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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子思想做阶段划分自古有之，如明代学者陈建将朱子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 [93] ，李绂不同意陈建，对朱子做了不同的早、中、晚三阶段的划分。 [94] 王懋竑将《朱熹年谱》分为四卷，貌似将朱子思想分为四个阶段，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 [95] 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分歧，是因为不同思想家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陈建、李绂围绕“朱陆异同”的主题进行划分，而王懋竑则基于其对朱子生平的考证进行划分。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以朱子年岁为参考，结合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将朱子思想发展做四个阶段划分。
朱子的早年思想阶段即学者研究朱子的起始阶段，对此前人有不同的说法和界定，如牟宗三论述朱子思想是从其11岁开始 [96] ，钱穆则明确将朱子早年界定为“从游延平前”，也就是24岁前。 [97] 陈来作《朱子哲学研究》将朱子“早年”界定于其从学“三君子”至李侗卒，即朱子34岁前。 [98] 本书将朱子成年后有了相关论述但尚在探讨阶段的阶段称为“早年思想”，本书将此阶段定为朱子22岁至39岁。
对于朱子哲学思想的开端，学界一般以朱子24岁初见李侗为标志。如牟宗三以朱子24岁初见延平为朱子37岁前思想的第一阶段。 [99] 陈来亦说：“朱子早年思想演进，以从学李延平为关键，此在年谱皆已指明。” [100] 他提出：“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了杨时二传弟子李侗。在李侗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 [101] 对于朱子思想的起始，除了朱子的学术交往之外，也可以从其最早的著述窥其端倪。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最早的著述是朱子校订《上蔡先生语录》，他说：“于三十岁（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成《上蔡语录》，此为朱子著述之最早者。” [102] 然而初会李侗在30岁之前，显然不能成为探讨朱子思想的开端。除专著外，《文集》所载中尚有更早的论述，陈荣捷认为《文集》“由二十四岁（绍兴二十三年葵酉，1153）至易箦前一日致其门人黄干（1152—1221年），一生著述，除专著外，皆备于此” [103] 。陈先生认为《文集》中最早的论述从1153年朱子24岁开始，但是没有具体指出朱子最早论述的内容是什么。后据陈来考证朱子《文集》中最早著述从1151年开始有八篇，如《题谢少卿药园二首》 [104] 、《晨起对雨二首》 [105] 、《残臈》 [106] 等，朱子最早通信开始于1155年，当年朱子有书信八封，如《答戴迈》 [107] 、《答林峦》 [108] 等。《语类》最早由杨子直所录，从乾道六年开始，所以《语类》所载皆为朱子41岁及以后。 [109] 由此看来，朱子思想的开端可从朱子22岁的诗作开始。
朱子从24岁至34岁从学于李侗，1159年（30岁）校订《上蔡语录》 [110] , 1163年（34岁）编《论语要义》 [111] 、《论语训蒙口义》 [112] 、《延平答问》 [113] , 1164年（35岁）成《困学恐闻》，至37岁“中和旧说”（丙戌之悟） [114] ，朱子自述：“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 [115] 所以可知以朱子37岁前思想为未定之说是比较明确的。对此，牟宗三说：“然在朱子，三十七岁前犹无‘的实见处’” [116] ，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前，对于《中庸》《易传》所洞悟之实体、道体，虽亦有一仿佛之影子，对于《孟子》之本心，甚至《论语》之仁，亦似有一仿佛之影子，然契悟不真，用不上力。” [117] 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以前，虽已确定以《中庸》（首章）、《大学》为入路，对于其内容，则大体只是笼统肤谈。其真切用功是在三十七岁以后。” [118] 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37岁）。” [119]
37岁至40岁是朱子思想的重要转折期，朱子1167年（38岁）与张栻讨论《中庸》未发已发要旨、先察识后涵养等说 [120] ，然而很快朱子又推翻了“丙戌之悟”和“先察识之说”，这点从朱子自述中可以看出；1168年，朱子39岁，成《二程遗书》; 1169年，朱子40岁，提出“中和新说”（己丑之悟） [121] ，他说：“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 [122] 可见，朱子自己也说其40岁时改变了此前的论说，明代刘洪谟在《朱子文集大全》序中说：“盖朱子四十以前，如《存斋记》、《答何叔京》二书，专说求心见心，是犹驰心之玄妙，未悟天理时语也。” [123] 牟宗三也说：“四十岁以前犹未有此‘的实见处’也。” [124] 他认为朱子“新说”后才开始确定其思想的基本架构也是依据朱子的《中和旧说序》做出的判断，他说：“至四十岁因与蔡季通问辨，忽然开朗……遂将此‘天命流行之体’拆散而转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 [125] 对此，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确立于己丑。” [126] 可见，学界对朱子这一阶段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对于朱子37—40岁的未定之论，牟宗三将其称为朱子“‘中和旧说’的浸润和议论时期”，是对“中和问题”的参究和发展，他说：“在三十七至四十岁之间，朱子对于此‘天命流行之体’，寂感真几，创生之实体，并无真切而相应之契悟，只是仿佛有一个笼统的影像。” [127] 陈来则说：“朱熹早年中和思想曾经有过两次重要演变（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 [128] 以上陈述都说明朱子早年未定之说应该包含37—39岁，所以本书亦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将朱子22—39岁的思想作为朱子思想的早期阶段，也可以叫朱子早年的“未定之说”。在此期间，朱子著述（大部分是书信）约二百六十一篇。 [129]
对于朱子中年时期的界定，学界也有若干个观点，比如牟宗三认为朱子37岁时已是中年，他说：“人生三十七已进中年，不可谓少。” [130] 但牟宗三所说中年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中年，本书以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朱子开始确立自身的思想系统，说明朱子进入中年时期的思想阶段。朱子40岁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 [131] 、《已发未发说》 [132] 、《答张钦夫书》“诸说例蒙印可” [133] 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的确立，“中和新说”代表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中和新说”后朱子确立了心性论的架构、未发已发说、涵养先于省察的进路，标志朱子心性与工夫思想的基本确立。对于“中和新说”确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王懋竑认为：“按《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皆在已丑之春，盖乍易旧说，犹多有未定之论。……《中庸或问》又谓涵养之功至，则其发也无不中节，又似删却已发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论也。《中和旧说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诸说，则其所见已不同矣。” [134] 王懋竑又提出朱子于1169年的《答林择之》 [135] 的三封书信也是“早年未定之论”，他说：“皆辨先察识后涵养之非，而于涵养特重于已发工夫，未免少略……‘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自然发见昭著，不待别求，’是皆早年未定之论，而后来所不取也。” [136] 王懋竑认为朱子40岁时的著名论说均非“定论”。相反牟宗三却十分肯定“中和新说”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王懋竑所谓‘未定之理论’，无一可通” [137] 。并认为《中和新说》“条贯整齐，朱子学之为静涵静摄系统以及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俱定于此，此乃朱子终身不变者” [138] 。他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中和新说”之后就为定论了，他说：“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 [139] 陈来则认为朱子“中和新说”代表朱子哲学完整地确立和真正成熟，他认为：“至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 [140] 又说：“（朱子）40岁的己丑之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也与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 [141] 但是陈来并没有如牟宗三一样认为“中和新说”是定论。朱子在“己丑之悟”的次年（41岁）便作《中庸首章说》 [142] ，乾道七年（42岁）又作《胡子知言疑义》 [143] ，乾道八年（43岁）又作《仁说》 [144] 、《乐记动静说》 [145] ，对已发未发重新分辨、对心性情做细致的辨析，这都说明朱子对心性论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对此陈来说：“（朱子）此时比己丑之悟时更加明确地用‘未发’‘已发’来规定性情之间的关系。” [146] 陈来对朱子40—43岁的状态评价说：“从庚寅到壬辰的思想发展，朱熹明确确认中庸本旨是未发为性，已发为情。” [147] 其实，朱子43岁至50岁是朱子思想最高产的阶段，于1172年（43岁）成《论语精义》 [148] 、《孟子精义》 [149] 、《资治通鉴纲目》 [150] 、《西铭解义》 [151]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成 [152] ，又于1173年（44岁）成《太极图说解》 [153] 、《程氏外书》 [154] 、《伊洛渊源录》 [155] ，继续修改《仁说》 [156] 。由此可见，朱子40—44岁是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懋竑认为此时朱子才定下为学之宗旨，王懋竑《朱子年谱》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最早起于1173年朱子44岁。 [157] 陈来也说：“自乾道五年己丑之悟到乾道九年癸巳《伊洛渊源录》成，四年之间是朱熹哲学思想建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158] 朱子1175年（46岁）时与张栻、吴翌、吕祖俭等人对心的工夫展开论辩作《观心说》 [159] ，与吕东莱合编《近思录》 [160] ，《近思录》的编订意义重大，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四十以后，注《太极图说》，辑《近思录》，渐悔前非。” [161] 陈荣捷先生则认为《近思录》“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选集。其思想乃朱子本人之哲学轮廓” [162] 。同年朱陆会于鹅湖，此时朱子的为学宗旨、思想体系已经基本确立，朱子依自身的为学宗旨和学术规模与陆学展开关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论辩，对此钱穆提出：“鹅湖初会时，朱子之思想体系与其学术规模已大体确立。” [163] 陈来则提出：“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 [164] 由此可见，朱子于40—46岁完成了大部分的思想建构，但从“轮廓”“大体”“基本思想”等表述来看，不能认为46岁时朱子思想建构已完成，因为两年后1177年（48岁）朱子成《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 [165] ，删定石墪所编《中庸集解》，更名为“中庸辑略” [166] ，同年又编成《诗集传》 [167] 。以《集注》《或问》的编定为标志，朱子完成了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整体建构，确立以《大学》作为学术规模，并贯通《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理论体系，也正式标志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对此牟宗三认为“朱子在‘中和新说’和《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 [168] 似乎言之过早，因为朱子注重《大学》工夫是在《集注》《或问》之后。陈来认为：“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 [169] 所以，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48岁《集注》编订后标志其思想体系正式确立。
《集注》的形成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但很多问题依然继续展开。《集注》编订后，朱子对《集注》中的许多问题依然在讨论和修改，可以说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贯穿自己的一生。如《语类》中载：“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尽。旧来说作意或未诚，则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说从诚意去。” [170] 这说明朱子改《大学章句》“正心”章至少是在《集注》修订三年以后了。朱子53岁时去信任伯起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后便寄去。” [171] 57岁时，朱子去信程正思说：“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说之不明，方略改定，正与来喻合。” [172] 同年，朱子又去信胡季随说：“恭叔所论，似是见熹旧说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处有未尽耳。当时旧说诚为有病，后来多已改定矣。” [173] 同年，朱子再去信詹帅书说：“《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论语》《孟子》二书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则鄙拙幸无今日之忧久矣。” [174] 1187年，朱子58岁，他去信程正思两封，第一书说：“告子‘生之谓性’，《集注》虽改，细看终未分明。近日再改一过，此处觉得尚未有言语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细看，他时相见，却得面论。……‘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删去旧论，似已简径。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请看详之。” [175] 第二书说：“《孟子》中间又改一过，不记曾录去否，今恐未曾，别寄一本。” [176] 同年，朱子也去信董叔重说：“书中所喻两义，比皆改定。《大学》在德粹处，《孟子》似已写去矣。……今所改者，亦其词有未莹或重复处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177] 朱子还去信周叔谨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 [178] 59岁时，朱子去信黄直卿说：“《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仔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 [179] 可见，朱子在《集注》修订后的十多年间还在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分别进行大量的商榷修改，朱子在这一时期与黄商伯、蔡季通、吕伯恭、黄直卿、吕子约、程正思、王子合、向伯元、陈同甫、刘德华等人的书信达二百一十多篇，其中大量讨论到《集注》的相关问题，花费大量心力。朱子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功不多，50岁时再定《太极通书》 [180] , 57岁时成《易学启蒙》 [181] 、《孝经刊误》 [182] , 58岁成《小学》 [183] 。可见在49—59岁，朱子并没有过多的思想著述，其主要精力主要集中在修改《集注》与《或问》，可以说是对其中年时期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修正和完善，对此朱子自己也说：“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 [184]
历史上对“朱子晚年”界定不一，由此也造成对朱子晚年思想有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复会于南康，议论之际，必有合者。……盖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归之渐云。” [185] 可见，程敏政以朱陆南康之会作为“朱陆晚同”的开始，南康之会时朱子52岁，也就是说在程敏政这里似乎以朱子52岁为晚年。而阳明作《朱子晚定论》，认为朱子晚年觉昨日之非，但未对“朱子晚年”有时间上的说明。后陈建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 [186] 为标志，作为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 [187] ，似是以朱子56岁开始为朱子晚年。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明确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 [188] 。王懋竑校定《朱子年谱》四卷，“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 [189] ，并说：“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 [190] ，似是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阶段。近世朱子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刘述先、陈荣捷、陈来等都对“朱子晚年”有过相关讨论，但没有对“朱子晚年”的时间有明确的界定。本书以朱子60岁序定《大学章句》作为其思想进入晚年阶段的标志，60岁朱子与象山也结束了无极太极之辩 [191] ，并重新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子对《集注》和《或问》中的许多问题长期思考和修订的结果。所以60岁开始，朱子的生命进入了人生最后的十一年，从思想意义上说朱子人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朱子思想最成熟的阶段。
朱子晚年阶段对著述集中在经学的研究上，1192年（63岁）成《孟子要略》 [192] , 1196年（67岁）成《仪礼经传通解》 [193] , 1197年（68岁）成《韩文考异》 [194] 、《周易参同契考异》 [195] , 1199年（70岁）又成《楚辞集注》 [196] 。由此可见，朱子晚年阶段注重对经学思想的阐发，但对《集注》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工夫问题，朱子的讨论没有停止，这在朱子晚年的书信和《语类》中大量呈现。在此期间，朱子与黄干通信多达七十一封，与蔡季通通信多达六十六封，另与刘季章、吴伯丰、刘智夫、巩仲至等各二十余封。《语类》中所载朱子晚年时期与门人、友人讨论问学达五十九人， [197] 其中记录了大量朱子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讨论和说法的修订，对此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年近六十，注《论》《孟》，注《学》《庸》，益加精进。此时议论加意磨勘，于正谊明道中犹防计功谋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务底于平，不敢以己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将革矣，犹改《大学》‘诚意’章，绝无私护意。” [198] 可见，朱子对《集注》的讨论和修改持续其一生。
朱子晚年尤重视对《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的工夫论的讨论和修改。朱子在序定《大学章句》的同年便致信李守约：“《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概已改定，多如所论。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 [199] 1190年（61岁）致书张元德说：“《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 [200] 又说：“《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 [201] 1191年（62岁）致郑子上两封书信，第一封信说：“‘知至意诚’一段来喻得之。旧说有病，近已颇改定矣。其他改处亦多，恨未能录寄也。” [202] 第二封信说：“《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 [203] 同年致书黄直卿：“《大学》向所写者，自谓已是定本，近因与诸人讲论，觉得絮矩一章尚有未细密处……此番出来，更历锻炼，尽觉有长进处。向来未免有疑处，今皆不疑矣。” [204] 1193年（64岁），朱子修订《四书集注》，由曾集刻版于南康（南康本）。 [205] 故朱子于1194年（65岁）便去信吴伯丰告诉自己对“南康本”的修改情况，他说：“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义理无穷，尽看尽有恨，此衰年来日无几，不能卒究其业，正有望于诸贤。” [206] 1195年（66岁）朱子又致书吴伯丰说：“《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论也。” [207] 同年亦致书孙敬甫说：“《大学》向来改处无甚紧要，今谩注一本，近看觉得亦多未亲切处，乃知义理亡穷，未易以浅见窥测也。” [208] 又于1196年（67岁）致书孙敬甫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大学》亦有改定数处，未暇录去。” [209] 1197年（68岁）去信万正淳说：“《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 [210] 1199年（70岁）朱子又致书刘季章说：“《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 [211] 可见朱子从60岁到70岁都没有停止对《集注》修改讨论，甚至朱子多次说过改定，他终究无法停止对《集注》的修订，至朱子去世前三日，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212] 朱子60岁后对心性论和工夫论等诸多观点出现新的说法，体现其对此前思想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是朱子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1]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3] 姜国柱：《中国历代思想史》（宋元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4]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40页。
