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类可塑性的发现

粮 食生产、工业和科学携手合作，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关注这些方面的变化。然而首先，我将着眼于前几代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答案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尤其奇怪的是，在20世纪初，人类正处于自智人离开非洲以来最伟大和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之中，但是，生物学思维中却弥漫着对我们未来的极度悲观。

退化

退化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古典作家认为，人类已从黄金时代退化，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震惊地发现，希腊和罗马的高级文明已几乎被遗忘。南欧饱受疟疾折磨的农民对他们脚下的历史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古代的宏伟雕像。18世纪的欧洲用嫉妒的眼光看待重新发现的过去，爱德华·吉本真诚地相信，文明在公元1—2世纪达到了顶峰。

正统宗教传播着相同的理念。它的神圣文本声明人类是被创造的，神学家估计这是在200代之前发生的。因此，18世纪的生物学家必须解释，为什么一对夫妇的后代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1752—1840）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他天资卓著，在26岁时就成为一名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62年。布鲁门巴赫朝气蓬勃，举止文雅，和蔼可亲，他的书和演讲清晰而风趣，深受教师和学生的爱戴。父亲们把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送到他那里学习。1795年出版的《论人类的自然多样性》是他最著名的著作。 ^[1] 他的信仰告诉他，生命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哥廷根的铺路石却证明，确实有已经不复存在的生命形式。因此，布鲁门巴赫得出结论，生命一定是从至少一个毁灭的周期中恢复过来的，自然界中一定存在某种成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过去就曾起过作用，现在仍然活跃着。

他的出发点是，所有的动物都是被完美地创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创造者几乎不可能不这样做—任何偏离这种状态的情况都只能是走下坡路。生物无疑是在走下坡路的，但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因为他所谓“退化”的变化是使生物与其环境相适应的，他所说的“退化”，就像我们谈到的变异一样。在他看来，我们的家畜是最“堕落”的动物—因为它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外部条件。正如他所指出的，獾犬看起来非常像“拥有一个原始的、有目的的结构，像是一个深思熟虑设计过的事物”。獾犬是指我们熟悉的达克斯猎狗，它是能够到獾的洞穴中追捕獾的猎犬。由于人类和我们驯养的动物一样暴露在同样的环境变化中，因此我们同样“退化”了。他引用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假说：我们是某个早已消失的高级种族的家养宠物的后代！

布鲁门巴赫将人类划分为五个种族，但却竭力描述种族之间存在的大量重叠：“一种人类很明显地转变为另一种，以至于你无法区分他们之间的界限。”不同的种族因气候、饮食和行为的不同而不同，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平等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非常现代。

宗教正统学说认为，第一批人类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在哪里被创造的呢？布鲁门巴赫开始寻找伊甸园的位置。他的研究是基于亚当和夏娃被完美创造出来的假设，而人类后来却从这种完美的状态中退化了。由于“退化”是由气候、饮食和行为造成的，那些从起点走得最远的种族会表现出最大的变异。相反地，那些离得最近的人将与人类的原始形态有最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如何被识别的呢？根据布鲁门巴赫的逻辑，完美意味着美，而美应该在颅骨中寻找，因为颅骨承载着我们更高的能力（智慧）。剩下的工作，就是寻找最美丽的头骨了。

布鲁门巴赫并不是第一个寻找伊甸园的人，因为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在从事同样的工作。亚洲是最受欢迎的地点：布丰认为伊甸园在里海的东岸，伊曼努尔·康德则认为在西藏。其他人则青睐波斯、克什米尔或印度北部。因此，布鲁门巴赫把目光投向东方，他的标准就是美。很简单，高加索地区的人民—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区域，在历史上一直是以美貌著称的，所有参观布鲁门巴赫丰富藏品的人都谈论过最美丽的头骨，这个头骨属于一个格鲁吉亚女人。

布鲁门巴赫认为欧洲人的头骨与此最接近，这就是“高加索人”一词在20世纪早期的移民表格中出现的原因。布鲁门巴赫说：“我以高加索山脉的名字命名这一种族，因为它是最好的人种格鲁吉亚种族的发现地区。如果有可能为人类指定一个出生地，那么所有的生理因素都会结合起来，指向那个地方。” ^[2] 这的确很愚蠢，而且深深根植于神奇的想象之中，但是它却为后来的悲剧设定了一个足够天真的场景。

