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自己的物种：繁荣如何重塑人类生命最新章节_埃德温·盖尔著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时刻

想象你自己在非洲大草原上，看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冉冉升起。那是10万年前，巨大的兽群在远处游荡。你一丝不挂：没有衣服，没有工具，没有电器。你的皮肤对昆虫的叮咬没有抵抗力，你的手和脚太软弱了，以至于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你能找到例如块茎这样的食物，可能也无法咀嚼或消化它。那高贵的器官—你的大脑，并没有多大帮助。谁能想到，像你这样的人会成为地球的霸主？

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最无助的物种。在柏拉图版本的普罗米修斯传说中，众神本来打算创造凡间生灵，但因感到厌倦便半途而废了。一些初具形状的生物一动不动地躺在泥土里，等待着生命的召唤。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兄弟厄庇墨透斯（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深谋远虑和事后思虑）被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而厄庇墨透斯自愿承担了这项任务。他意识到这些生物需要在野外生存，于是给它们配备了眼睛来观察大自然的平衡。狩猎的动物不应该挨饿，但也不应该没有节制地狩猎以使它们的猎物灭绝。捕食者的数量不应太多，而被猎杀的动物应该数量多。厄庇墨透斯分配了毛皮、兽皮和羽毛，并分发了蹄子和爪子。他如此专注于这项任务，以至于轮到人类的时候，每一份礼物和属性都已被分发出去了。普罗米修斯回来后，发现“其他动物都很好，但人却光着身子，没有利爪，没有皮毛，也没有武器。而约定的日期已经到了，人也要从地下钻出来，进入日光之中”。 ^[1] 我们赤裸无助，眼看就要被屠杀了。普罗米修斯非常同情我们，他从天上盗来了火种，藏在一棵巨大的茴香茎里，然后把文明的艺术传授给人类。但他遗漏了政治的艺术，这成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对话的起点。众神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把他锁在高加索山脉的一座山峰上，让一只老鹰无休止地撕咬他的肝脏。

很明显，柏拉图把这个故事讲得很透彻。我们在没有火的情况下是无助的，正是因为我们的进化依赖于火。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阿斯在1911年指出，人类是一个烹饪物种。他说：“烹饪的艺术是世界性的。它改变了食物的性质，改变了对消化器官的要求。” ^[2] 烹饪需要火，而直立人可能在180万年前就已经使用火了， ^[3]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进化来重组自身的消化器官和其他解剖学特征。让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食物梯子

对食物的追求塑造了我们的进化，并将继续塑造我们的表型。1700年1月1日，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发表了一位名叫约翰·沃利斯的老医生和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的信件往来，后者以解剖黑猩猩而闻名。 ^[4] 沃利斯的问题是：我们最初是打算吃肉的吗？他以神学模式开始，指出亚当和夏娃一定是素食者，因为上帝告诉亚当“我给了你每一种结种子的药草，以及每一种……树上结的果子，你们可以当肉（即食物）吃”。当诺亚被告知（大概是在动物们离开方舟之后）“所有活着的生物都将成为你们的食物”时，这一赦免范围就被扩大了。沃利斯说，吃肉是一种堕落的特征，开启了人类堕落的年代。我们是堕落的素食者。他承认，他的论点有一个缺陷，那就是食草动物有非常大的大肠，而人类像食肉动物一样大肠很小。在这方面，我们和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见图2）。

图2：人类和与我们关系最近的灵长类亲戚的大肠和小肠的比例是颠倒的。 ^[5]

植物把来自阳光的能量投入到缔造果实、燃料和结构材料上。果实能量密度大，是被设计来食用的：如此多的果实使得人们有充足的供应—奥德修斯遇到过食莲人；喀拉哈里丛林人根本不认为耕种有什么意义，蒙刚果（Mongongo）坚果如此丰富 ^[6] —他们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能量以淀粉和油的形式储存，我们培育的植物可以大量生产这些物质。植物把剩余的能量用在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上，比如纤维素（一种由葡萄糖分子通过化学键结合而形成的高密度聚合物）。我们和其他动物都无法消化纤维素，因为我们没有必需的酶。我们被锁在地球上最丰富的食物能源之外，因此食草动物必须与共生细菌（它们确实有酶）合作才能获得它。反刍动物把这些细菌保存在一个特殊的附属胃里，其他食草动物把它们安置在宽敞的大肠里。由于这种安排效率非常低，素食灵长类动物醒着的时候大约有48%的时间在吃东西，而我们人类只有4.7%。 ^[7]

