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成龙是当代华语电影乃至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独特个案。一方面，凭借影片中“动作英雄”形象的广泛传播，成龙作为电影明星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由于在银幕外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等社会活动，他友好、慈善的公众形象令他的影响力超越了电影领域成了一个“文化英雄”——既是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华文化代言人，又是华人群体口中的“大哥”。这就形成了以成龙电影为主体、成龙本人的银幕外活动为外围内容的成龙现象，所具有的巨大海内外影响力使之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成龙电影是研究成龙现象的根本基础，不仅对当下华语电影的海外市场拓展具有启示作用，更是研究当代华语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文本。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成龙的电影明星事业生涯划分为香港电影、好莱坞电影和华语电影这三个阶段/类别。成龙是其香港电影和华语电影的作者。以动作喜剧为主要类型的成龙香港电影是最典型的“成龙电影”，在银幕上建构了成龙深入人心的”平民英雄“形象。

“成龙电影”的两大主要特征是蔚为壮观的身体奇观和普适价值观的正义故事。“身体奇观”属于电影本体层面的影像特征，把成龙角色塑造为“动作英雄”，是本文第二章的分析内容。成龙是“动作喜剧”电影类型的标签式人物，“喜剧身体”和“肉身神话”构成了其电影中的动作奇观。“节奏性”及“动作美感”对于“喜剧身体”具有关键意义，而“真实性”对于成龙的“肉身神话”非常重要。然而成龙电影的身体奇观还包括第三个方面：“欲望之躯”，虽然一直被学界忽略，却是成龙电影“有喜剧而不下流”的主要原因所在。

“正义故事”则是成龙电影在叙事及文化层面的特征，把成龙角色塑造为“正义英雄”，即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本文第三章对此进行探讨。香港的市民价值观和中国儒家传统价值观这两股不同源流的价值观一直贯穿于“成龙电影”。但是作为电影作者，成龙本人在不同阶段的身份认同影响了其影片所承载价值观的偏重，因此“成龙电影”在不同时期呈现并强调了不同的价值观。在成龙香港电影的早期阶段，即80年代前半时期，成龙电影主要立足香港，讲述香港本土故事，较为突出的是以群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为主的“香港认同”。从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前后的成龙电影以“国际化”为目标，特别突出了基本上普适于全人类的“自然价值观”。从好莱坞重返华语电影世界之后，成龙的华语电影更为突出了爱国主义民族价值观。

相对于典型成龙电影中的“主流英雄”形象，好莱坞电影把成龙角色塑造为“他者英雄”，但是其好莱坞影片也确有其积极意义，第四章对此加以分析。成龙并没有其好莱坞电影的创作主导权，这直接造成了其好莱坞电影的特别之处。首先，由于香港电影业与好莱坞电影业生产方式的差异、成龙在好莱坞创作中的主导权缺失以及两地电影特技人职业素养的差异，成龙无法在好莱坞电影中呈现其香港电影中的动作奇观。其次，在好莱坞强大的种族刻板印象传统之下，成龙的好莱坞角色演绎了“无性”甚至“性变态”的刻板亚裔男人形象，这对于成龙业已建立的银幕英雄形象是一种损害。尽管如此，成龙的好莱坞电影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影片的商业成功促使成龙达到了事业的高峰；他所演绎的“模范少数族裔”契合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方人的正面形象；成龙在银幕内外所传达的儒家价值观对于提高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都具有推动作用。

成龙在银幕之外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使其从电影场域的明星品牌转变为社会场域的明星品牌，第五章对此展开分析。作为电影明星品牌，成龙经历了一系列内在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在电影场域之外，大量的品牌拓展活动使成龙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他成了具有民族符号性质的“文化英雄”。但是成龙品牌不仅是由成龙及其团队积极建构的成果，同样也是被动地被媒介建构的结果。

第六章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对成龙现象进行考察。通过对华人男性特质的分析，可以发现成龙期待把自己建构为“文武兼备”的“男性典范”。此外，主要源于侠义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所拥有的深厚民众心理基础，成龙银幕内外的“侠义英雄”形象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认可。

关键词： 成龙电影；英雄形象；身体奇观；明星品牌；身份认同；侠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