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沟渠设施

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阶段，环嵩山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定居聚落。尽管定居聚落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更新世末期流动的狩猎采集社群 ，但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需要对土地进行管理的农耕，促使人们选择合适的居地长期定居，社会组织结构也较为稳定。此时的定居聚落地处旷野，往往已经开始对聚落空间布局进行有意的安排，出现了墓地、居所等不同的功能区，并且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聚落群，从而构成了一派村落景观。作为区域内已知最早的定居村落，已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可达百余处，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黄淮平原地区，以嵩山周围地区相对密集 。聚落选址大都在山前洪积扇或是浅山区河谷地带，处于两河相交的三角形台地或近水阶地，生活取水便利。目前考古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的面积均不大，绝大多数规模在5万平方米以下，甚至只有几千平方米。其中，地理位置靠近山区的聚落，例如铁生沟聚落群仍然表现出间歇性季节营地的特征，人们只有在季节适宜、周边河流水量稳定且没有泛滥的情况下才会在此生活，并且采用了狩猎采集与粟作农业相混合的生业策略 。而在地处冲积平原的聚落中，也唯有极少数的聚落面积超过了5万平方米，并且出现了相对较高水平的物质文化以及礼仪行为，或为长年定居的区域中心聚落。总体上，这一时期人们的定居生活依赖于自然水土条件。除了耕地农业的用排水之外，只有在较大规模的中心聚落里才出现了简易的水利设施，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聚落用水进行管理。在目前已发布的考古材料中，环嵩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聚落水利可以唐户裴李岗聚落为典型代表。

该聚落位于嵩山东南麓潩水河与九龙河（又名石洞寺河）之间的夹角台地上，地势大体自北向南倾斜。其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环嵩山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裴李岗聚落 。唐户聚落包含了大面积的居住址，已发现有五个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具有反复营建的特征，代表了先民在此长期稳定居住的状态。有学者针对聚落内房屋结构体现不出明显的规格差异，且房址群的形成存在时间差异等现象，指出唐户裴李岗聚落尚不具备区域中心聚落的属性 。然而，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聚落来说，唐户聚落拥有超大的规模，应该与其容纳了大量人口有关。而至于这一时期人群在此聚集，似乎也存在除区域社会分化以外的其他解释，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就考古发现的唐户聚落形态来看，其东、西、南三面环水，有利于取水与排水。其中，聚落内发现有若干人工开挖的壕沟或沟渠，应该与当时的河道相接，是聚落内最为重要的水利设施。其中，第四居住区的23座房址主要分布于壕沟G11内侧阶地上，这条壕沟呈东南—西北走向，向西呈环状与九龙河相接，已知该壕沟长度300余米，宽约10—20米，最宽处达40米，深约2—4米，房屋依沟的自然走向布局，一方面便于生活给排水，另一方面也起到防御的屏障作用，形成了聚落的环壕。而在中心居址区（即第五区），发现有水沟G13，规模较小，但可分作三条支流依地势由北向南延伸，汇流后由地势低洼处流出，其从已发现的房址外围穿过，应该是居住区内的排水设施，也有利于保持居住区内的清洁（图2-1）。除此以外，在聚落内已发现半地穴房址的柱洞外围，有的还存在一周小沟 ，发掘者认为起到房屋“散水”功能，有利于排水，有效地避免了雨水过大等原因导致水流灌入房屋内部造成积水。

由此可见，在三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环嵩山地区范围内的大型聚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沟渠设施，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考虑聚落整体的用、排水问题。除了在聚落选址上接近水源之外，沟渠应当是聚落中最早出现的水利设施，是解决人类聚居区积水或渍涝问题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有效方法。唐户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已经设置了不同形态的明渠（包括壕沟），此后则成为保证定居生活长期稳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聚落水利工程，利于消除积水，并为人们留下生存空间。至于聚落开始修建引排水沟渠（或壕），也应该与同一阶段因农业生产而逐渐积累的治水经验具有内在关联。尽管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但在稍晚阶段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大规模稻田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 ，说明农业水利中常见的沟渠设施在此之前应该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人们将其应用于聚落之中也是可以想见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伴随农耕活动中引排水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与定居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嵩山地区聚落内相对简易的沟渠工程因之得以实践。 ST3Yf7C4ssVm/eg3UZKyL7/Ajg2th5IsppqtzpXJ1gdeDzZBmCNzA9/TXvGZln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