布鲁门巴赫的继承者们将他的思想进一步延伸到神话领域。美国人类学家W·Z·里普利在1899年写道：“在学生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告知有一个理想的人类种族从喜马拉雅高原蜂拥而出，在野蛮的西部传播着文化。” ^[3] 之后有人相信，雅利安人灾难性地与劣等人种混居在一起。然而，由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外表（尤其是头骨）来区分人种，因此种族有可能被重组，就像纳粹试图做的那样。布鲁门巴赫寻找伊甸园的天真尝试以悲剧告终。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那些自认为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用主义者，通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疯子听到了空中的声音，正从一些学术狂人身上提炼他们的狂热。” ^[4] 希特勒的狂热是从几代被遗忘的种族主义文人中提炼出来的。

进化倒退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低等动物研究教授。他执着地研究着丰富的软体动物的化石，发现有些软体动物的后代可以按顺序排列，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有些则已经灭绝了。灭绝是对18世纪的有序宇宙概念的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造物主创造了一个有缺陷的设计。拉马克认为，失踪的生物并没有灭绝；相反，他们转向了更高的形态。这也可能发生逆转：“如果环境保持不变，营养不良、痛苦或病态的个体状态就会成为永久性的，其内部组织会修改并在繁殖中保存这些修改，并最终产生一个与一直处于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中的种族截然不同的种族。” ^[5]

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的理论之前，回归（退化）—即逆向进化—就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中根深蒂固了。动物饲养者对“返祖”很熟悉：人工饲养的动物偶尔会生育更原始形态的后代。在通俗小说中，人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的反派的特征是浓密的体毛、强壮的胸部、长臂、深陷的眼睛、突出的眉骨、令人恐惧的体力、冲动和轻信。人类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将罪犯归类为“返祖者”，他们能够接受技能训练，但不能接受思想改造，性工作者就是所谓“道德退化”的典型。维多利亚时代，出生率下降，城市贫困人口发育障碍，健康的农村移民不断减少，都进一步证明了人口退化。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动物学家雷·兰凯斯特说：

“任何一种使动物很容易获得食物和安全的新环境，似乎都会导致动物退化；正如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人一旦突然拥有一笔财产就会堕落一样；或者像罗马在拥有了古代世界的财富后每况愈下一样。寄生习性明显地以这种方式作用于动物组织。寄生的生命一旦得到保护，腿、下巴、眼睛和耳朵就会消失；活跃而有天赋的蟹类、昆虫或环节动物可能仅仅变成一个囊，吸收营养并产卵。”

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引用这句话时反复强调道德的维度，并指出：退化的前景告诉我们“作为一切进步的条件，劳动和努力，斗争和困难，不适和痛苦，都是绝对必要的”。正如兰凯斯特所言，另一种选择是很可能会“堕落到物质享受的满足生活中去，同时还伴随着无知和迷信” 。 ^[6]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建立在生物变异的基础上，但是（在没有基因理论的情况下）他很难解释变异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坦率地讲，他的一些解释是拉马克式的。比如，他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人类没有尾巴，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坐着时把尾巴磨掉了；劳工所生的婴儿比专业人士所生的婴儿有更大的手。 ^[7] 另外一些人则把气候作为变异的来源，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气候会影响人群的性格和肤色。西北欧人被认为是耐寒好战的，因为他们的天气条件令人振奋，而地中海人柔软舒适的生活则使他们感性而放松。这种现象的真正元凶是疟疾，正如美国南部人民明显的懒惰是由于钩虫和维生素缺乏。由于缺乏这种解释，早期人类学家夸大了气候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移民到美国的白人最终会变得像美洲原住民。 ^[8]

国家的退化

在20世纪初，我们的寿命有望延长40年，我们的身体比以往都要更高大、更健康。智人生长和发展的前景从未如此光明过，然而，当时的顶尖生物学家却对未来极为悲观。尽管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教育，但他们沮丧地看到，自然选择的法则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最不适应社会的成员（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的繁殖速度比其他成员更快。他们认为，文明行为使进化发生逆转，人类正在走下坡路。

