈晏清和王新生的重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下，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这种理解割裂了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价值，还使马克思主义无法与其他政治哲学进行有效对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将权利、民主和正义等问题从唯物史观中排除了出去，使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空地带。” [113] 两位学者赞同金里卡的观点。金里卡认为，过去马克思主义更强调关于未来共同体构想的必然性，根据这种理想，以权利、民主和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讨论是没有必要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金里卡一语中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匮乏、冲突、多元以及理性的不完善是人类的永久特征；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114] 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今的迫切任务，而这一前提就是首先要理解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张文喜指出，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讨论，在解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诉求及其历史基础问题时，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政治哲学，体现了马克思“实现”哲学的要求，其实际的理论效果则是消解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透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失效”的理论误解，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强大的解释力。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必须历史地理解，就是要按照马克思的参照标准、诉诸马克思的视域来解释和论述，带着辩证思维并以一种辩证法的精神去接近问题。 [115] 余乃忠也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源于同一理路，部分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才是一种简单思维、教条主义和幼稚病。“马克思并没有陷入公平、正义和自由等政治概念的抽象规定的迷雾之中，他最关心的不是某种具体政体的组织方案和治理细节，而是人类社会总体趋势和国体的变更，他最关切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最终解放，建立一个没有任何统治阶级的真正自由、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116] 在此意义上，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才是最核心的政治哲学问题，而扎根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走出困境的主要出口。
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会通的，李佃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以自然为共同起点，市民社会概念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融聚为一体。 [117] 马克思以自然为逻辑起点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又以自然为逻辑起点开引了政治哲学，在同一个逻辑起始点上发展出来的这两种理论在内容上从根本上说就是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从考察人的自然需要开始的，也是从考察市民社会开始的，市民社会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融聚为一体。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诸如权利、自由、平等，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只有深刻领会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把握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性价值，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权利、自由、平等、理性、道德、正义等的基本观点，明辨他的政治哲学理论的根本特质。 [118]
李淑梅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变革角度提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二是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和过程。通过这两个向度的探讨，马克思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变革。一方面，马克思把现存社会作为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来理解和定位，分析其内在结构及其矛盾，评判其主导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在解剖现存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理解已逝的较低社会形态，把握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概括出历史的一些共同因素和规定，建立贯通不同历史阶段的唯物主义观点。她提出应探寻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路径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用辩证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政治哲学。 [119]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空间打开之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关系问题，对这一论域的系统考察、纵深论述及逻辑建构也相应展开。
陈晏清和王新生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和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活，这就涉及对其现实性与超越性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建立在超越市民社会的立脚点之上，“越出了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类型及其所要求的伦理原则，因而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正义性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 [120] 。超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层面，现实性是其另外一个层面。现实性层面是建构性的，是关于现实政治秩序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建构。在现实的生活尚未到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阶段时，社会仍需要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加以规范。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是否肯定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它们只是历史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 [121]
王南湜表示有两个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个是既有的理想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二是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发展引申而来的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 [122] 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张力，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起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是可能的，应该从两个方面的理论工作着手，一是构建一种系统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对于理想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切中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需要实现从理想性到现实性的转变，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 [123]
李佃来指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为政治哲学留有合法性的理论空间，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政治哲学刺激中国学术界的结果，这种非自觉性的研究导致许多探讨陷入“罗尔斯效应”中。事实上，马克思将现实性与超越性结合在一起，在事实与规范、经验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视域内，开辟了以历史性为祈向的政治哲学理论路数，完成了政治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马克思立于市民社会之外，剖析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将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规范说明改换为对它们的历史基础的揭示，使政治哲学问题进入更为深层的现实。马克思理想社会图景的基础是升华了的自然性政治，克服了古典自然主义无视现实政治存在的非历史性，保留了形而上学特质与超越性思想取向，兼济了古典与现代的思想智慧，包容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张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强调思想应当力求成为现实，也强调现实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有现实性维度呈现出的价值原则，也有对这些价值原则本身的理解与规定，其超越性与现实性已合为一体。 [124]
