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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想参与并接受赐予我们的世界领导权。我的同胞们，一种什么样的领导权力？……自由的权力。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919 [1]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与英国角逐霸权的过程中，能够触及英国国家利益的两个手段是：美国要求英国支付战债，以及美国要求海军力量扩张到与英国皇家海军平等的地位。
——英美关系史学家麦克切尔（B.J.C.McKercher）1999 [2]
在美国传统政治史的叙事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仍沿袭着“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并不热衷于与欧洲大国争夺权力。 [3] 同时，在欧美经济史的叙事中，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原有霸主英国无力承担责任，而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却选择逃避不作为。 [4] 因此，美国在经济上也无争夺霸权之意。两种叙事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无意称霸的美国何以在与英国激烈的霸权竞争中取胜？
实际上，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着经济扩张与政治孤立的张力。同时期美国国会与财政部在国内的公开角逐，以及二者在对外战略上的统一，则是这一政治生态的微观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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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扩张与政治孤立在政策上看似矛盾，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在工业上全面超越英国，进而在1925年实现了金融中心由伦敦至纽约的迁移。
而英美之间完成政治上的权力交接却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与政治权力转移的时间差，应该是美国优势经济力外溢至政治—军事领域的渐进过程。如果说大国权力的暴力交替是通过霸权争夺的军事战争来完成，那么大国权力的和平换位则是新兴国家对霸权国优势领域的渗透与占位。这一渐进的权力渗透进程，恰恰是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最难逾越的关卡。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权与政治—军事权转移的过程就遭遇美国的压制。甚至，新兴大国能否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都取决于能否成功地用优势权力渗透至自身弱势领域，弥补其实力短板。因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才在研究大国兴衰历史时感慨：“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在他看来，英美之间霸权转移的基础是美国工业的扩张，同期参与竞争的德国、俄国因战略失误或内部革命遭到打击，但美国却明智选择政治避险，在20世纪20年代退回到孤立主义。
此后，欧洲大国的战略扩张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给美国重新创造了崛起的机遇。照此逻辑，美国的政治崛起和大国地位一定程度上是工业扩张的自然结果，而非主动谋划的成就。也有研究认为，美国天然幅员广阔、物资丰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于躲避欧洲复杂的政治纷争，成为世界首要大国在一定意义上是“天定命运”。
[6]
但美国史激进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就开始了对孤立主义和经济政策的辩论，并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达成共识：要全力推动美国海外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扩张。之所以在政策上选择孤立主义，仅是基于集体安全和欧洲政治会削弱美国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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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激进的扩张主义才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看似与这一主张冲突的政治“孤立主义”，更大的意义是实现与经济扩张的战术配合，服务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立志“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那么，美国如何实现由经济扩张到政治渗透的权力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战争形势下的特殊产物：战债。战时贷款作为一种战争贡献，可以合理地要求参与战后利益分配。这样，战债既具有经济性，更具有高度政治性，是经济权与政治权之间天然的交换机。美国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为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11个协约国提供贷款，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 [8] 这给美国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极大特权。美国深知，在战后以恢复经济秩序为首要任务的国际关系中，只要美国坚持要求债务国偿债，欧洲协约国就需要极力压榨德国，德国必然会因债务负担过重求助于美国，这样造成一种协约国指望美国减免其战债负担，德国亦需要美国贷款的局面。既然所有欧洲债务国在金融上都有求于美国，那么显然没有美国参与，欧洲不可能彻底解决德国问题。这样，债权就成为美国以经济权力插手欧洲政治事务，并与英国进行霸权争夺的主要战略工具。
