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哲学重本体,也重工夫,但心性论思想最终要在工夫修养中落实,所以工夫论在朱子哲学中又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涵养与致知是朱子对二程基本工夫路径的继承,经由朱子成为宋明理学两大工夫路径,在朱子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朱子的出现“使得理学中的理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这是他对民族精神不可低估的影响,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朱熹哲学的由来和意义” [1] 。涵养工夫作为朱子工夫论的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涵养在朱子工夫论中处于什么地位?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如何?涵养工夫在晚年是否真的出现新的变化?朱子涵养工夫变化的阶段为何?其变化背后的理据何在?如此诸多问题则仍在学界研究视野之外。再者,历史上有诸多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其中对朱子涵养工夫的争论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其中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的观点更多地被放在朱陆异同的视域当中去讨论,极少有人去考察朱子本身的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这是以往考察朱子涵养工夫思想的局限性。王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其引朱子关于涵养思想的三十多封书信,以此作为“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并不能真正定论朱子的涵养工夫思想,但是由于阳明及王学后人对朱子的判定在舆论上造成很大影响,反而引发历史上更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或是朱陆晚年异同之争,或是朱王异同之争,诸多争论甚至延续到当代学界,其中不能绕开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讨论。所以,如果要对历史上关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争论有较彻底的解决,就应该回到朱子本身对涵养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对朱子涵养工夫做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进行脉络化的梳理,首先要对朱子一生的思想做脉络化的考察,大体分出朱子思想的重大转折点和发展阶段,不仅关系到对朱子涵养工夫的正确理解,更关系到对朱子思想观点的最终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