与食草动物相比，食肉动物对肠道细菌的依赖性要小得多，正如沃利斯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肠道与食肉动物的肠道类似。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消化大量的植物性食物呢？因为烹饪会打破食物中的化学键，减少我们对细菌的依赖。我们仍然需要肠道细菌帮助消化，大约10%的食物能量通过肠道细菌协助消化到达我们的体内。但生食植物的吸收效率非常低，所以生食者必须吃掉大量的植物才能维持身体运转。由于烹饪也会软化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前我们用于粉碎植物性食物的解剖学结构就变得多余了。因此，我们的上颌后退了，下颌变小但更突出了。平坦的脸让我们的面部肌肉能够传达复杂的情感，语言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社交技能成为繁殖成功的关键，推动了所谓的社交大脑的进化。

从解剖学上讲，具有这些特征的现代人类起源于北非，他们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20万年前。从颈部以下看，我们和直立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尽管现代人类更高、更轻，且两性的体型更接近。差别在于颈部以上，因为我们的大脑体积比直立人更大（1350毫升比 700—900毫升），而且我们的大脑皮层迅速向上生长，使我们的头骨呈现出典型的圆形外观。大脑是我们进化程度最高的器官，但维持神经细胞膜上的电荷的能量消耗很高—大约是一个静止的身体所需能量的20%—25%。烹饪使超大型大脑成为可能。 ^[8]

旧石器时代的表型

智人大约在8万年前离开非洲，甚至更早。我们可以在梦中回到祖先生活的未受破坏的世界，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保暖，因为全球气温比现在低6—8摄氏度。冰雪覆盖了北半球，切断了通往北美的通路，开启了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早已广泛分布在亚洲和欧洲，在从地球上消失之前，他们与我们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占了上风？如果能有我们的祖先显示出卓越能力的早期迹象就好了，但我们欠缺这样的考古记录。所谓的行为现代性的证据—技术创新、艺术表现、对弱者的照顾和对死者的尊重—最早出现在大约4万—5万年前。那时，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弓和箭，学会了捕鱼，雕刻了骨头和石头，穿衣服并装饰自己，留下了辉煌的洞穴绘画。用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的话来说：“发生在5万年前的行为转变，是考古学家所能发现的最剧烈的行为转变，它仍需要解释。” ^[9]

大脑的变化一直困扰着进化论者。达尔文的竞争对手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认为，当人类拥有了聪明到足以超越其他动物的大脑时，进化就应该停止了。他说：“自然选择只能使野蛮人的大脑比类人猿的大脑强一点，而野蛮人的大脑也只比哲学家的大脑差一点点。”他由此得出结论，创作音乐和建造教堂的能力一定是由于某种精神融合而产生的。 ^[10] 在阿瑟·C·克拉克的小说《2001》中，外星人给猿猴的大脑提供了必要的刺激，这是同样观点的世俗版本。

我们是如何拥有一个超出我们直接需求的大脑的呢？一种解释是“扩展适应”（exaptation）。进化思想家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为某一目的进化而来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可能起到其他作用。羽毛是为了取暖进化而来的，但却使飞行成为可能。当我们学着说话时，我们的舌头就具有了一个新的功能。进化假说认为，与大脑变化相关的巨大突破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计算能力使之成为可能。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社会互动和我们物种内部的竞争。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大约在5万年前，我们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根本变化，使我们走上了通往现在的道路。

旧石器时代按惯例可以分为早期阶段（5万—2万年前）和晚期阶段（2万—1万年前），这是根据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时间划分的。大约从2万年前开始，地球开始慢慢变暖。花粉痕迹显示，随着冰层的消退，茂密的森林也随后出现。生命向北迁移，最后存留下来的人类智人也随之迁移。狩猎者需要身体极度健康，但采集者的工作比猎人的工作更持久，同样令人疲惫不堪。对喀拉哈里沙漠的昆山人的观察显示，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的4年里，会带着他们走大约7800千米的路程，并且在一天内收集7—10千克的植物食物。狩猎者和采集者摄入的脂肪比我们少，蛋白质比我们多，摄入的植物纤维更多，但盐却少得多。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长大的人身体轻盈健康；他们的身体脂肪含量和现代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少，男性平均约为15%—20%，女性为20%—25%。他们的运动能力（根据耗氧量估算）通常比同龄的现代西方人高出30%。他们中有些人能让羚羊逃得筋疲力尽。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体重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他们的血压也不会升高，糖尿病和血管疾病也尚不存在。 ^[11]

