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工业的崛起与私人信贷的扩张

一 美国工业的崛起与英国的相对衰落

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迅速赶超英国，成为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并在后续几十年中巩固了在劳动生产率领域对英国的比较优势。高效的生产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刺激了美国对生产资料消费的需求，商品产量也随之迅速攀升。1895年，美国的棉花消费第一次超过英国。到1900年，美国尽管在纺织品数量和市场份额上依旧落后于英国，但是纺织沙锤的产出远超同时期的英国。 ^[4] 这说明美国已经开始打破英国传统优势产业——纺织品业的垄断优势。

美国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在1900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世界产值的30% 是由美国创造的，而到1907年，这一数字跃升至35%。 ^[5] 其中，助力美国赶超英国的主要产业是制造业。仅以汽车制造为例，美国企业很早采用了适合批量生产的轻型轿车，便于降低成本以及促进企业规模扩张。由此产生了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技术型和生产型汽车制造商。同时在生产管理领域，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倡导的科学管理推动了公司规模的扩大和企业之间的兼并。 ^[6] 20世纪初，美国从事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开启全球化进程，不仅在国内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而且在海外建立了分支机构。这些跨国公司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业务的活跃主体，为贸易和金融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1889年到1913年，美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翻了近9倍，从8900万美元上升至80500万美元。 ^[7] 经济学家将美国制造业崛起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是美国大规模生产方法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公司经理人协商制度兴起。遗憾的是，这些生产和制度领域的革新却在英国进展缓慢。英国传统工业的发展反倒成为技术和组织制度变革的负担，致使其工业在1870年以后就开始走向衰落。 ^[8] 英国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1890年仅为美国工人的54%，农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为美国工人的63%。 ^[9] 到20世纪初，尽管英国依旧可以依靠海外纺织品贸易，勉强维持其在贸易总量上的优势，但钢铁需求在英国增长缓慢，进而导致严重依赖钢铁产量的制造业举步维艰，无论是产量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明显落后于新兴的美国和德国。 ^[10] 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原本英国在历史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棉花业，甚至也进入了“平稳下降”阶段，棉花业占出口的份额从1882—1884年的82%，下降至1910—1913年的58%。 ^[11]

美国工业的迅速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后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获取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借款。政府通过在伦敦金融市场上兜售美国债券，吸引英国、德国等国的投资者认购美债，从而获得巨额的国际贷款。美国也因极强的融资能力在191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当时，美国的长期外债就达到了71亿美元。巨额外债对美国来说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因工业发展而获得的出口盈余加之关税收入足以使美国平衡收支，清偿债务。良好的借贷信誉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刺激了国外私人投资者对美国的贷款，使纽约资本市场逐渐发展成为最活跃的借方市场。 ^[12] 因此，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中，美国具有调集欧洲资本为自身经济增长服务的丰富历史经验。而在此过程中，作为债务国的美国不仅能够帮助其债权人实现经济收益，还可以在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扩张的同时，悄然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成为他们的债权国。在1914年，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竟然还持有不到25亿美元的外国债券。 拥有债权与债务双重身份的经验，是美国在“一战”爆发后大规模对欧洲贷款的前奏。

二 美国私人投资的全球化与霸权野心的初现

美国工业革命后迅速积累的财富，成为美国通过海外资本扩张拓展商业版图的基础。此后经历了由工业卡特尔发展到金融帝国的渐进过程。制造业内工业兼并浪潮催生了跨国企业的出现，企业卡特尔对融资的数额和范围提出更高的要求。为给工业兼并重组提供方便，位于纽约金融中心的投资银行诞生后，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扩张。早在“镀金时代”，美国的勘探者、工业资本家、商业交易者和银行家已将其势力渗入墨西哥、古巴、夏威夷、加拿大及其周边领域。 ^[13] 从1897年到1914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是过去100年的5倍，直接投资是原来的4倍。对外长期投资中的四分之三都流向了美洲国家。

