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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学术化和大众化取向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几乎演变为两种研究理路和两套难以对话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学术化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远离实际生活，忽视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关切的现象；另一方面，大众化研究又存在自外于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情形，这种状况不仅制约了双方的发展，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背离。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既是一个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理论发展历程，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历久弥新的一项重要理论事业。以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出版《大众哲学》并取得巨大成功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方面，以思想理论为武器，武装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用“批判的武器”有力地支持了“武器的批判”，以至于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都不得不提到，“一部《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防线” [52] ；另一方面，这一思想运动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体现了这种学说的理论本性，开启了一条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人们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有效进路。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身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但是，又必须看到，由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与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境遇和所面对的问题，受众的受教育程度和阅读兴趣，以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及渠道等，都不同于那个时代。如果还只是停留在某种表面的形式上效仿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在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外来哲学变为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哲学的做法，可能很难再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必须基于时代的问题、条件和要求，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艾思奇《大众哲学》所创造的奇迹，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激励一批又一批学者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努力创新，以期再造辉煌。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那种一部哲学普及读物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就再版30多次，被成千上万的人奉为圭臬，视为宝典的情形再也没有，可以说也不太可能出现了。对此，应该怎么看？我以为，这不是坏事，这是时代进步、民族文化素质提升的必然结果。它不是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依然任重而道远的理论事业，而是对这项理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和大众化取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从“学术化”方面来讲，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学术观点不断创新，研究理路日益多元，话语形式时常翻新，在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成就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为志业的学者；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中的失语，哲学理论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和学术化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关切严重脱节，“哲学话语”和“生活话语”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某些哲学研究似乎成为少数专业人士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又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 [53] 的研究状态，不仅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苦恼、迷惘和困惑进入不了某些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致使迫切需要哲学智慧滋养的普通人，要么只能在一些貌似深刻实则肤浅的“心灵鸡汤”中获取精神养分，要么直接从各种宗教信仰中寻求灵魂的慰藉。这不能不说是承载着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学的缺位和失职。
从“大众化”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包括较为贴近普通大众的“讲坛哲学”，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用非哲学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言说。很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阐释，不同程度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 [54] ，或者以知性思维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作可以用来套用在任何论题上的万能药方和公式。诚如吴晓明借用黑格尔的批评所指证的那样：“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抽象的外部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这种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深入到特定的内容之中，如何在此一深入中切中内容的真正的客观性。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触动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 [55] 另一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某种永恒“在场”的东西，遗忘了恩格斯的告诫，即“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56] ；无视这种哲学不过是一种内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而持续发挥反思、批判和超越作用的思想力量，总是试图让人们“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 [57] ，不仅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僵化凝固，而且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也迂腐陈旧，致使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对肤浅哲学和生硬说教拒斥反感的人们很难认同和接受。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人们对哲学的追寻，与其说是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宁说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临的现实窘迫与困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一说到“哲学大众化”，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让哲学变得通俗易懂，变得素朴浅显，甚至变成各种似是而非的例子的堆砌，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用“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去“说服人”的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深思。
其一，内容深刻与形式通俗的问题。哲学贵在高明。不高明就算不上真正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是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性颠覆，不是“思入到了历史的深处”，揭示了人的资本主义存在方式，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58] 的本质性特征和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59] 那么，它是不可能赢得那么多坚定的信众和崇高的科学地位的。然而，高明而深刻的学说，未必就一定难以被人理解、被人接受。不可否认，由于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表述形式，有一些哲学著作的确艰深晦涩，例如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包括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著作。以至于连列宁都感叹，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引起头疼的最好办法。但是，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哲学著作都难以阅读，许多中外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让人如沐春风、爱不释手；另一方面，我们这里讨论的大众化，还存在一个经过专业哲学工作者“转换”的环节。所谓“转换”，就是要把那些隐含在高度抽象化、思辨性的生僻概念和语言中的哲学道理，用多数人能理解的话语表述出来，给他们道明白、讲清楚。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做这项工作比做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还要难。艾思奇在《我是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写道：“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 [60] 在哲学表述中，最忌讳的是用人人都不明白的话讲了一些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真正高明的哲学表述正好相反，它应当是用一些人人都明白的话讲出一些未必人人都知道的高深道理。因此，这里的“通俗”“具体”“轻松”，是就其表述形式来说的，它不应当损耗和降低哲学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更不能为了所谓大众化，而走到常识化、经验化，甚至庸俗化的地步。能够写出某一学科通俗读物或概论性著作的人往往都是对这一学科有着整体性了解和融通性把握的大师。艾思奇若不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修养和积累，并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这种哲学的本质精神和社会功能，是不可能写出能够征服普通读者的著作的。须知，虽然在今天看来，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所讲的道理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他所传播的可是一种全新的、外来的、十分深刻的哲学！