仅凭几块骨头碎片来重建人类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早期考古学家想象出了身高2米的早期祖先，后来又有了更冷静的估计。但我们的祖先中有些人相当高：在2万年前的欧洲，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4厘米，而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62厘米。

另一个“现代”特征是他们腿的长度相对于整体身高的比例（图3）。在意大利等地发现的猛犸象、犀牛和驯鹿的骨骼遗骸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格拉维特人生活在2万—3万年前，他们中很多人身高超过183厘米。对Y染色体（标志着男性血统）的研究显示，许多现代欧洲人都是他们的后裔。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基因决定了身高的相对高度，但种群的绝对高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兴趣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人在冰河时代比后来高，直到现代才恢复到以前的高度。这种变化的原因几乎肯定是由于营养，因为格拉维特人生活在狩猎的黄金时代。 ^[12]

图3：意大利格里马尔迪的格拉维特人骨架。

对他们的后人来说，生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人是广谱采食者，不得不以鱼类和小型野味来补充饮食。龋齿证明这些后人越来越依赖以植物性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饮食，而且身材相当矮。女性和男性平均身高分别为154.5厘米和165.3厘米，分别下降了7.3厘米和8.8厘米。 ^[13] 这一度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前奏。

进化不止于此

史前历史研究领域最初是一个充满不成熟观点的快乐的狩猎场。业余爱好者和抱有先入之见的妄想者在后来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里自由驰骋。这些尊贵的先生们不懂当地语言，把对外国沿海的短暂访问写成了两卷本的权威出版物。当地居民的信仰和习俗被自信地推断出来，那些当地人坐在皮制扶手椅上的片段被拼凑进了诸如詹姆斯·弗雷泽的“祭司国王们”之类的学术性幻想中。史前人的漫游即当时的秩序，生物的不平等成为广为接受的假设，具有“远见卓识”的雅利安人漫游在史前世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提高音调。20世纪，专业考古学家登场。尽管他们对前人的研究遗产不屑一顾，但还是引入了细致的科学挖掘，以及谨慎的事实推断原则。

戈登·蔡尔德（1892—1957）是那种在任何革命之后都会被逼到墙边站成一排枪毙的活跃人士。他身材矮小，瘦削结实，有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长相古怪，笨拙而睿智，非常好辨认。在他名声最盛的时候，他常常穿着笨重的靴子和短小的短裤，打着红领带，戴着一顶宽边帽子（他20年来一直戴着这顶帽子），一只肩膀上搭着一件黑色的油布雨衣。他懂的欧洲语言很多，但他对发音的漠视，使他说的大多数话都让人听不懂，那些难以理解他所说的话的听众必须首先确定他用的是什么语言。蔡尔德在1927年写了一本关于雅利安人的几乎是必读的书，但他回避了纳粹将走向何方这个话题。他急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野外考古学家，他的成就是将大量的考古资料编入动态的叙述中，将史前史与书面记录联系起来，将人们的生活填写进无声的历史进程中。

蔡尔德指出，农业的开端与磨光的石器、陶器和永久的泥砖房村庄的出现时间相吻合。这一切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他创造了“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个词来描述它。考古学家挖掘了一层又一层的包含陶器和复杂的人工制品的下层土壤，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革命，但这种突然变化的印象是有误导性的：第一个明确的耕作证据和耶利哥城的建立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在1700年。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新月沃土，这是一个回飞棒形状的狭长地带，从西边的巴勒斯坦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蔡尔德提出，气候变化迫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进入一片被山脉和沙漠包围的狭长肥沃土地，而这片土地恰恰就有我们主要的谷物作物和牲畜的祖先。后来的研究表明，农业是在世界上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但蔡尔德的假说包含了农业起源的三种主要解释：气候变化、人口压力和意外收获。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变化过程。

我们从蔡尔德所说的“野蛮的绝境”中逃离出来，这一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一场经济和科学的革命，使我们积极地成为大自然的伙伴，而不是大自然的寄生虫” ^[14] 。和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拥有一个没有痛苦和折磨的未来的必要前提是经历苦难。戈登·蔡尔德在他65岁时退休回到澳大利亚，并用6个月时间环游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获得了极大荣誉。在到达美丽的蓝山之前，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一到蓝山，他就把那件跟随他许久的雨衣叠好，把他那支磨旧了的烟斗和眼镜放在雨衣上，然后纵身跃下了上千英尺高的悬崖。 ^[15]

