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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农业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计手段，定居聚落不断发展，对人们的生态适应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选择优越的水源地基础上，大规模社群生产、生活的长期稳定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水利工程的修建，以沟渠（环壕）为代表的引排水设施也逐渐发展起来。如果说在偏早阶段，环嵩山地区聚落沟渠的设置还带有一定的局部性、偶然性特征，在进入仰韶文化时期以后，大型环壕的普及则表明沟渠工程此时已经成了聚落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并且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发展出了与之配套的围垣，从而增强了聚落抵御洪水的能力。中国古代城市最为基本的“城池”（即城垣与城壕）配置由此起源，其初始功能显然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聚落水利工程的构建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新石器中晚期聚落水利工程为中国古代城市及城市水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龙山时代以来不断发展成熟的城垣与城壕实则都可看作是在这一阶段聚落围垣与环壕基础上，历经演变或直接延续而来的
。
环嵩山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水利工程的修建通常都会借助自然水系的分布，将河道与人工壕沟结合在一起，这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尤为明显。尽管开挖壕沟的技术在当时已不成问题，但工程的顺利实施，则需要对水流物理特性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在必要情况下还需加强对自然河道的干预，来控制流量和流向，诸如水闸等附属水利设施在这一阶段有可能也已经产生。围垣的出现与聚落环壕的不断发展直接相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以来，人们已经能够利用营建环壕的土方修建围垣，作为聚落外围的防洪设施，而这也离不开人们对当地土质的认识以及由此发明的夯筑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环嵩山地区聚落水利的发展与当地这一时期社会的变革相适应。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地区聚落规模扩大，功能分区也日趋复杂，环壕或围垣等大规模工程的完工和维护需要社群相互协作才能完成。同一时期伴随人口集聚和社会分化加剧，恰好出现了超出个体—家庭之上的社会组织和领导力量，奠定了群体分工协作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水利工程的修建也进一步提高了聚落应对突发洪水等自然挑战的社会应对能力。此外，在环嵩山地区聚落水利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相互交流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已有的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嵩山地区社会不断发展的前后，长江中下游的聚落已普遍采用了环壕、围垣等设施。其中，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聚落中还率先出现了木构水井
。南方地区聚落水利的发展与人们长期适应当地多水的环境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不同地区互动往来频繁，不仅促进了族群融合，更是推动了包括水利工程技术在内文化、技术、观念等的相互传播和借鉴，客观上为环嵩山地区聚落水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