但拥有债权并不等于会使用债权，并将债权的效用最大化。世界历史上虽拥有强大债权却身处弱势的案例并不鲜见，这使得探究战债何以成为美国的“武器”助力国家政治成长，具有了经验价值。本书将建立关于国家债权效用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英美霸权交替中债权债务关系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厘清美国以债权渗透至货币、贸易、军事—政治领域的权力交换过程，为霸权更迭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新兴国家的实力全面提升提供经验参考。
1.研究问题
本书写作的目的和动力首先来自笔者学习英美关系史时产生的历史疑惑，进而引发了探索国家债权的理论兴趣，形成了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层面的问题群：
从历史分析来看，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英国的债权为何没有被霸权国英国动用整体实力压制或者直接剥夺？其次，在维持了债权的基础上，美国如何以战债实施“黏性权力”（sticky power）的作用，
将经济优势渗透至其他问题领域？在此过程中，以英国为首的债务国采取了哪些反制措施？再次，美国对英国的债权在形成、维持、消解阶段的效用发生了何种变化？最后，美国以战债换取国家实力成长的历史是否具有特殊性？美国运用债权的历史经验在哪些方面可以为新兴大国成长提供何种历史经验？
从理论研究来看，国家债权有哪些特点？债权与其他领域的权力如何进行互动？如何判断国家债权的实际影响力？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的效用？如何使国家债权的效用最大化？
从现实策略来看，为何当下国际体系中的债权大国显得弱势，而债务大国却能显示强权？哪种债权规模、债权结构、债权策略更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中国应当制定怎样的债权战略以摆脱“不成熟债权国”地位？
上述问题群引导笔者形成了由爬梳英美战债问题史料到探索债权作用机制，再到思考中国债权应对政策的研究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和逻辑思路的整理，笔者寻找到更多具有价值的英美外交档案和债权互动因果机制，这提升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研究价值
（1）经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
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而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国际体系的和平迁移；二是在“美国处于统治比较克制，不那么军国主义”的时期对国际秩序进行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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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基于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经验，发现从债权到霸权转移之间的内在逻辑，旨在探究从金融相互依赖到国际体系和平调整的实现路径，规避中美军事对抗。
（2）应用价值。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的事实，受到国内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在国内，债权牵动金融的稳定进而影响政治和谐稳定。在国际社会，中国被夸大的债权连同“中国威胁论”一起极易混淆对债权的理性认知。因此，对债权政治的经验研究可以厘清债务清偿机制、债务交易网络与债权国利益的作用关系，通过过程监控，重新审视中国“债权国”地位的战略空间，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债权战略，以增进中国债权的政治收益。
（3）理论价值。探索美国通过债权建立与包括政治、军事等其他权力形态之间联系战略的实现过程，可以深化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对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的研究。本书将追踪国家由单一领域优势扩展至国家总体权力领域的变化过程，拓展对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是经久不衰的核心议题。在军事政治领域，英美霸权和平交替是避免核大国之间体系战争的历史参照；
[10]
在货币金融领域，它是反思体系调整时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经典案例；
[11]
在文化研究领域，英美权力转移时期“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新兴国家与原有霸权国竞争与合作的建构主义范例。
同时，战债问题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议题。因此，分别论及英美霸权转移、战债问题的论著并不鲜见。这些论著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阐述霸权更迭和经济演化的理论逻辑。本书仅筛选了与研究主题和理论基础高度相关的三类代表性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评述。
1.国家债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际债务关系研究，重点在探析信贷交易背后权力关系变迁的理论与历史。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对研究路径具有较大影响。经济学家对国际借贷的政治分析，善于运用国际贷款的历史数据做定量分析。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迈克尔·汤姆斯（Michael Tomz）、奥德特·李恩奥（Odette Lienau）等经济学家研究国际债务历史发现，大量国际贷款流向了有债务违约记录的国家，这并非债权国忘记历史，而是贷款因强烈的政治性忽视了经济收益。简言之，国际借贷与政治密不可分。同时，国家需要对内进行银行监管，以控制信贷规模，对外展开国际合作，从而维持信贷合作的信誉。这样，要维持国际信贷体系的稳定，前提就是维护国内、国外政治环境的稳定。 [12] 作为国际贷款的制度环境，一旦国际、国内政治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无疑将诱发债权国与债务国关系的调整。