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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802年7月2日，一头疲惫的大象步履沉重地走在亚琛的街道上，当地居民大为吃惊。亚琛是一个横跨意大利北部、法国、低地国家和德国部分地区的帝国的首都。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为帝国皇帝。他通过向东部派遣使者来宣誓他的尊贵。其中一队人马联系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向圣墓献祭。为表示对新皇帝的敬意，主教将圣墓的钥匙送予他们。有三位大使去面见传奇的巴格达哈里发哈罗恩·拉希德（786—809年在位）。
一路艰险，只有一位名叫艾萨克的犹太人大使活了下来，他向哈里发献上了精美的佛兰德布料。哈罗恩·拉希德礼貌地接待了他，并送给他一头大象作为礼物。这头名叫阿布-阿巴斯的大象从埃及航行到利比亚，再从那里航行到热那亚东南部的波托维内雷。在这里，它一直等到山口的积雪退去，才越过阿尔卑斯山，可能重走了一千年前汉尼拔大象走过的路线。从那里，它长途跋涉1100千米来到亚琛，并在北海之滨度过了几个冬天，直到公元810年死去。 [1]
所有这一切对哈罗恩·拉希德来说都是纯粹的礼貌之举，他统治着文明世界，而查理曼大帝只能统治一个偏远、野蛮的落后地区。同时，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也不够稳固。尽管查理曼大帝努力学习如何阅读，却徒劳无功。但希腊和罗马的书面文化仍然存在于阿拉伯图书馆中，这一古老而优雅的文明在亚洲得到了蓬勃发展。
距离阿拉伯人第一次横扫北非和西班牙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查理曼大帝在778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对摩尔人发动入侵，最终徒劳无功。在朗塞斯瓦列斯隘口，他的后卫部队遭到了巴斯克人的屠杀。阿拉伯舰队统治了地中海，伊本·赫勒敦吹嘘说，基督徒“再也不能在地中海上漂浮起一块木板了”（再也无法在地中海航行） [2] 。地中海西部的海岸线不断遭到巴巴里海盗的劫掠，甚至像爱尔兰这样的偏远地区也被海盗劫掠，索要奴隶。尽管在公元709年，希腊的炮火从阿拉伯舰队手中拯救了拜占庭，但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地中海主要岛屿都在阿拉伯人手中。当哈罗恩·拉希德指挥阿拔斯王朝入侵小亚细亚时，他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瞥见了这座黄金之城。
拜占庭是一座拥有百万居民的繁华城市，被认为是欧洲文明遗迹的中心。尽管拜占庭的海军仅能在黑海和爱琴海的部分地区活动，但它仍然控制着安纳托利亚、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大部分地区。此时欧洲其他地区再次陷入了野蛮状态。无边无际的森林中，稀疏地分布着类似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异族部落，一直延伸到查理曼大帝领土的东部。英国已经消失在迷雾和传说中，而离奇的是，光头的爱尔兰僧侣还没有在大陆的基督教复兴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北部，沿着斯堪的那维亚峡湾的与世隔绝的社区，也正孕育鲜为人知的遗传疾病。
虽然看起来希望暗淡，但这个偏远和野蛮的地区将成为人类世界的发源地。为解释其中的原因，人们给出了多种假说，有些原因似乎显而易见。这一地区地域辽阔，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类似于后来的北美。这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还非常偏远，既能躲避入侵，又能与地中海世界和繁荣的中东和远东文明保持着联系。对于罗马基督教来说，关于罗马帝国几乎消失殆尽的记忆仍挥之不去，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古典遗产的重新发现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指出：东亚的工业生产力和人口增长大约在这一时间和在西方一样，但却没有扩展空间了，而变成了在有限空间内尽力榨取资源的大师。他们的革命是一场“勤劳”的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 [3] 只有欧洲有扩张的空间。
欧洲西北部虽然土壤肥沃，但森林茂密，人口稀少。罗马时期的英国大约有75万英亩耕地，而1914年为2700万英亩。当盎格鲁—罗马帝国的不列颠衰落时，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将面对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圣布里奥克（公元5世纪的一位圣人）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建立修道院社区的过程：“兄弟们砍伐树木，铲除灌木丛和晒黑的荆棘，很快将茂密的树林变成一片开阔的空地……一些人用斧子砍伐和削减木材，其他人为他们的房子竖起了木板墙，有些人盖起了天花板和屋顶，有些人用锄头翻动土地……” [4] 这是一个无尽劳累的时代，野兽被人们鞭打以提供极限的体力。在夜晚沉默的星空下，人们挤坐在火堆边。