刘同舫从人类解放的视角论证了马克思理论的理想性与超越性的关系，人类解放的理想来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构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非常有必要对理想性与现实性作出区分，尤其要注重挖掘现实性层面的理论，才能更好地实现从理想性到现实性的转变。 [125]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出发，在批判性考察中发现了无产阶级超越现实解放人类的力量，人类解放既是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展望，也是对资本逻辑运行的现实性把握，是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所作出的合逻辑性与合规律性的阐发。 [126] 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把哲学的智慧之光聚焦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把哲学的使命定位在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上，把哲学作为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逻辑的性质和功能第一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共产主义可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动态存在方式，人类就是在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逼近这一目标，它既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理想，也是最真切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是用实际的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实现政治理想必须使这一理想能解释和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活，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当前，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是，在几个核心问题上还存在诸多分歧。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否有正义观。吴忠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正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公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他们将‘公正作为现实的奋斗目标’，认为‘公正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 [127] 段忠桥则认为马克思对正义问题没有作过全面系统的阐释，只有一些散见于不同时期论著、针对不同问题的论述。段忠桥指出吴忠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理解有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公正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相悖。在段忠桥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将公正作为现实的奋斗目标”和“公正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在《共同章程》中使用“真理、正义和道德”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吴忠民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公正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不符。 [128]
林进平仔细考察了马克思有关正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指出尽管早期的马克思曾有自己的正义观，但自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作为一种永恒的正义或正义一般就无一幸免地落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之中，因为从方法论角度考虑，正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 [129] 然而在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点为一些学者所忽略了：一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并没有积极探讨“正义”问题或以正义的诉求为己任；二是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其强调过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对正义的诉求、反思、批判和超越的过程。 [130]
王新生认为，马克思没有正义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马克思的正义概念不同于当代流行的正义概念。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正义理论，其中一个重要根据就是马克思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或罗尔斯那样系统讨论过政治正义问题，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只能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这是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的。这种认识将当代流行的正义概念看作唯一的正义概念，忽略了正义概念的复杂性。马克思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用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 [131]
谭清华发现，在马克思是否持有正义观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凡是肯定马克思持有正义理念的学者基本上都把正义视为一种价值，尽管这种价值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反之，凡是否定马克思持有正义理念的学者基本上都把正义视为一种事实即一种客观描述，从而否定正义是一种价值评判，以及这样的正义理念在马克思思想中所具有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这种分歧背后的实质恰恰彰显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严重不足。正义的积极意义恰是那些肯定马克思持有道德正义观点的学者所追求的，而正义的不足之处则刚好是那些否定马克思持有道德正义观点的学者所强调的。 [132]
其次，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正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正义观的论争，我们势必要将这一疑惑延伸至另一问题——马克思是如何对待正义的。对此，林进平认为马克思对待正义的态度是在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先是秉持，然后又反思，最后拒斥和批判。早期的马克思饱受正义思辨的熏陶，对正义是一种肯定性“摘引”与“提及”，但市民社会理念与现实的冲突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此导致马克思开启了正义的反思和批判之路。“一般而言，正义都会被当作具有积极意义或者说是某种体现为善的价值理想。然而正义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却有着与这种流行观点几乎不同的境遇：正义并不是马克思诉求的对象，而是马克思拒斥、批判的对象。” [133] 正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的马克思文本中是一个受批判的、被视为具有局限性的概念，有必要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正义、道德倾向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正义或道德批判区分开来，一方面不能否定马克思有饱满的道德情怀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马克思理解为一位正义论者或道德学家，避免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控诉或正义批判。 [134]
段忠桥则强调林进平这种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没有看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正确的正义要求的高度评价，他的根据有三点。首先，从正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来看，说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正义的含义一般理解为“给每个人以其应得”，从逻辑上讲，没有人或集团会拒斥“应得”，马克思当然也不会。其次，从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来看，他明确肯定了无产阶级的正义要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两人多次明确肯定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正义要求，既然如此，就说明马克思批判正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最后，马克思虽然严厉批判过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正义要求，但也高度评价过工人阶级的正确正义要求，由此无法得出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的结论。 [135] 段忠桥进而分析表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本应属于工人的剩余产品。 [136]
王新生则指出马克思对待正义并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问题。正义不是一项孤立的政治价值，正义理论只能通过复合论证来阐释，必须依托于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来研究。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双层结构的理论：超越性正义理论和应得正义理论。无论马克思是否曾经为市民社会条件下的正义原则进行过系统辩护，无论他怎样以共产主义的正义原则批判这些正义原则，他都肯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正义原则调节社会生活的合理性。 [137] 马克思哲学是以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为立脚点，如果我们不将近代政治哲学欲在现实的政治秩序内实现政治正义的终极理想和马克思欲超越这样一种终极理想的正义观相比较，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何以不同于以往的哲学。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因要求一个更高的善而否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追求政治正义的必要性，因为在他那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超越政治正义的历史实践的一部分。 [138]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正义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探讨分配正义的研究也明显增多，近年来讨论尤为热烈，这里只关注极具代表性的一场商榷——姚大志和段忠桥围绕正义问题展开的论争。2011年姚大志在《哲学研究》上表明了分配正义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原则，2012年段忠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与姚大志商榷，就分配正义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姚大志的理解存在问题。2011—2015年，两人你来我往共发表了8篇文章，推动了分配正义问题的深入研究。2015年，姚大志以一篇《论分配正义——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对所有的评论作了回应，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一种更清晰的阐述，指出分配正义之所以受到众多关注和批评，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心恰逢其时。