[6] 阳明引朱子《答吕子约》：“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引《答陆子静》：“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引《答周叔谨》：“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像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引《答吕伯恭》：“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引《答潘叔恭》：“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引《答潘叔昌》：“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引《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见（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41、141、143、143、145、149、142页。
[7]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8] 后世学者吴长庚编也说：“程敏政之编《道一编》，取两家言论比较异同，目的只在证其晚同，明其道一。那么，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单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则显然说是援朱入陆，阳朱阴陆，与程敏政有着明显的不同。他通过对书信的选辑，把仅仅体现了朱子心学思想的部分资料，扩大为代表晚年思想的定论，为他自身的心学思想张本。”（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序言》，《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2页。
[9]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0页。
[10]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11]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35页。
[12]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13]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序言》，《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7页。
[14]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页。
[15]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2页。
[16]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72页。
[17]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2页。
[18] 参见（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9]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2页。
[20]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92页。
[21] 钱穆：《朱子新学案》（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388页。
[22] 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页。
[2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45页。
[2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5页。
[2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0页。
[26]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2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1页。
[2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2页。
[29]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1—172页。
[3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2页。
[31] 如中国台湾学者王大德直言朱子之心是“气心”，朱子心与理为二，“心具众理”是外在的、关联的“具”。他提出：“主敬涵养之重要性在朱子学中应远不如即物穷理也。故唐先生以主敬涵养为朱子学之第一义工夫显有不妥。在朱子学中，应以即物穷理为第一义，主敬涵养为第二义，随事省察则只能居末也。”王大德：《朱陆异同新论：以‘心与理、心与物’为向度之新综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3、96页。
[32] 牟宗三：《心体与形体》（下），第198页。
[33]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4]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35] 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36]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7] 曾亦、郭晓东：《宋明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38] 曾亦、郭晓东：《宋明理学》，第183页。
[39] 陈林：《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40] 参见梅彦《朱陆晚年之异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
[4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3页。
[42]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43]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44] 陈林：《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4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4—365页。
[4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5页。
[4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5页。
[4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2—193页。
[49]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7页。
[50]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531页。
[51]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534页。
[52]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19页。
[5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412页。
[54] 参见方旭东《道德实践中的认知、意愿与性格：论程朱对“知而不行”的解释》，《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55]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9页。
[56]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056页。余大雅录，朱子49岁。见《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第13页。
[57]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4页。
[58]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5页。
[59]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60]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61]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62]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3页。
[63]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4页。
[64]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6页。
[65]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5页。
[66]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6页。