查理曼大帝的社会是一个边疆社会，这里充满了残酷、扩张、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他的帝国很快土崩瓦解了，但在此之前，他把从罗马继承下来的语言、文化以及拉丁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的种子播撒了出去。教会跟随部队进入了未知的森林，开辟了森林空地，将被征服部落的幸存者转化为信徒，并为文明进程搭建了框架。对安全的需要促成了战士社会的形成，战士的武器也变得越来越致命。此时，人们用重型骑兵进攻，也有了坚固的城堡用以防御。城堡最初是顶部搭上木塔的土堆，后来逐渐演变成武装基地，为当地军阀提供庇护，保护当地教堂，并在困难时期为储存肉类和谷物提供仓库。
每个领主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几乎没有生产多余粮食的动机。农奴们靠剩下的土地勉强度日，他们聚集在村庄里，用一圈公共土地把村庄与原始森林隔开。他们的主要食物是谷物、乳制品，偶尔还有肉类；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寻找坚果、植物和浆果；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捕捉鸟、鱼和小动物。后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非法的“偷猎”。大多数欧洲农民实行两田轮作，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耕地被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他们每种下一颗谷物种子通常只收获3—4粒，因为需要留下很大一部分作为种子。产量上的微小变化可能意味着丰收和饥荒的差别，而每年的收获季节可能是胜利时刻，也可能是绝望时刻。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农民和庄稼，或者说，粮食供应和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命运……对后来的每一代人来说，这都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与之相比，其余的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5] 他们共同耕种土地，在周围的旷野觅食，在患难时互相扶持。集体生活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但传统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世仇、抑郁，和为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展开激烈斗争的情况，这为相关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图5：中世纪农奴在庄园主的命令下用镰刀收割小麦。
面包是主食。“Lord”（主人）一词来源于古英语“Hlāford”，“Hlāf”意为一条面包。《牛津英语词典》解释说，其词源含义表达的是“一家之主和食用其提供的面包的家属之间的关系”。“Lady”（夫人）一词来源于古英语“Hlæ-fdīge”，也就是做面包的人。人们为每天的面包祈祷，但小麦是留给富人的；其他人吃黑麦，有时混着小麦来做杂粮面包；穷人的主要食物则是燕麦。在1755年版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中，燕麦的定义是“一种谷物，在英格兰一般用来喂马，而在苏格兰则用来供养人民”。这个笑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直到1727年苏格兰才种植小麦，这促使亚当·斯密说：“一般来说，苏格兰的老百姓吃燕麦，他们既没有英格兰的老百姓强壮，也没有他们英俊。” [6]
小麦和豆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同时食用可提供足够的营养。相比于大麦，小麦种植需要更肥沃的土壤，大麦是小麦在旧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小麦具有绝对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小麦的面筋含量高。面筋是一种蛋白质，词源在拉丁语中是胶水的意思，也由此派生出了“Glutinous” （黏）这个形容词。面筋增加了营养价值，并使面团变得有弹性，当酵母产生二氧化碳时，面团就会膨胀。大麦含有的面筋较少，结合性也不太好，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用于液体发酵酿造啤酒。传统的小麦是软粒的，但在19世纪被北美品种的硬粒小麦所取代；硬粒小麦面含有更多的面筋，制作的面包更轻、更脆，而且可以被取代石磨的碾磨机磨得更细。
