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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发已发说》和《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之后，朱子于1169年《答张钦夫》中进一步明确未发已发的思想，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理论的正式确立。正如朱子所说：“然比观旧说，却觉无甚纲领，因复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矣。” [14] 朱子认为在这一时期对未发已发、性情的阐释进一步条理化、清晰化，因为认识到心的主宰地位，最终明确了未发为性，为心之体，已发为情，为心之用，心贯通未发已发的基本观点。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 [15]
由引文可见，朱子在《答张钦夫》中开篇便提出心有知觉运用的能力，所以心为主宰。接着朱子以动静言心之已发未发，仍是延续《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以心之状态解释未发已发的思想，以思虑未萌释心之未发，以思虑已萌释心之已发。与此前不同的是，朱子此时以“一性浑然”释中，为心之体、性之静；以七情发用释心之用，为情之动，从而明确了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思想。在此，朱子没有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所言“喜怒哀乐之性发”“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说明未发已发，也就没有以“性发为情”的思想来解释《中庸》之未发已发，而是将思虑未萌与一性浑然，思虑已萌与七情发用相对应；将未发之中与心之体，已发之和与心之用相对应，也就不再以“不偏不倚”释中。同年，朱子在《中庸首章说》中亦不再以“不偏不倚”释中，但仍以“喜怒哀乐”言未发已发，以“性之体”言中，以“性之用”言和，他说：“天命之性浑然而已。以其体而言之则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则曰和。” [16] 在此，朱子仍是以情之未发为性，性之已发为情，性是体，情是性之用的思路解释未发已发和体用关系。
如此可见，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言未发已发、体用关系是从两个层面上说的，对此陈来也指出：“己丑之悟所谓未发已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心的未发已发，一是指性情的未发已发。这两方面并不是一回事。” [17] 然而朱子在《答张钦夫》中则避免从两个层面上言未发已发，而是将未发已发统一到心上说，并且从性之静、情之动言心之未发已发。更进一步说，朱子将未发已发落实在心上说，是因为朱子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后朱子又在《答张敬夫问目》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子思之为此言，欲学者于此识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欤？” [18] 可见在此，心之未发为性，心之已发为情，心贯通未发已发，心之体用贯通性情的观点十分明确。心贯性情的观点确立起来后，心的主宰作用也明确起来，如此为涵养贯通未发已发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如上分析，朱子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将心贯通未发已发，统摄性情，如此涵养工夫就能在未发前落实，未发已发都要涵养，朱子认为只有敬可以成为彻上彻下的涵养方法。
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 [19]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心无论在动静语默之间都为身体的主宰，这是因为君子无论在动静语默之间都没有停止持敬工夫。未发之前持敬主要是为了存养本心，已发后持敬也贯穿省察的过程，持敬工夫贯彻动静、彻上彻下。朱子认为持敬存心时是思虑未萌，但是本心知觉不昧，这是静中有动，这是“复卦”中的“见天地之心”；等到省察工夫时，能在事物纠纷中品节不差而发为和，这是动中之静。因为敬的工夫能贯彻动静、彻上彻下，所以无论动静语默，心都为主宰，朱子认为这种彻上彻下的方法是圣学所传，可见持敬在朱子工夫思想中的地位。朱子认为如果能明白持敬是彻上彻下之道，则未发已发的境界都可以一言以蔽之。
对于涵养与察识的关系，朱子在1169年《与林择之书》 [20] 中已经对张栻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进行批评，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次年在《答张钦夫》中，更明确地对张栻先察识后涵养之说进行讨论，明确提出了涵养先于察识的观点。
又如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且从初不曾存养，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而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将有不可胜言者。……且如洒扫应对进退，此存养之事也，不知学者将先于此而后察之耶？抑将先察识而后存养也？以此观之，则用力之先后判然可观矣。 [21]
由引文可见，朱子从三个层面反驳了张栻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路径。首先朱子提出在已发处固然需要察识，但人自然有未发的时候，在未发时就需要存养，不能等到已发后再察识，察识后再存养。其次，朱子提出如果不先在未发前存养，就想遇事时随事察识，则察识工夫可能会过于空泛茫然，无下手处。最后，朱子认为像洒扫应对进退这种小学阶段的工夫，也都属于存养的工夫，当然是先做小学工夫再做察识工夫了。由此，朱子确立了存养先于察识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