克里斯蒂安·苏特（Christian Suter）等发现，当国际体系的核心国之间竞争加剧、权力结构多中心化时，债权国对债务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将更加明显。 [13] 而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因国家债权具有权力与责任的双重面向，债权大国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大国角色是十分昂贵的。 [14]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在《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政治学》一书中提出，在“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中，避免支付战债是英法两国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来源。 [15] 战后，英国承担了包括支付战债、重建资本等过多的负担，而美国却从战争中获得大量收益的同时，没有承担债权国应有的责任，参与更多的国际合作。这是导致“一战”后大国经济对抗与竞争主要根源。 [16] 上述研究对债权问题虽有涉略，也开始从政治视角观察债权，但是研究的落脚点集中于如何避免债务危机重现，重点仍是以金融视角看待国家之间的信贷关系。
偏重政治视角的研究则旨在建构金融关系的政治理论。这些研究普遍认为金融权和政治权不但高度相关，而且具有一致性（convertibility）和可转化性（fungible）。 [17]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更进一步提出政治与经济实现转化的路径为“联系战略”（linkage strategies），即将不同问题领域的议题合并解决。 [18] 这样，在不同问题领域内优势越大，其权力形态之间的力量就越具有相互加强的可能性，总体权力就越强。换言之，越是大国，就越有可能将通过结构性和联系性优势将权力状态锁定，并且借助体系的全面优势把结构调整的成本转移至弱国。因此，大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具有延迟调整的能力，这是它的特权。 [19] 但同时，不能对金融权力的可转化性过分高估，因为研究发现，相比政治策略和手段，金融权力的使用不仅频次比政治权力少，且使用效果差距大。乔纳森·柯什纳（Jonathan Kirshner）提出，历史上不同条件下采取金融强制措施的效果有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金融权力使用的成功或者失败。 [20] 上述两类研究是本书展开的理论逻辑前提，只有在承认一国债权可以转化为对债务国政治外交实际控制力的前提下，从史学角度探究美国通过债权与英国展开政治博弈的历史进程才有意义。
2.英美战债与霸权转移的相关研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关系中，英美战债问题是事关战后重建的重点经济议题。彼时，英美作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债权国，分别拥有数量庞大的债务国。在此基础上，英国还是美国的债务国。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参战各国财政部行政人员、金融专家、金融利益集团以及众多政治家，或基于减免债务的需求，或基于政治任务，都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整理、研究战争债务问题，这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关于战债的财政部档案文件、内阁会议记录、专家文稿和研究专著。
鉴于从1934年之后英国曾停止偿付美债，其他国家也效仿英国纷纷违约，因此早期的整理性研究并没有预见战债对英美权力转移产生的影响，而是将工作重点聚焦于复杂债务关系的系统性梳理，其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撰写了大量与战债相关的报告、论文。他从英国政府立场出发，认为战债支付体系与重建世界贸易存在冲突，因此欧洲不可能清偿战债，建议美国取消债务。 [21] 而詹姆斯·泰勒·杰罗德（James Thayer Gerould）等则以英美合作互动视角整理了双方的官方文件，并开始从战略上反思本国战债政策的失误。 [22] 同时期，美国方面也有对战债的整理性研究，哈维·菲斯克（Harvey E.Fisk）从展示世界大战为主权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视角，对协约国财政收支、债务状况进行汇总整理。 [23] 几年后，随着道威斯计划实施，德国赔偿正式启动，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G.Moulton）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德国赔偿问题纳入世界战债支付体系，从支付转移的视角简述了美国提供战债与战后欧洲繁荣的关系。 [24] 总体看上，这一阶段英国方面的研究为取消战债服务，重在强调战债的破坏性。而美国方面则着力描述战债对重建世界经济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债问题开始散见于研究英美霸权更迭的文献中。威廉姆斯发现，美国为了把新兴日本和德国纳入它所倡导的先进工业国家体系，利用削减战债平息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反对；
[25]
弗兰克·科斯蒂哥里拉（Frank Costigliola）则指出，英国的债务国身份使其在涉及黄金、汇率等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的战债政策，这凸显了美国债权在20世纪20年代英美经济竞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6]
英美关系史学家麦克切尔认为，不合理的债务支付体系对英国形成的竞争压力是英国让位于美国的重要原因；
[27]
罗伯塔·艾伯特·戴耶（Roberta Allbert Dayer）则发现，美国通过私下将削减战债作为诱饵，迫使英国放弃英日同盟，因此战债还是美国与英国展开军事竞争的重要手段。
[28]
可见，在美国战略崛起的过程中，债权杠杆活跃于战略布局、货币夺权、军事竞争等众多领域。因此，战债是美国金融货币史、全球化史、商业史、经济政策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更激进地提出，包括对外债权的金融权力是美国霸权兴起和霸权护持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同时，不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时也关注到了战债问题的价值。张振江、王宏波在研究经济权力转移、德国赔偿问题时论及美国借助战债议题给英国施加压力；