1903年1月，少将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1841—1912）在《当代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柳叶刀》杂志认为此文耸人听闻。这篇文章标题为“国民健康：士兵的研究”，它描述了在布尔战争（英国最近的一场野蛮的和平战争）中参战的士兵们糟糕的身体状况。例如，在第一次战争的狂热中，有11000人在曼彻斯特自愿应征入伍，其中只有1000人适合服现役。曼彻斯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弗雷德里克爵士估计，只有40%的潜在新兵具备为英国而战的体力。 ^[9]

枢密院随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审议弗雷德里克爵士的指控。委员会询问了68名证人，并宣布人口的体质没有恶化，得出的结论是“征兵令已经不能吸引那些过去通常会应征入伍的阶级的人了”。 ^[10] 这种说法当然纯属无稽之谈。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也不存在上流社会的男人大量挺身而出去服兵役的现象。纳尔逊的海军不得不从街上招募新兵，威灵顿把麾下的英雄们描述为地球上的渣滓。用前征兵监察长的话说，应征入伍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垃圾”，因为他们来自社会上处境最不利的阶层。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正处于帝国荣耀全盛时期的英国以现在的眼光看会被归为第三世界国家。1900年，63%的人在60岁之前死亡，男性的预期寿命为45岁，女性为49岁。令人震惊的贫穷与自满的富裕在伦敦并存，这令到访的游客感到震惊，正如今天到访印度的游客会感到震惊一样。威廉·萨克雷反思了亨利·梅休早期对伦敦穷人的研究，并评论道：

“自从我们有了自己的门，这些奇迹和恐怖就一直躺在你我的门前。我们只需要走一百码远，自己去看看，但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属于上层阶级；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穷人交往，从不对服侍我们20年的仆人说一句话。” ^[11]

托马斯·巴纳多医生（1845—1905）在伦敦最贫困的地区怀特查普的医院开始进行医学训练，他建立了一所简陋的学校，这让他看到了周围的贫困。当他在伦敦俱乐部吃饭时，有人嘲笑贫困的孩子们在伦敦露宿街头。在适当的酒精强化下，一些食客走上了穷街陋巷；一个沉睡的顽童被自己从手推车下伸出的赤脚出卖，被食客拽了出来。巴纳多开始为无家可归的儿童设立收容所。一名被称为“小胡萝卜”的11岁男孩被拥挤的收容所拒之门外，两天后被发现死在了街上。在那之后，再没有人被拒之门外。 ^[12] 巴纳多在30岁时已经建立了一所学校、一系列的儿童之家以及供孩子们学习一门手艺的设施和教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男女发现了自己所在城市的贫困问题，“城市使命”这一公益组织（包括宗教和世俗的）出现在了富裕国家的贫民窟。

在征兵官面前排队的矮小的人就是来自这样的托儿所。他们太可怜了，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人们很容易把弗雷德里克爵士的思想贬为典型的军事头脑的产物，但他觉得自己在身体退化方面被委员会欺骗了。它“给成员和公众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调查的首要目标是考察与过去相比，这个国家是否在身体上退化了”。相反，弗雷德里克爵士的意图是说明相当一部分人口是“身体效率低下的，而这种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可补救的原因”。

19世纪欧洲的有产阶层被那些在1789年和1870年在巴黎街头涌动的下层群众的幽灵所困扰。然而，镇压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的治理方式是一种适时的让步。这始于一系列以保险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改革，旨在先发制人地阻止其他计划中更诱人的提议。在英国，1906年获胜的自由党进行了社会改革，将类似的谨慎思虑与更进步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措施开始推行。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引用伯明翰大学卫生学教授的话说：“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工作，在减少每年都在发生的对婴儿生命的可怕浪费和对无辜者的真正屠杀方面，实际上都毫无作用。”改革者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即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

不可变的头骨的神话

20世纪头几十年，西方对人类生物学的思考反映了全球力量的现实。西方人几乎统治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相信女性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并且相信这种遗传上不可逾越的差异分裂了人类。全面展示了这种偏见的是西方国家拒绝接受日本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 ^[13] 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是基于头骨分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头骨形状是不变和可遗传的。1899年，里普利说：“头部的一般比例似乎不受气候、食物供应、经济地位或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物种内部永久遗传差异的最清楚的代表。” ^[14]