[67]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1页。
[68]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2页。
[69]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2页。
[70]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4页。
[71]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1页。
[72]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75页。
[73]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76页。
[74]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30页。
[75]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76]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第133—134页。
[7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01页。
[7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3页。
[7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0页。
[8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8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82]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83]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39页。
[84]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0页。
[8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8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7页。
[87] 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446页。
[88] 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440页。
[89]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廖子晦》，《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第2098页。后有校勘言：“‘既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尔’，诚之形而行之著也”乃为工夫之境界。（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44页。
[90]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50页。
[91]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80页。
[92]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83页。
[93] 陈建以朱子40岁前为早年，认为“朱子早年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至中年后始觉其非，而返之正也”。以朱子45岁朱陆相识为标志，将45—55岁定为中年朱陆疑信相半阶段。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为标志，认为是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6、123、130页。
[94] 李绂说：“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岁，定以三十岁以前为早年，以三十一岁至五十岁为中年，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页。
[95] 王懋竑以朱子46岁编订《近思录》为标志作为第二卷开始，以53岁为第三卷开始，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又以“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为第四卷之题，似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781、597—598页。
[96]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7] 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98]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9]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00]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0页。
[101]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102] 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7页。
[103] 陈荣捷：《朱熹》，第125页。
[104] 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5] 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6] 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7] 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8] 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9]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0]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1]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3]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4]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5]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
[11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40页。
[11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60页。
[11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60页。
[119]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页。
[120]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1]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2]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
[123]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序》，《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页。
[12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6页。
[12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71页。
[126]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页。
[12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71页。
[128]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61页。
[129] 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统计。
[13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40页。
[131]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3]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60页。
[134]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876—877页。
[135] 参见（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
[136]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877页。
[13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0页。
[13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0页。
[139]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8页。
[140]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72—173页。
[141]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14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3]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4]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5]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6]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2页。
[147]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2页。