梁军、王立新在阐释霸权更迭的宏观叙事中提及战债问题。
尽管上述研究的重点在较为宽泛的货币金融领域，尚未专门聚焦至战债与债权，但在溯及美国霸权来源时，已经开始将美国对英国的债权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对象。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战债与其他权力互动的研究视野，是对战债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处于债务违约状态，战债问题上的研究热度也随之逐渐退去，这导致以战债为中心议题论文或专著并不多见。这一时期以罗伯特·席夫（Robert Self）对战债与英美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以战债为主线，展现了两国从斗争走向合作的历史画面。他提出，战债压力是英国唯恐破坏两国关系的经济根源，它迫使英国在对美外交中尤为慎重，并由此促进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29]
威廉·乔治·普伦（William George Pullen）也承认，因战债一度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政治，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受国内战债舆论的制约。
此外，胡毓源、徐振伟等国内学者对专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债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
这些以战债为主题的研究多角度地呈现出同一历史进程中战债的不同面向，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战债的历史特征。
3.中国债权策略研究
自1991年中国成为净债权国以来，到目前已经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债权大国。
债权即是财富，也是权力。因此，研究应当以何种视角看待中国债权、应当维持何种规模的债权以及应当如何分配和使用债权，是中国IPE学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鉴于中国为“不成熟债权国”，货币错配导致中国债权存在资产风险，既有研究提出了优化投资结构，扩大私人证券投资；
提高外部财富管理能力，稳定人民币汇率；
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度，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克服经济的外生性等手段维护中国的债权国利益。
可见，国内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安全视角对中国对外债权深感担忧，而非将其看作一种政治权力。
但随着中国国家债权规模以及分布范围的扩大，美国对中国债权增长的忧虑却不断发酵，甚至在美国国家安全评估中都对中国债权影响力不惜笔墨。 [30]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增加了在汇率问题上的否决权。对此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Drezner）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尽管中国持有美债规模较大，但若中国使用美债武器将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而且终归会因无法得到多边合作而遭遇失败。 [31] 而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和乔纳森·柯什纳则持较为中立的看法，在两人编著的《金钱长城：中国国际货币关系中的政治与权力》一书中提出，虽然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新兴国家对美国实施债权总是困难的，但中国塑造国际货币体系要强于日本。 [32] 尽管如此，基于防范中国债权的考虑，布拉德·赛斯特（Brad W.Setser）、丹尼尔·贝尔特伦（Daniel O.Beltran）等学者还是主张美国应当加强对美债外国持有比例的研究和监控。 [33]
相应地，就中国债权是否足以威胁美国经济安全这一问题，中国大量研究持否定态度，认为债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货币特权抑制，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在谈及中国未来的货币策略时，亦有研究主张应在必要时抛售美债，以牵制美国。
从总体上看，中美学者都在中国债权问题上力图为本国规避风险。差别在于，中国学者在思考如何减少持有债权的经济成本时，美国学者已经对中国债权抱有强烈的政治警惕。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美国学者在未雨绸缪，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美国金融史中，美国曾经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两种身份中多次切换，在金融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因此，探究英美权力更迭中美国实施债权政治的策略、厘清国家债权的效用，可以为中国债权战略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重要的参考，但对于英美霸权转移中美国债权政治的研究仍显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内容上，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多数研究未将债权作为独立变量予以考察，而将其视为货币权力或者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一部分。这导致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债权问题的多数研究散见于文献中，对英美两国的战债政策连续性缺乏统一认识。相应地，国内对中国债权战略的探讨也多是纳入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权力的分析框架下做国际金融分析，对国家债权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特别是中国的债权战略缺乏系统研究。