两人的分歧起源于姚大志的《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文中指出一种分配正义理论必须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分配正义的原则是什么。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但道德上的原因使平等的分配不可取，动机的原因使平等的分配不可行，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只有在能够得到弱势群体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姚大志提出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安排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 [139] 段忠桥对姚大志的关于分配正义的论述提出三点不同意见：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分配正义原则是判断分配正义与否的原则，而不是确定平等与福利的平衡点的原则。 [140] 姚大志对自己的论证逻辑作了澄清：首先，一种分配只有得到弱势群体的同意，它才能是正义的；其次，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最后，虽然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有利于弱势群体，但是也能够得到其他群体的同意。指出段忠桥与自己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观念上，即分配平等、平等和应得。 [141] 而段忠桥则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人们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不是源于“现实的困境”，而是源于他们信奉的平等主义观念；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只基于对正义的考虑，而且还基于种种其他的考虑；分配正义讲的是给每个人以其应得，但人们对什么是应得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 [142] 随后，两位教授又发文针对“优先论”“平等主义”等观念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将这一分歧逐步深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推动了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2015年，姚大志讨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五个重要问题，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更清晰的阐述，回应了学界的关注和批评，这场争辩暂且告一段落。他指出分配正义应区分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分配正义涉及的是国家正义而非个人正义。为了纠正市场经济中初次分配的不正义，国家以制度的方式来分配那些产生于运气的东西。应得论和平等主义对如何分配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应得的正义属个人正义，平等的正义属国家正义。当代平等主义有平等论和优先论之分，平等论属强平等主义很少有人赞同；优先论属弱平等主义，是不平等的分配，但却能够是正义的，也是平等主义的。一种分配正义原则不仅应具有可欲性，而且应具有可行性，才能够成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这种正义原则，是可以通过契约主义来证明的，契约主义诉诸所有相关者的一致同意。有三种方式可以得到所有相关者的一致同意：一是有力的理由——“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加以拒绝”；二是消除偏见；三是诉诸假设的同意。 [143]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复兴并迅速成为政治与哲学研究的主要潮流。从理论环境和现实状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强势话语权，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因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而起到了主导作用。反观国内，对近现代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前却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理论价值，而且遇到了“他者”的理论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着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双重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牵动人心，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引导理论建设和解释现实政治问题。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与理论难题。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方面是理论本身的研究价值所需，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所谓“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学者们对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审查和反思。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144] 中国近现代以来，当“君权神授”被赶下神坛之后，原本存在于君权世界与民权世界之间的直接冲突就被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取代，以“三纲五常”为等级秩序的传统观念逐渐向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至上的政治信念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经历着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从这一危机中折射出来的是人的总体生存困境，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反思。
十年以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积极回应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凸显的新议题，这些议题吸引了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内的学者进行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一些理念、模式、路径等的论证，促进了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强有力的说明和解释。另外，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政治哲学应该具有理想性，也应该具有现实性，诚如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所说，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挑战，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在理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面前，针对强势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该如何应辩？历史唯物主义怎样展示其合法正当性才能重塑其理论权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是唯一有效合理的路径吗？如果冲突、多元以及理性的不完善是人类的永久特征，那么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消灭阶级、消灭匮乏具有可行性吗？当下，我们迫切地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真实语境中去考察，以对话的姿态来直面和回答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密切结合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绝对真理并机械地、教条地运用到现实社会，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粉丝，反而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实践已表明，我们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内核，更好地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马克思实现或超越正义的条件之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物质匮乏，“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 [145] ，如何在中国这一生产水平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体人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分享的程度大为不同，由此导致人们的不公平感也在增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尤其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回应“全球正义”时代正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价值之维，深切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公平正义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建设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