小麦含有60%—80%的淀粉和8%—15%的蛋白质，比大多数其他谷物更有营养，占全球食品消费的20%以上。营养价值较低的谷物，如大麦、黑麦或燕麦，曾经都生长在较贫瘠或较偏北的土壤上，但正是小麦推动了后来欧洲的扩张。种子作物是用体积而不是重量来测量的，而测量桶被称为蒲式耳，这也是为什么“把灯藏在蒲式耳下”（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这一俚语有韬光养晦的意思。在18世纪，人均每年要消耗8蒲式耳的小麦，足够生产约220千克的面包，每天大约可以从中获得2000卡路里能量。
农民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给土壤施肥，另一个是喂养动物过冬。后者是不切实际的，大多数动物不得不在秋天被宰杀；它们的肉被腌制或熏制过冬。第二年春天会出现一个“饥饿期”，正好与“大斋节”的禁食和吃鱼的禁令相吻合。人们痛苦地发现，想要逃避这种循环就需要逐渐改良土壤，将多余的农产品喂给动物，并将它们用作畜力和肥料来源。佛兰德人在17世纪引入了四田轮种法—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冬天用芜菁喂养牲畜，夏天用三叶草喂养牲畜。马取代牛成为畜力的来源，而牛则用来产奶和吃肉。三叶草通过固定氮来给土地增肥，农田不再休耕，轮作减少了害虫，冬天不得不宰杀的动物也减少了。农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职业农民开始接管公共土地。
农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从古老的习俗向现金经济的转变，以及向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见证了新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随后学术界对绅士阶层崛起的溢美之词。玫瑰战争中英国贵族的自我毁灭助长了这一趋势。1450年，国王、教会和大约30位贵族拥有英国500万公顷农田的60%；到17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 [7] 贵族阶层衰落造成的权力真空迅速被白手起家的新阶层填补：他们是典型的农业企业家，强壮、吝啬、脚踏实地、充满向上的野心。“这些放牧的人经常去市场，他们不像绅士那样让仆人闲着……他们拥有如此多的财富，能够每天都买到挥霍无度的绅士的土地。” [8] 私人地主的首要任务是用栅栏把他的土地和公共土地隔开。公共土地不再能够用于改善土壤、耕作和畜牧。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羊已经够瘦的了，但那时的羊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羊毛贸易是利用土地获取商业利润的第一步；甚至大法官还坐在羊毛垫子上（“羊毛垫子”一词也有“英国上议院议长席位”义，但事实上，1938年修复者们惊讶地发现，垫子里塞满了马毛）。
现代人认不出那些当年把农民从乡下赶出来的羊。人们饲养它们不是为了肉，而是为了羊毛。它们“体型小、活跃、强壮，能够以最匮乏的食物为生，能够忍受饥饿……并且在冬天还能忍受干草的不足” 。 [9] 人们把它们的奶看作一种额外奖励，据说五只母羊的产奶量相当于一头母牛，而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对传统饮食的贡献微乎其微。费尔南·布罗代尔估计，19世纪初，德国穷人平均每人每年的肉摄入量不足20千克，而法国则为23.5千克，相当于每天50—60克。正如1829年一位观察家所说：“在法国十分之九的地区，穷人和贫农每周最多吃一次咸肉。” [10] 英国人吃的肉太多了，以至于法国人把他们叫作“Rosbifs”，即“烤牛肉”，但英国人还是比不上美国人当时每年81千克的肉类消费量。一位法国游客感叹：“我的天啊！ 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这里有五十种宗教，而只有一种酱汁—融化的黄油！” [11]
更好的饲料和饲养条件使家畜成长得更好。在《英国农业：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恩勒勋爵对比了1710年和1795年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出售的羊和牛的平均重量。肉牛的重量从370磅上升到800磅（168—363千克），肉羊的重量从28磅上升到80磅（13—36千克）。恩勒指出，“芜菁和三叶草的引进，使土地承载的牲畜数量和重量增加了一倍”，而且“早熟的改良品种使农民能够更快地养肥它们”。 [12]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自给自足的农业被商业农业所取代，而这段时间正好与英国人口的急剧减少相吻合。在灾难深重的14世纪初期，英格兰大约有470万人口，但鼠疫和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英国人口在1700年才恢复到520万。不过，到后来，英国的小麦、牛奶和牛肉产量增加了50%—100%，而耕地和奶牛数量却减少了，经济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13] 人口压力的长期缓解为粮食生产革命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