（2）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更重视债权的物质力量维度而对债权的关系维度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美国通过债权政治建立债权与不同问题领域（军备、领土、国际贸易）联系的能力，尚待进一步研究。其次，需要深入探讨美国作为债权国如何建立和控制债权交易网络，控制债权政治实施的国内外观众成本。最后，既有研究缺乏对美国作为政策实施国与英国目标国之间政策反馈的分析。
（3）研究文献使用上，美国文献运用多，英国文献发掘少。既有研究重点关注美国视角，因此重视美国国会文献集，尤其是美国外交文献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中涉及战债主题档案材料的价值，但是对大量英国内阁会议文件中涉及战债议题的多元档案，特别是《英国外交档案文献北美系列》中“财政声明和战债卷”的文本分析尚显薄弱，因而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债权目标国对战债问题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尚待挖掘。
1.研究设想
关于债务问题的外交考量会增加或削弱一个国家的权力。
[34]
因此，一国拥有的对外债权可能成为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形成一种债权政治。所谓债权政治，是债权国以其债权优势，通过明示或暗示的、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行为，与债务国在债务关系之外的博弈行为。
外交实践中，无论是债权国还是债务国都必须考虑债权政治的外部性，保持政策上的审慎。回顾美国成为英国债权国之后的外交史，会发现当时历任美国总统对战债问题的官方表态都极为强硬，要求英国和其他欧洲债务国必须欠债还钱，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削减了部分战债。战债削减既反映了英美两国博弈的状态，也是美国善用债权换取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二者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则是彼此力量的消长。若将这一过程置于变动世界体系中债权国与债务国外交博弈的宏观视野下，则英美经验又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因此，本书的初步设想是在经验研究上探索英美霸权转移中美国债权政治的历史经验，厘清债权与其他问题领域联系战略的实现过程；在理论研究上寻找债权国与债务国互动博弈的内在逻辑，建立一个包括体系结构与债权结构、债权交易网络关系、债权发展阶段三个维度的国家债权效用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在政策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债权的现状，提出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提高中国债权效用的策略。
首先，在历史分析部分，将重点描述英美霸权转移进程中，美国如何以通过“爱国主义动员”减少债权政治的成本，进而以债权设置外交议程，换取了对欧洲事务的参与权，加速了美元国际化；致使英国金融告急，在英美两国军备竞赛中显示出经济脆弱性。本书认为，美国对英国使用债权政治客观上达到了两个效果：一是将债权渗透至其他领域，帮助美国实现权力的渐进转移，最终实现美国整体实力的飞跃。二是美国与其欧洲债务国因债权关系形成的相互依赖状态，增加了英美两国的合作议题，为规避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与英国作为霸权国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合作基础。
在理论研究部分，本书在建立债权效用的评价体系时，将采用三组核心自变量：体系结构与债权结构、债权交易网络关系、债权发展阶段（时间序列）。在第一组变量中，体系结构是指国家在债权以外不同问题领域内的总体权力及其分布状态，是债权运行的外部环境；债权结构是指国家拥有债权或债务的规模和分布状态，是债权运作的内部生态。
第二组变量债权交易网络关系是指因国际信贷市场逐利交易活动而产生交易节点的建立与消失。国家间随借贷行为产生债权与债务关系，建立交易节点，也因债务清偿或彻底减免导致交易节点的减少以及交易关系的终止。债权交易网络关系活跃、易变，债权影响力也随着这种变动而发生相应变化。
第三组变量债权发展阶段是指债权形成时期、债权维持时期、（债务重组时期）以及债务消解时期（彻底清偿），
这是影响债权关系和效用的时间序列。
上述三组自变量结合因变量国家债权影响力，形成了以下几组基本判断：
第一，国家债权影响力受该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地位影响，该国在国际体系地位越高，其债权影响力也越大。在债权结构中一国债权的规模越大，债权分布越集中，对债务国的影响力越大。（纵向权力）
第二，国家在债权交易网络关系中的中心度越高，在整个交易体系中越重要，它将债权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越强。（横向关系）
第三，在具体的债权发展阶段中，债权国在债权形成时期、债务重组时期的影响力较强，在清偿和违约阶段债权影响力较弱。（时间序列）
这三组自变量和三个基本判断分别处于评价债权效用的三个维度。第一组体系结构与债权结构是观察债权影响力的纵向维度。国际体系的等级性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国家因总体实力不同而产生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异，“极”的概念就是等级性的具体化。相应地，债权结构也具有等级性，因此它和体系结构是观察债权影响力的纵向维度。第二组债权交易网络关系是观察债权的横向维度。判断关系是否重要重点在于建立关系的幅度和亲疏度，因此具有横向属性。最后一组债权发展阶段是观察债权影响力的时间序列。本书认为，判断一国债权影响力的大小应该是三组依次递进的关系，分析一国债权的效用需要先判断该国在国际体系与债权结构中的权力与位置，再具体到债权关系追踪交易网络中该国的节点多少和中心度强弱，最后在具体的债权关系中根据所处的债权阶段判断债权实施的效果。
在政策建议部分，本书将重点考察当今中国在宏观体系环境与美国的历史情形存在的异同，在借鉴美国经验时应当采取审慎原则，进而探索将债权作为政策工具在微观手段和具体效用上的一致性。本书认为目前中国在债权策略上应当首先基于以下原则：
第一，美元霸权存在的长期性以及债权转移的迟滞效应，客观上需要继续维持中国对美国债权的规模，这使得中国的债权政策需要具有长期性、连续性。