从漂泊到耕作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带着饥饿孩子觅食的母亲—偶然发现了一丛在微风中摇曳的高秆草。她剥去长满种子的草头，用手搓去壳，然后吹出谷粒。这些种子太硬了，根本无法咀嚼，于是她在上面吐了口唾沫，在两块石头之间摩擦，然后把得到的糊状物给了她的孩子们。后来，她也许又把一些这种糊状物糊在火堆旁边滚烫的石头上加热。我们就这样学会了食用植物。

以淀粉为基础的膳食改变了我们的饮食方式，从而改变了我们未来的整个发展过程。淀粉价格低廉、丰富而且易于消化，无论在哪里，标准的膳食都是从一团淀粉开始的—无论是以土豆、大米、玉米、木薯、糕点还是意大利面的形式。淀粉具有黏性和吸水性，需要大量的唾液来辅助咀嚼。这个过程甚至被用于世界各地的磨难仪式。西非的巫医们会给那些被怀疑做了坏事的人一把干米，让他们咀嚼后再吐回手中—干米表示罪孽。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国家，同样的折磨被称为“Corsned”。在拉丁咒语的威吓下，嫌犯们头顶着十字架，被要求吃一小块大麦蛋糕或圣礼威化饼。如果食物卡在他喉咙里，就证明他有罪。恐惧会抑制唾液分泌，当你读到一位在异国旅行的美国游客被人用枪威胁时的场景描述时，就会很容易理解这种折磨是如何起作用的：“我的舌头开始肿胀，嘴巴开始发干。这种干渴越来越严重，最终我的舌头黏在了上颌上。” ^[16] 用脂肪或油脂润滑过的淀粉是非常容易下咽的，很少有人喜欢吃一顿脂肪能量不足30%的饭。富含油脂的酱汁能给食物带来独特的味道，而蛋白质则因为昂贵而很少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去哪里，吃到的食物总是由一团淀粉组成，用脂肪润滑，并配以蛋白质。

大约23000年前，一群人在加利利湖边建造了六间茅舍。他们离开后，水位上升，积水的地面保留下了有机体残片。他们用柳树和橡树树苗作屋顶，下陷的石头地板上铺着草垫，地上散落着150多种种子和水果的残留物，还有鱼骨以及羚羊、小鹿和许多其他小动物的遗骸。那里还发现了一座浅坟，里面有一个习惯使用右手的男子的遗骨，他有173厘米。这些茅舍之间有一块巨大的玄武岩板，牢牢地嵌在沙子和鹅卵石中。显微镜分析显示，这是用来研磨多种谷物的石磨的下半部分，包括二粒小麦（小麦的先祖）、野生大麦和少量燕麦。 ^[17]

正如这张快照所显示的，早在第一个定居社区出现之前，谷物就已经是人类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一万多年后，他们的后人纳图菲亚人（Natufians）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耶利哥。耶利哥城不是你想象中的被农田包围的农业社区。相反，它是一个坚固的基地，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从事着狩猎、采集、蓄养家畜和轮作耕种等多种工作。耶利哥有肥沃的冲积土层，附近有一处泉眼供应充足的水源，足够2000—3000人居住。另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是大约在9500年前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建立的阿塔霍约克。奇怪的是，那里没有墙壁，没有市政建筑，也没有街道。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杂乱无序的单层泥砖公寓，这些公寓有公共的屋顶作为入口，人们通过梯子从屋顶上下来进入自己的住所。 ^[18] 这里没有隐私，充满了恶臭和虫害。阿塔霍约克并不是一座典型的城市，它是为满足猎人、牧民、采集者和流耕农民的需求而建立的，这些人没有我们所熟知的市民生活的概念。如果你和我走在迦勒底的吾珥的街道上，我们就会看到寺庙、宫殿和工匠打造的街道；我们将从中理解权力结构，以及这个城市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同理，我们在阿塔霍约克的屋顶上会困惑不解。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显而易见，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难以捉摸的，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城市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是城市的产物，但人类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图4：阿塔霍约克—艺术家的重建。

