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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上古时期成书的《管子》就已对防洪、防旱、引排等城市水利原则进行了论述，且历代水利志书等文献也都不同程度地总结了治水的技术、经验与实践，以下研究综述的内容主要针对现代学者的研究。
长期以来，探索古代城市水利及工程设置，主要集中于历史地理学、水运交通、城市规划与建设、水利技术史等学科领域
，不同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但又各具特色。目前既有的研究大都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与传统的文献史学联系紧密，已取得的成果主要有通史和个案研究两类。
这类研究通常以把握中国古代城市水利的时空特征和总体发展规律为目的，以城市社会的发展、水系变迁为线索来进行论述。郑连第先生的《古代城市水利》以及吴庆洲先生的《中国古城防洪研究》等，基本都属于这类研究的典范。
郑氏著作首次对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发展史进行了阶段划分，大体以贯通南北的运河工程之形成和改道为主线，将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划分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段，并对不同时期都城的水系规划、工程建设进行了概述，归纳了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工程建设以城市供水为主导，重视防洪和综合利用，在沿用过程中经过历次修整和改造等四项基本特征
。吴氏之作则按城市社会的发展，将古代城市防洪分为夏商及其以前、两周、秦汉至五代、宋至明清等四个阶段，总结先秦典型城邑和秦汉之后历代都城的防洪实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区研究，结合城市形态布局，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古代城市防洪工程技术特点，并归纳了中国古代城市治水理念和经验
。因其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对上古城市起源阶段水利建设探讨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防洪与城市水利的其他功能相辅相成，其虽以防洪为题，但实则也包含了对历代城市水利系统的论述。
此外，在针对中国古代水利科技、工程建设、维护管理、文化观念等综合水利史著作中
，也都涵盖了对历代城市水利设置的总结和概括。而一些学者则从水运交通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作用，着重凸显了历代漕运水利对沿线城市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也可纳入通史性研究的范畴。
中国历代都城的水利建设，是古代城市水利系统个案研究的重点。其中，有关北京古代城市用水问题历来备受关注，而侯仁之先生及蔡蕃先生的论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古代城市水利研究经典范式，也体现了历史地理、水利技术史等相关学科进行城市水利考察时的不同研究倾向。
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古代城市水利的分析与考证
，是探讨城市区位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河湖水系及历代水利设置与演化，“揭示北平（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把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放在水网系统上来分析”
。而蔡蕃先生之作则侧重于在北京地区水资源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揭示水利工程的修建与改造、管理和运营
，探讨城市水利（运河、引输水沟渠等）对城市生活生产用水的解决，以及针对不同阶段城市用水而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和管理规定，从而揭示城市水利系统对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除此以外，不同学者针对汉长安城
、汉魏洛阳城
、曹魏及东魏北齐邺城
、北魏平城
、宋代开封城
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都城水利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还有学者对一些占据特殊地理位置，拥有发达水系的地方城市，如广州城等也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
。上述这些城市个案的研究思路或多或少都与侯、蔡两位先生类同，并且结合城市形态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和水利紧密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传统城市水利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无论传统的通史研究还是个案分析，尽管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各有侧重，但在阐释水利与城市营建关系上，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多学科交叉倾向，这是由城市水利系统建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次，传世文献作为研究依据的基础材料，因其早晚不平衡性决定了这些研究主要以秦汉以后的城市（尤其都城）为研究对象，对于上古时期的城市水利研究较为薄弱，呈现出前略后详的特点。从已取得的成果看，这一点恰是需要考古工作予以填补的。而考古学本身在提供材料的同时，也能够为古代城市水利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早在20世纪30年代，殷墟商代晚期都邑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小屯宫殿区存在沟渠水利设施