[148]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9]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0]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1]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3]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4]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5]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6]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7] 参见（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158]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82页。
[159]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0]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1]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叙》，《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页。
[162] 陈荣捷：《朱熹》，第135—136页。
[163] 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390页。
[164]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165]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6]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7]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21页。
[169]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170]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41页。万人杰录，朱子51岁后。见《朱子语类》，第15页。
[171]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任伯起》，《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29页。1182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12页。
[172]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7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54页。
[173]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07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56页。
[174]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詹帅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05—1206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46页。
[175]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7—2328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176]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8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177]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董叔重》，《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49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178]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周叔谨》，《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54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70页。
[179]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9页。1188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89页。
[180]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1]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3]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621页。
[185]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4页。
[186] 参见（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刘子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35页。
[187] 参见（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188]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页。
[189]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781页。
[190] （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晚年全论》，《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97—598页。
[191]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3]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4]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5]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6]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7]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8]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叙》，《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5072页。
[199]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李守约》，《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04页。1189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01页。
[200]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张元德》，《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81页。1190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22页。
[201]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张元德》，《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82页。1190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22页。
[202]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81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1页。
[203]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83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1页。
[204]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8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8页。
[205] 束景南按：“朱熹于《四书集注》，晚年多有言及南康本者。”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第1064页。
[206]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吴伯丰》，《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40页。1194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73页。
[207]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吴伯丰》，《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42页。1195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92页。
[208]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孙敬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63页。1195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03页。
[209]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孙敬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64—3065页。119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24页。
[210]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万正淳》，《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89页。119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36页。
[211] （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刘季章》，《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94页。1199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93页。
[212]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