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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的生产及生活实践中，为了传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将其以朗朗上口的形式予以归纳总结，由此就产生了形式各异的歌诀，并广泛应用于天文、算术、中医药、武术、音律等诸多领域。古代的人们编制歌诀的目的在于方便记诵，歌诀亦称歌括，是以根据事物的内容要点编写成有韵或无韵的齐整句子，“无、躯、株、珠韵，求、修韵，持、之韵。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诸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补正：物名繁多，括类为歌，便于记忆，故曰‘歌诀’，亦称‘歌括’。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词组，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1] 歌诀主要表现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甚至是四六俳句等形式，体裁主要有歌谣体、律诗体、骈文体、快板体以及对联体等，既包括高雅的诗词与歌赋，也包括相对通俗的歌谣、顺口溜、口诀；等等。 [2] 而法律歌诀正是以传播法律知识、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辅助记忆法律条文为主要目的而编制的诗歌与口诀的总称，既有高雅歌赋，如宋人傅霖撰的《刑统赋》，亦有通俗歌谣，如宋人陈元靓编的《事林广记》以及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法律歌诀；等等。普遍地，学者们认为法律歌诀的广泛兴起应始于宋代，傅霖撰的《刑统赋》便是史料记载的、流传至今且最早以歌赋形式注释当朝法典的律注型法律歌诀，此书主要流传于官僚阶层与文人雅士之间。至明中后期，在一些日用类书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法律歌诀，适用对象也由官僚阶层逐渐向寻常百姓下移。至清后期，大量律注型的法律歌诀出现，以至形成了影响较大的歌诀注释流派。自此，法律歌诀也逐渐由业余型发展为专业型，此类歌诀简本虽主要在地方官员与刑名幕友之间传播，但也极适合普通百姓诵读。
我国自古图文并重，“左图右史”之说更是源远流长。古人云：“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 [3] 南宋颜延之对“图”的具体含义作了归纳：“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 [4] 元人徐元瑞则对“表”的含义作出了解释：“表，《释名》曰：‘下言于上曰表，谓思之于内，表之于外也。’” [5] 清人万维翰在《律例图说》“序言”中归纳了“以图著书”的特点，即“图者，合也；图说其统于合而必由分以晰” [6] 。形象直观的图表法在古代的天文、算术、中医药、武术、音律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采用。此处所说的图表，既包括表格，亦包括图谱。元代以前，法律图表的类型相较明清而言比较单一，主要以释五服为主，表现形式既有图谱亦有表格，其中，早期的丧服图谱又包括家谱。我国古代的家族关系与丧服制度直接相关。以服制而论，五服、九族以及外亲、妻亲的关系异常复杂，为了便于对复杂的亲族关系有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于是人们就将丧服制度绘制成图或表。在我国古代的法律图谱中，汉代马王墓出土的《丧服图》帛书应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服制图”实物，也是元代以前最常见的菱形五服图原型。此后的历朝各代，在《丧服图》的基础之上更是演变出了形式各异的其他丧服图。律注型的法律图表则出现较晚，直至元代，才在《元典章》中出现多个图表集，而王元亮的《唐律纂例》则是一部完全以《唐律疏议》为注释对象的完整的律注型法律图表著作。明清律典吸收了元代法律图表中的《五刑图》与《例分八字》，并与8个《服制图》《六赃图》等诸图表置于律首，以示重视，这也使得明清律典的体例更趋合理与简明。
据现存史料可知，法律歌诀的雏形最早可见于汉代的《史籀篇》与《急救篇》中。同时，由于服制起源早，因此法律图表（主要为实物的图谱）出现的时间可追溯至汉代。由此，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最早出现的时间均在汉代。其实，无论是法律歌诀，还是法律图表，古代的人们将其编制出来，主要目的都是普及法律知识。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大多是单独适用的，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交集，如明后期讼师秘本《鼎镌六科奏准御制新颁分类注释刑台法律》中的“轮赃掌决图”、《新刻大明律例临民宝镜》中的“六赃指掌”与“五服指掌”以及清代各类司法检验著作中的“尸检歌诀”，此类都是将图谱与歌诀并二为一。因此，本章将分别追溯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即两者在清代之前的发生与发展状况，重点考察由宋至明时期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分析其产生的法律根源以及社会背景，探讨其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根基。最后，总结归纳清代以前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