第二，债权效用会依据需求变化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这要求中国作为债权国对债务国的需求、时间的权变保持高度敏感，在把握债务形成期的时机和债务清偿规则制定权的同时，根据债权对不同问题领域的溢出效应，扩展债权在不同问题领域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的实现形式，以债务关系为契机拓宽国际合作渠道。
第三，面对“主权豁免”原则与中国“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引发的债权强制困境，中国应当从债权交易网络出发，灵活选择债权合作的对象，探索如何实现合作的途径，以维护中国的债权国利益。
2.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集中考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欧债务关系的演变过程，追溯战债委员会的成立、美英两国在债务问题、军备问题的核心决策过程，发现债权政治作用的因果机制。
（2）文本分析。对涉及英美霸权转移中美欧债权关系的重要档案文献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核心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和文本解读，以窥测其特征和意涵。
（3）案例研究。将英美之间债权变化、债权转移与军备竞赛分别作为溢出效应和联系战略的典型案例，分析英美在战后国际体系调整上的竞争与合作。
本书在内容上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为历史案例，第六章为现实策略。
其中，第二章笔者将从国家债权的概念入手，分析国家债权的特征，详细阐释体系结构与债权结构、债权交易网络关系、债权发展阶段三组自变量与因变量国家债权效用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国家债权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章、第四章为英美两国在债权领域内的外交互动。它包括了英美债务关系发展的形成、维持（重组谈判）以及消解三个阶段。其中，第三章系统梳理从美国对外投资的兴起到英美战债形成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上归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债务体系结构以及交易网络关系。侧重描述英美战债形成过程中，英国因融资需求向美国借款，导致英国在整个债权交易体系中由处于顶端“银行家”变成了信贷“中转站”的债权交易网络变化。
第四章重点考察美国对英国债权的维持、重新谈判到违约和最后清偿阶段的变化，集中叙述美国在战后成立“世界大战外债委员会”开始敦促各国偿债，到各国偿债困难胡佛总统发表《延债宣言》，直至大部分国家最终违约的历史过程。同一历史进程中的债务国——英国则在努力取消战债的过程中屡次受挫而逐渐被动纳入美国解决战债问题的轨道。面对金融危机英国反思自己的战债政策，联合债务国共同抵制支付战债，集体走向违约。这导致美国对债权交易网络的控制随着欧洲偿债的困难逐渐减弱。
第五章为本书的核心章节，系统阐释英美以战债议题为核心在其他问题领域内的外交博弈，即债权权力形式转换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以战债为切入点，建立债权与币权、国际贸易、德国赔偿、军备竞赛等议题的联系，迫使英国在上述问题上对美国妥协。美国的战债虽然遭到削减甚至大部分遭遇违约，但用金钱换来了实际的权力。
第六章是对中国债权政治运用现实策略的思考。本章首先总结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的历史启示，进而分析中国“不成熟债权国”的困境，以探讨美国债权政治经验对中国的适用度。其次，从体系结构、交易网络、目标国融资需求等角度分析中国使用债权需具备的前提条件，最后探讨中国分别在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使用何种债权战略。
[1]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mpany,1972,p.108.
[2] B.J.C.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 - 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 1930～194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1.
[3] 关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外交孤立主义的研究参见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 Its Twentieth - Century Reaction ,New York: Abelard-Schuman,1957; Robert W.Tucker, A New Isolation ism : Threat or Promise ?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也有研究质疑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是否是真正的孤立主义，参见 Ronald E.Powaski, Toward an Entangling Alliance : American Isolation ism , Internationalism , and Europe , 1901～1950 ,Westport:Greenwood,1991；以及Bear F.Braumoeller,“The Myth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6,No.4,Oct.,2010,pp.349-371.
[4] 参见 Charles P.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70,pp.198-199.
[5] Harold G.Moulton and Leo Pasvolsky, War Debts and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The Century Company,1932,pp.73-74.
[6] Scott Nearing and Joseph Freeman, Dollar Diplomacy : A Study in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B.W.Huebsch and the Viking Press,1925,pp.2-3.