通过对拉美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贷款投资，美国正式介入原有欧洲债权国与拉美债务国之间的交易结构中。而这些拉美债务国的弱势政府，纵容美国以回收债务为借口将美国经济模式和监管方式植入本国。在多米尼加，美国甚至接管了圣多明哥的海关，通过直接剥夺部分关税以实现对该国的控制。“多米尼加模式”提示美国继任统治者：对外扩张的模式未必需要通过军事征服来实现，金融管制则是更为隐蔽经济的控制模式。 ^[14] 因此，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时代，更多使用“美元子弹”，通过金融监管而非领土征服来控制周边国家，这成为美国20世纪前后在世界舞台上显示金融权力的强势表达。 ^[15] 而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银行财团和金融专家一直承担着为美国资本开疆扩土的使命。

包括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以及艾米莉·卢森博格（Emily S.Rosenberg）在内的美国经济史研究者都认为，美国官僚体系的专业化是美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 ^[16] 具体到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私人银行集团和金融专家的发展，以及他们在拉美地区金融扩张的专业经验是美国金融帝国崛起的先决条件。

在提供专业意见的金融专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是查理斯·科南特（Charles A.Conant）以及埃德温·凯末尔（Edwin Kemmerer），其主要活动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金本位制。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现汇率剧烈波动会严重影响到出口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美国海外利益。如果商品货币价格无法预测，国际收支的主导权将继续掌握在伦敦手中，美国企业很难在与英国的商业竞争中取胜。为提高纽约银行在汇率交易市场上的地位，1898年，科南特在其论文《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中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过度、汇率低估、利润下降的问题，并从墨西哥、菲律宾到巴拿马开始了将银本位转换为金本位制的改革实践。而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金融学家凯末尔，继承了科南特提倡金本位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了英国金汇兑本位制思想的优劣，亲自指导了菲律宾的汇率改革。金融专家在国内外极力推销金本位制的结果是：1900年，美国成为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其国库也“被黄金填满了”。 这不仅为美国对外贷款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美国在“一战”后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物质基础。

同时，金融专家还为私人投资银行保驾护航。这些银行是资本市场上的舵手，当银行将贷款投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外国政府时，金融专家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方式介入整个借贷过程。一旦遭遇金融风险，金融专家会重启目标国的债务重组进程并实施行政管理，而政府行政官僚负责将这些私人干预行为纳入到国家利益体系和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中。 ^[17] 例如，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就是通过对铁路、采矿、制造业的兼并和重组服务，在纽约市场上发行金融票据进行交易，逐渐发展壮大。 这些投资银行不仅为本国工业兼并筹集资金，也从事对美洲的贷款业务。1899年，当J.P.摩根成为美国第一笔国际贷款的联系经理人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开始纷纷效仿涉足欧洲债券市场。

私人银行为确保在国内外投资中获得稳定的收益，他们必须和美国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是由于：第一，私人银行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其投资对象是主权国家，因此扫除主权障碍通常需要与政府配合。在这一时期，当私人银行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失效后，美国政府会通过武力手段确保私人投资纳入国家战略轨道。第二，私人银行与美国政府存在着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增强美国金融权力的共同利益。例如，1907年纽约市场股票价格急剧下跌造成了金融恐慌，经济危机来临。为避免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关闭，J.P.摩根带领主要投资银行家采取救市计划，他在短时间内筹集了3800万美元以维持机构运转。摩根公司在美国缺乏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充当了危机中的最后贷款人。J.P.摩根能够临危受命肩负重任，固然有其个人优势，比如他每年在伦敦居住一段时间，学习观察英国货币政策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危机处理经验，有助于他采取果断措施帮助美国减少损失， 但纽约市场摆脱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美国财政部对摩根公司不遗余力的支持，以及政府与投资银行家维持金融秩序的共同利益。

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金融势力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官僚、金融专家、投资银行家之间的密切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金融外交集团，看似私人性质的对外投资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正如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所言：“金融力量通常是建立政治友谊或同盟的工具，在借与不借之间总有精明的政治算计。” ^[18] 从实质来看，美国金融的海外扩张是美国帝国主义政治扩张的先驱。 q9TFmnvtJzF3haWVPSzWPvXN08VMTewQq/c+9vBKi5ttsCkBZ8/tXj4UUcnEZ8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