农业表型

早期的定居点经常会耗尽附近的资源，迫使居民勒紧裤带忍饥挨饿，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因此，早期的城镇经常会被遗弃。这些早期农业社区的居民比之前的狩猎—采集者要矮得多，而且他们的骨骼具有营养不良的特征。从骨骼看，他们中有很多人患有缺铁性贫血，几乎可以肯定是钩虫引起的，钩虫是如今最常见的引发贫血的寄生虫。他们定居的社区对于啮齿动物、苍蝇、吸血昆虫的繁衍非常有利，也为水传播和粪便传播的传染病以及家畜传播的传染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古生物学家马克·内森·科恩认为，人们并非心甘情愿地耕种土地，而是由于人口和资源减少的压力被迫这样做的。久坐不动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传染病的传播，同时也使指居民有了更充足但也并不稳定的食物供应。 ^[19] 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类用了很长时间才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发展为城市，而早期城市发展比现代城市则要快得多。

欧洲人的饮食主要是素食，他们吃的植物种类比现在的我们多得多。公元1世纪，一个林多人被献祭并扔进了英格兰西北部的泥炭沼泽，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大约25岁，身高170厘米，体格强壮。他死前不久吃了用大麦、草、小麦和香草做成的粥，粥里可能还加了一点猪肉。 ^[20] 大约在同一时期，丹麦的托伦德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的肠道里保存有一份纯素食，里面有大约40种不同的种子，包括大麦、亚麻和紫苏等。大麦和亚麻可能是人工种植的，其余都是野菜。

他们的后代就像塔西佗描述的德国人一样，将大麦汁发酵制成酒精饮料。塔西佗说：“他们每年更换耕地轮作，但仍然有多余的土地。事实上，他们的土地肥沃而富饶，但他们拒绝在土地上付出应有的劳动。他们没有果树种植园，没有用围栏围起来的草地，没有被精心浇灌的花园。他们只在地里播撒谷物。” ^[21] 塔西佗可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切，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显然对他有吸引力。谁宁愿干农活而不愿在荒野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呢？谁会愿意年复一年地尝试在同一块土地上收割庄稼，而不是烧掉另一块林地，把种子撒在灰烬里呢？

农业在不断发展，定居从事农业活动意味着依赖粮食生存，而对粮食的依赖又需要组织来保障。定期的丰收之后会产生大量的剩余食物，这些剩余食物需要储存、看守和分配。于是，士兵出现了，防护栏也出现了，城市、行政人员、牧师和国王也紧随其后出现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公民政府……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伤害设立的，或者说是为保护那些有一些财产的人免受一无所有的人的伤害而设立的。”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而胜利者居住在城市里。5000年前，城市居民和供养他们的农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都没有历史。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的作品《历史绪论》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非欧洲中心的方式介绍了普世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的状态与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之前的贝都因人相似：强壮的游牧民族带着骆驼四处迁徙，以骆驼的奶和肉为生。他们精瘦又强壮，已经习惯了饥饿，对一切危险都十分警觉。由于紧密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战斗中团结一致。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则是柔软、娇弱和怯懦的，因为久坐不动的生活“构成了文明的最后阶段和衰落的起点”。一波又一波饥寒交迫的战士从荒地中涌现出来，掠夺着城市中虚弱和“罪恶”的居民，他们因奢靡而沦为牺牲品。 ^[22]

那些不得不靠务农为生的人们，身高基本没有变化。埋葬在欧洲各地的9500个人的身高数据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在基督教时代的前1800年里，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170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约为162厘米，而且在整个时期内，这些平均值的变化仅略大于1厘米。 ^[23] 农业社会是两极分化的，那些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人—沉默的大多数—生活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边缘。罗伯特·马尔萨斯是18世纪90年代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在此之前，他曾在农村教区做牧师。他曾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劳动者的儿子很容易发育不良，并且很晚才会发育成熟。一经询问就会发现，你以为是14或15岁的男孩，通常是18或19岁。” ^[24] 在约克郡的沃伦珀西村中，对一个在中世纪被遗弃的乡村教堂墓地的遗骨进行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的结论。当时，沃伦珀西村10岁的孩子比现在同龄的孩子矮20厘米，而如今10岁的孩子已经和中世纪14岁的孩子体型差不多了。 ^[25] 沃伦珀西村孩子的体型并不比1833年英国儿童测量样本的体型小多少，这表明体型的增长是很近的事。现代生长研究之父詹姆斯·坦纳指出，终身发育不良在2岁时就已经确立，此后发育不良的儿童会在总体统计中拉低健康儿童的成长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