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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路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史记·河渠书》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多元文化并立格局，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阶段走向终结，环嵩山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社会发展的沉寂也随之结束，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最终得以确立
。随着嵩山南、北龙山晚期文化的整合
，当地考古学文化面貌统一性逐渐加强，由此形成的二里头文化也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
。环嵩山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二里头为单一中心的早期广域国家政体
。由于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逐渐符合传统历史文献描绘的“王朝气象”，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就相当于上古三代中的首个王朝——夏王朝。
这一阶段，环嵩山地区的聚落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作为政治控制工具的早期城市也由此发端
。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围垣、壕沟此时成了不同区域中心聚落的必备设施，而聚落在布局上也越来越表现出社会权力和礼制的象征意义，聚落层级结构特征也逐渐明显，完成了初步的“城乡分野”。至二里头阶段，环嵩山地区首次出现了具有广域国家都邑属性的超大聚落——二里头，也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夏王朝晚期的中心都邑
。其不但拥有中国古代城市的经典形态特征，也开启了环嵩山地区早期城市化的新阶段。
图3-1 环嵩山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市水利案例的分布
龙山至二里头时期早期城市以及广域国家都城的形成，也伴随环嵩山地区城市水利事业的兴起。这恰好印证了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立国与治水事业的紧密关系。人们不仅将治水的功绩和各项水利发明归于夏王朝的开国之君大禹及其追随者
，并且认为继夏之后商、周王朝的始祖契、后稷也是同一时期辅佐大禹治水的有功之人
。尽管传说时代虚实杂糅，各家说法不一，带有深刻的神话色彩，但从这些文献中的记载看，早期国家的确立与水利事业的兴起相辅相成，带领民众兴修水利则成了统治者树立权威的重要措施。自此以后，各项水利工程也成了牵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之对应的是，在环嵩山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城乡分野的确立与不同聚落间关系的紧密与稳定，除了优越的水源条件以外，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对军事、资源、政治、贸易、交通等复合区位因素的依赖。唯有沟渠、水井等各项水利工程兴修，才能在维持长期定居生活用排水的基础上，为聚落选址提供更多可能性，从而促成稳固的社会网络形成，为实现广域政治控制奠定基础。而二里头中心都邑的出现，也开启了更为复杂的城市水利系统的具体实践。水利基础设施也成了此后城市规划营建的一项必备要素，被二里头及其后来的广域王权国家政体继承并发扬（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