其二，哲学靠什么征服人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两段话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一段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61] 在这段用递进的语气写成的文字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通俗”“浅显”这样的字眼。事实上，马克思面向的读者也不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或专业人士，而是正在开展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这些人群同样不可能有很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然而，马克思一方面坚信理论的威力，认为理论只要能够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强调理论一定要能“说服人”，而理论靠什么“说服人”呢？他认为关键在于理论“要彻底”，“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可见，一种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其征服人的奥妙，不在于，至少主要不在于它是否通俗易懂，是否浅显具体，而在于它是否抓住了“人”这个根本。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62] 抓住“人”这个根本，就是深刻地揭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境遇，就是使人们达成对自己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的自觉，就是让“哲学”成为人们（无产阶级）的“头脑”和“精神武器”。
马克思的另一段话是：“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63]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64] 。哲学理论如果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哲学家不能成为他们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不能以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揭示出来，表达出来，简言之，不能把“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就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一定意义上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当时征服了那么多普通民众，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深刻地触及了当时身处“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渴求，他体悟和把握到了民众的心声。他曾说：“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 [65] 他所说的“智识饥荒”，显然不是一般实用知识的匮乏，而是对哲学，也就是对理解和把握自身存在以及与周遭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论的缺失。可见，一种哲学能不能“大众化”，取决于它能不能“化大众”，亦即它能不能凭借自己深刻的思想或洞见，使自己时代的人们从“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一种“自觉”的生存状态，找到自己“人生的最高支点”或“安身立命之本”。
我们进一步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取向和大众化取向的关系问题。孙正聿教授在其《亲近我们的马克思哲学》一文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重读马克思’和‘阐释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神话’和‘僵化’的时候，马克思哲学只能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当我们‘回到’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哲学‘学说’的时候，并且把这个‘学说’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时候，把这个‘学说’内化为我们每个人的‘学养’的时候，马克思的哲学与我们越来越亲近了。” [6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在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口号的倡导和引领下，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的热潮，并形成了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重要理论成果。这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且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新哲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得到了广泛普及和传播。由于这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在理论上的准备比较充分，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67] ，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之于中国现实的实践功能和理论魅力，因此，收到了十分显著的传播效果，创造了像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的理论宣传奇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日常的理论任务。本来这应当成为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受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存在把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经验化、庸俗化和泛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出现了人人读“毛选”，个个学哲学，贫下中农登堂入室讲哲学的热闹场面；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威信和魅力的受损和降低，人们把“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就是这种情形的具体表现。除了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研究和大众化普及的脱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甚至被割裂为各种“语录”，以黑体字的形式孤立于它自身的理论体系和人类的思想整体之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也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认真总结和反省的。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与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和机遇，在推动社会实现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不断实现着自身的思想解放，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界最活跃、对社会生活最具影响力的学科领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在一般理论宣传之外获得了一块相对宽松的学术空间，开启了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于是，从反思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到“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再到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从实践论转向，到存在论（生存论）转向，再到生活世界转向；从价值论凸显，到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成为显学，再到基于文本研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等重要文献的再理解、再阐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个理论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亦即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演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准，与改革开放前已不能同日而语，无论是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理路、文献积累、话语方式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毫无疑问，这些成就和进步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值得欣慰和自豪的。然而，伴随这一过程所出现的前文提及的现象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虑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取向和大众化取向之间，几乎形成了两种研究理路和难以对话的两套话语系统，一方面，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学者越来越专注于“纯粹的学术”，不屑于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人为伍，满足于在极小的学术圈子中相互欣赏和自我陶醉；另一方面，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的学者又自外于学术化研究及其成果之外，依然故我地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无视受众的真实需求和欣赏品味，颇有些堂吉诃德似的执拗与悲壮。
如果听任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研究和大众化研究双方都构成巨大的伤害。一方面，是学术化研究会越来越失去来自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动力和滋养，逐步迷失研究的目的和方向，从而被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拒斥和遗忘；另一方面，是大众化研究由于缺乏学术的支撑，越来越流于对现实生活的“外部反思”和老生常谈式的说教，在“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坚持中逐步被残酷的现实边缘化。更为不能承受的严重后果是，它会逐步地削弱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社会功能，使这种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陷入虚假繁荣的自悖境地，成为不怀好意者的笑柄。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大众的哲学，是致力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普罗米修斯是马克思永恒的哲学形象。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68] 说马克思是革命家，并不排斥马克思同样是一位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从马克思自己所理解的“哲学”，即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解释世界”的“哲学”意义上讲，学术化和大众化本身就是内在统一的。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解放的实践，就没有这种以“解放”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条件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 [69] ，“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 [70]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逐步由“自在”转化为“自为”的无产阶级，也就不会有由“自发”转化为“自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是马克思始终怀抱的哲学理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71]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变的理论指向和实践诉求。我们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将作为“一块整钢”的既是学术化又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是应当按照马克思的要求，使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72]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取向和大众化取向的“必要的张力”中寻求“微妙的平衡”，共同携手、相互协作，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气象和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