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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时期以来，戏剧界号称受到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影响，大胆探索形式革新，造成一时繁荣景象的同时，也出现范围不小的乱象。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梳理布莱希特的“理论”，钻研其戏剧体系，希望清算创作上的混乱，回到艺术轨道上来。因而，布莱希特的理论主张与布莱希特对戏剧界的影响这两方面，广受国内布莱希特研究关注，其间发生的问题，又成为“布莱希特在中国”现象的另一重构成部分。研读这一现象，是对戏剧和艺术的再思考，是对中国戏剧发展态势和进路的反思，而这些问题又迫使我们重新回到布莱希特戏剧艺术本身去夯实讨论的前提。在此之前，可对中国的布莱希特研究作一概览。
国内对布莱希特的介绍、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新时期之前和新时期之后。后一阶段掀起两次讨论高潮，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提黄佐临的“戏剧观”，布莱希特成为一架戏剧革新的攀云梯；二是在纪念布莱希特百年诞辰（1998年前后）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鲜有对布莱希特的关注，除赵景深的《最近德国的剧坛》和李衍的《战前欧美文学的动向及其代表作家》两文和一些介绍文字以及戈宝权零星翻译的几个剧作外，中国对这位剧作家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56年8月布莱希特去世后，《光明日报》才刊登了黄贤俊介绍其生平的文章《悼德国杰出的作家布莱希特》，1957年《戏剧论丛》第三期发表了苏联学者乔尔娜雅和梅里尼柯夫的《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一文，以及在《译文》上刊登了德国作家里昂·孚希特万格所撰传记《贝托尔特·勃莱希特》。布莱希特自此开始为我们所知。1959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导演黄佐临做了《关于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的报告，标志着布莱希特研究的真正开始。紧接着，1962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再度引发人们对戏剧家的热议。1962年9月童道明在《文汇报》发表的《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丁扬忠在《剧本》杂志上发表的《布莱希特与他的教育剧》以及1963年张黎的《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等文章，都是对布莱希特的戏剧和理论的初步引介。此外，卞之琳的论战长文《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也颇有影响。国内戏剧界进一步了解了这位东德艺术家。
沉寂多年之后，从新时期开始，围绕“戏剧观”讨论，布莱希特研究全面展开，并主要集中在阐释其戏剧主张、讨论布莱希特同中国戏曲的关系以及所谓“梅、斯、布”三大体系的比较等几方面。余匡复的《布莱希特建立的是叙述体戏剧体系》
一文，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论者质疑“史诗剧”这一译名，提出“叙述体戏剧”的译法。作者以论证布莱希特戏剧的“叙述性”为根本目的，从比较布莱希特戏剧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在功能上的差别，到表演方法、剧作结构，再到舞台手段等方面，系统阐释、论述了布氏戏剧的这一独特性。而丁扬忠的《布莱希特和他的表演理论》
一文则专门介绍布莱希特的表演方法，他在《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曲》
中提出两者关系的比较问题。黄佐临的《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
、郑雪来的《略论布莱希特演剧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异同》
等文则是关于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梅兰芳三者的戏剧观和体系所做的比较研究。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与创作界在舞台革新上的借鉴是同步的，互相呼应的，人们通过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学习，通过对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戏曲及斯坦尼体系的比较，尝试吸收布莱希特戏剧艺术的特征为我所用，摸索出一条既能融合民族艺术，又可突破政治主宰的“斯坦尼传统”的戏剧艺术之路。可惜的是，实际情况超出了预期，走了样。
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之后，针对当代剧坛在艺术革新上的偏误，理论批评界开始反思、纠正形式先行导致的混乱。因此，这一时期对布莱希特的“影响与接受”研究成为中国布莱希特研究的重点。周宪的《布莱希特的诱惑与我们的“误读”》《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以及胡星亮的《布莱希特在中国的影响与误读》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这些研究总结了发生“误读”的诸般现象，并深刻分析其成因。周宪认为，要清算误读产生的弊端，戏剧艺术必须回归现实主义。但他的观点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中国戏剧的向前发展不再是简单地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应当比这个宽阔得多；二是他以为现实主义是纠正过头的形式革新的正途，却忽略了更为深厚的民族戏剧传统与时代精神所可能孕育的更为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把握的不是现实主义原则如何指导今后戏剧实践，回到“社会问题剧”的老路上，而是在根本性的艺术原则指导下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大胆探索适宜于表现当下人们生命情感的艺术形式。人们揪出戏剧实践的种种失误，却未从艺术本身考虑如何解决矛盾，也没有真正认清布莱希特的戏剧活动。所以，布莱希特戏剧的接受问题依然搁置着。
但是，后来的布莱希特研究在新的知识结构和问题意识中发生转向。学术界对布莱希特的理论研究深入到西方文艺理论背景中，从其理论主张的美学特征追溯到席勒、狄德罗、马克思等人的影响，梳理其理论来源并辨析其中关键概念含义，希望从整体学术背景中认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或艺术。这一时期的论著包括周宪的《布莱希特与西方传统》《布莱希特戏剧的内在矛盾及其反思》，邹元江的《布莱希特史诗教育剧与马克思主义》《史诗剧：被限制戏剧的难题》《论史诗剧的限制与陌生化效果》，舒也的《布莱希特美学问题探疑》《两个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双重纠结》，以及赵志勇的《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美学分析与批评反思》，等等。这些成果帮助我们加深了对“陌生化效果”等概念的认识，也拓展了理论和问题的视野，从中看到布莱希特理论“学统”的广阔背景及深度，可以说，这些讨论将中国的布莱希特研究推向纵深。遗憾的是，我们仍旧无法见到布莱希特戏剧的本来面貌，理论与批评却越发疏远了舞台活动。
故而，本书希望依循艺术基本规律，深入布莱希特戏剧本身，重新解读、思考其戏剧主张、活动与作品，从戏剧家艺术内部审视、鉴别，从而清理种种误解，排除误区。
在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洋为中用”之时，既有一时启迪，丰富了舞台表现手段，推动中国现代戏剧向前发展；也有缺乏深究、不经细致辨析就推而广之的冒进，乃至流弊于今。布莱希特是中国现代戏剧难以绕开的话题，我们要关注自身发展，就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读布莱希特现象，回到他的作品中，回到他的理论主张所涵盖的内在追求中，凸显戏剧艺术不可偏离的原则。不整理这些问题与矛盾，我们便难以从布莱希特那里吸收到真正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