。在此之后，伴随田野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型城邑聚落尤其是都城考古工作，除了发掘各类文化遗物、墓葬、手工业作坊以及宫殿建筑基址等遗迹以外，对水利设施的揭示也逐渐成了一项备受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从考古发现的各种城市水利工程设施出发，尽管已有学者指出古代城市规划与水利、水系的密切关系
，但有关城市水利的系统性考古研究一直以来却并不多见。近年来，在聚落、城市考古理念和GIS等空间技术方法的推动下，关于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研究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学者还提出了“城市水利考古”的新概念
。
对于考古发现各项城市水利工程遗迹，以往大部分的研究基本可纳入分类研究的范畴。其主要特点是开展不同水利设施（如壕沟、引排水管道、水池、水井等）的形制分析，归纳并总结其形态、营建及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及演变，并试图说明其在城市规划布局中的作用。其中，有学者分析了早商都邑中水池的形制特征，从而引申出对城市规划中王宫池苑制度的探讨
。而对水井进行分类的研究者甚多
，尽管各家分类标准有所差别，但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水井工程在开凿技术、建筑用材等方面体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除此以外，针对聚落城市的环壕围沟
等其他水利工程，也都有学者进行专门的探讨。而诸如对商代或其他某一特定时段城邑水利工程设施及水利工具、建材等的综合考察
，在研究理念上实则也并未脱离分类研究的思路。
上述研究从考古学擅长的形态分析入手，展现了各项城市水利设施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水利事业以及相应的社会发展水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水利设施在城市聚落中的空间组合关系，造成系统研究的不足。在聚落与城市考古理念日渐深化的学术趋势下，一般的描述性分类研究已难以完全满足以理解古代人地关系与社会组织形态为目的之研究需要。古代城市水利作为与城市形态、地区水环境相适应的系统工程，开展空间结构的分析势在必行，而这也是城市水利考古研究最近几年才有的新动向。在此背景下，城市水利系统考古研究才逐渐兴起，并且首先在大型都邑考古中得以实践，不同学者先后结合聚落形态的考察，对陶寺
、殷墟
、周原
、丰镐
、东周列国城邑
等先秦都邑内部的水利系统进行了探讨，改变了以往研究缺少城市水利空间布局考察的局面，而水利设施也成了联系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的“网络结构”，为探索城市社会组织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同时，航空影像资料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扩展了城市水利考古研究的视域。有关良渚水利工程和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聚落治水的研究即为典范
。
对于拥有丰富文献史料的秦汉以后阶段，不同学者在进行城市考古研究中，无一例外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对照，对城市水道早晚变迁、洪涝影响范围等城市水利问题进行分析，相关研究在成都
、洛阳
、郑州
等城市考古案例中均有所体现，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空间信息技术。此外，以城市水利系统为专题的个案研究也在逐渐展开。有学者针对汉长安城的城市水利系统展开了论述
，明确了结合城市形态与地区水系，将考古发现的水利设施遗存放在整个城市水利系统中进行考察的研究方法，其研究也树立了城市水利考古的一个研究范式。“城市水利考古”作为新兴的专门考古命题也由此得以提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地区水系古今变化显著、城市水利遗迹历经长期沿革辨识困难、文献史料丰富程度有限等不利因素，都需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这一命题也仍然有补充和完善的空间。
综上，考古学者对城市水利的关注虽然开始较早，但系统论述并且初步形成一套专门的研究方法，则是近十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城市水利的考古研究，无论是从形态角度上的分类还是地理空间的综合分析，均是以梳理田野考古资料、分析考古遗存为重点，这是由考古学研究特点决定的。这一特性也决定了考古学在古代城市水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考古学才能弥补因上古时期文献缺乏而造成的研究缺失，并且能够在揭示、解释城市水利系统的物质遗存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在新的学科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水利考古不断关注不同水利遗存的相互组合关系，从而扩展至水利系统的空间结构，注重将城市水利置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着力探讨水利工程建设与城市形态、建筑布局的关系，并且重视与文献史料的有机结合。上述这些特点与前文所述历史地理、水利史等传统古代城市水利研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而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研究实则也是古代城市水利研究的新兴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