[7]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136.
[8] Era Dabla-Norris ed., Debt and Entanglements between the Wars ,Washington,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p.5.
[9] Frank Costigliola, Awkward Dominion : American Political , Economic ,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 , 1919～1933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9.
[10] 关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参见B.J.C.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 - 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 1930～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I :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n , 1913～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Phillips Payson O'Brien,eds., Two He gemonies : Britain 1846～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2001 ,Burlingtont: Ashgate,2002; Alan P.Dobson,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Of Friendship , Conflict ,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New York:Routledge,1995；梁军、章博：《试论大国霸权的和平转移——以英美互动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潘兴明：《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1] 参见[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二版），许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Charles P.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70.
[12] Barry Eichengreen,“Historic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Lending and Deb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5,No.2,Spring,1991,pp.149-169；关于国际信贷的经济史研究参见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 1919～1939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Odette Lienau, Rethinking Sovereign Debt : Politics , Reputation and Legitimacy in Modern Financ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3] Christian Suter and Hanspeter Stamm,“Coping with Global Debt Crises Debt Settlements,1820 to 198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4,No.4,Oct.,1992,p.655.
[14] Charles P.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 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105.
[15] Charles P.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 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92.
[16] Charles P.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 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100.
[17] 关于金融权和政治权的可转化性以及相关性参见Benjamin J.Cohen, Currency Power : Un derstanding Monetary Rivalry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David M.Andrew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Benn Steil and Robert E.Litan, Financial Statecraft :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David A.Baldwin,“Exchang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 national Negotiation ,Vol.3,No.2,Feb.,1998;[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8] Benjamin J.Cohen,“International Debt and Linkage Strategies: Some Foreign-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No.4,Autumn,1985,p.701; Benjamin J.Cohen,“US Policy on Dollarisation: A Political Analysis”, Geopolitics ,Vol.7,No.1,Summer,2002.
[19] David M.Andrew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36-39.
[20] 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21-23.
[21] 关于凯恩斯对战债的论述参见Austin Robinson and Donald Moggridg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 Volume IV :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以及英国外交档案文献Kenneth Bourne,D.Cameron Watt,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I,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Series C,North America,1919 ～1939,Vol.11,Pecuniary Claims and War Debts,1919～Nov.193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1,pp.1-4.本书根据文献名缩写，此后引用时将此文献简称BDFA。
[22] James Thayer Gerould and Laura Shearer Turnbull,eds., Selected Articles on Interallied Debts and Revision of the Debt Settlements ,New York:H.W.Wilson Company,1928.
[23] Harvey E.Fisk, The Inter - Ally Debts : An Analysis of War and Post - War Public Finance , 1914～1923 ,New York: Bankers Trust Company,1924.
[24] Harold G.Moulton and Leo Pasvolsky, War Debts and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The Century Company,1932,pp.139-174.
[25]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143.
[26] Frank Costigliola,“Anglo-American Financial Rivalry in the 192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7,No.4,Dec.,1977,pp.911-934.
[27] B.J.C.McKercher ed.,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20 s :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91,p.191.
[28] Roberta Allbert Dayer,“The British War Deb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20～1923”,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5,No.4,Nov.,1976,pp.569-595.
[29] Robert Self, Britain , America and the War Debt Controversy : 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an Un special Relationship , 1917～1941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9.
[30] Nicholas C.Malokofsky, Blood and Treasure : The U . S . Deb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De fense and Security ,United States Navy:Californi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2012,pp.37-41.
[31] Daniel W.Drezner,“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No.2,Fall,2009,pp.7-45.
[32]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eds., The Great Wall of Money : Politics and Power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5.
[33] Daniel O.Beltran,Maxwell Kretchmer,Jaime Marquez and Charles P.Thomas,“Foreign Holdings of U.S.Treasuries and U.S.Treasury Yiel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32,Feb.,2013,pp.1120-1143；以及https://www.cfr.org/blog/secrets-safe-part-1-look-ukfind-some-chinas-treasuries-and-agencies,2009年1月3日，https://www.cfr.org/blog/did-russia-really-dump-its-us-debt,2018年8月13日。
[34] 参见Benjamin J.Cohen,“International Debt and Linkage Strategies:Some Foreign-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No.4,Autumn,1985,pp.699-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