人类学家威廉·豪厄尔斯说：从人类骨架上取下头部，就是对体质人类学进行斩首；在肩胛骨上不能建立起种族差异的理论。人类学家弗朗茨·博阿斯（1858—1942）揭穿了头骨不可变的神话。博阿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将人类学分为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四部分。他出生在世俗的犹太家庭，身体柔弱，目光敏锐。博阿斯在海德堡学习，当时犹太人表现出各种被更广泛的德国文化所同化的迹象，他通过决斗来增强自己的条顿身份 ^[1] 认同。但这还不够，他成了种族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博阿斯对欧洲移民子女的里程碑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种族主义理论。在20世纪初，大量移民从南欧和东欧涌入美国，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劣等人。博阿斯想知道，他们所谓的“种族”特征是否反映了他们成长的环境，他申请了资金来比较跨越埃利斯岛的移民的后代和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的后代。这项研究始于1908年，当1912年公布结果时，他的团队对12万人进行了检查—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样本。头骨的形状是通过长宽比来判断的，也就是所谓的头部指数，过去它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种族标志。博阿斯的发现表明，这是一种错觉。举个例子，在美国出生的西西里儿童的头骨明显比在西西里出生的儿童的头骨更宽。相反，宽头骨的移居到美国的欧洲犹太人所生的孩子头更长，两个被认为截然不同的欧洲“种族”显示出向共同的美国类型靠拢的迹象。一般来说，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家庭的孩子比出生在欧洲的孩子要高，他们的头骨更长、脸型更窄。种族标志，如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可能是不变的，但他们的身体正在成为美国人。博阿斯向移民当局报告说：“移民的适应能力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15]

当时的人对此无动于衷，而麦迪逊·格兰特，一位律师出身的业余人类学家，通过他的著作《伟大种族的消逝》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这本书出版于1916年，附有彩色地图，显示了北欧人离开喜马拉雅山后的路线，但没有提到博阿斯。地图显示，这个“优等民族”就像染料穿过色谱仪一样穿过了中东和中欧，一路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到达北海边界时没有受到严重污染。可悲的是，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欧洲4.2亿居民中只有9000人是北欧血统，他们的后代似乎注定要在北美的大熔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阿道夫·希特勒声称这本书是他的“《圣经》”，被告们试图在纽伦堡审判中用这本书来证明纳粹思想并不局限于德国。博阿斯对格兰特尖刻的批评，促使后者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

许多后来对美国移民的研究都是从博阿斯那里得到线索的，并且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无论哪个种族，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倾向于腿部骨骼更长，臀部更细，肩膀更宽。由于这些相同的特征是在对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父子之间（他们几乎都来自历史悠久的美国家庭）进行比较后发现的，因此，在美国出生的移民的状况应该能反映整个国家人口的身体特征变化。即便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可塑性的概念才被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6] 到那时，已经相当明显的是，表型的改变根植于早期发育，这随后成为更广泛的“发育可塑性” ^[17] 概念，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马克斯·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胜利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并让相信旧观念的人看到光明，而是因为它的对手最终会死去，新一代熟悉这个理论的人会成长起来。” ^[18] 1962年，美国物理人类学家协会主席卡尔顿·库恩得知，协会成员想就所有种族智力平等的动议进行投票。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认为对一个科学事实进行投票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在涉及种族和智力的问题上，学界仍没有定论。同年，他出版了《种族起源》一书，提出人类的主要分支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由直立人进化而来，从而达到了不同的进化阶梯。人们对这篇论文的敌意表明，库恩已经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了。即便如此，直到1998年AAA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人类学协会）才发布了种族平等的声明。但附带的注解是，声明“没有反映出所有AAA成员的一致意见”。这个声明指出“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了解到人类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行为，在婴儿出生时各种条件就产生作用，总是不断修改”，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没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19] 在博阿斯对移民的研究发表86年之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育可塑性”是存在的。 faLfjfcWJD6hxreTLXNCPtiNY3kRrKQDmaiC/32dLGMCdOEiq1t04iC9ScEkx5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