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传统律学是中国式法学，历史非常久远。若从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编纂《法经》算起，直至清朝灭亡，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时间。在这20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法律在人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发明了一些独特的制律、注律及用律技巧，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独特的技巧，中国传统律学才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并在世界法律文明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这些独特的技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法律歌诀。即以法律条文或法律经验为内容，以记诵法律条文、总括律典特点、传播法律经验、普及法律知识为旨归的诗歌与口诀之统称，典型的如《读律琯朗》《大清律例歌诀》等。二是法律图谱或图表。指以传播法律知识、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方便快速检索法律条文为主要目的而绘制的图谱与表格的总称，典型的如至于律典之首的《服制图》以及律著中的《律例图说》《名法指掌图》等。三是出现于律条之中、对制律及用律有重要作用的关键词，代表性的关键词有律学家们所称的“律母”“律眼”等。揆诸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律典与法学史料，尚未发现与以上三者大致相若的东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上述三者属中国传统律学的“三绝”。

对于中国传统律学中上述三种独特的东西，清代及以前的研究者非常重视，如徐元瑞的《律学指南》、王明德的《读律佩觽》、雷梦麟的《读律琐言》等都有专门论述，但民国以来，学者们对此关注不多，中国传统律学及其方法似乎与中国古代律典一道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这种做法极不妥当，因为中国传统律学及其方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人实践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律学中上述方法的现代价值，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霍存福、丁相顺的《〈唐律疏议〉“以”、“准”字例析》，张田田的《元代律学探析——以王元亮“纂例”图表为中心》，吴欢的《明清律典“例分八字”源流述略》，等等。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竟也且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清代几种主要法律图表的形式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律学研究的空白，可惜不够全面、深入，徐子淳博士的著作较好地承接了上述研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研究之不足。

徐子淳博士重点研究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这一选题非常恰当。众所周知，清代是我国律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律学流派：有偏重于注释律例的辑注派；有立意于“考镜源流、辨其原委”的律例考证派；有侧重于指导司法的司法应用派；有专门汇编案例、为司法实践提供直接参考的案例汇编派；有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代的法律、评价各自优劣得失、为现行法律提供借鉴的比较注释派；有以便于查阅、记诵为目的而进行注释的图表派、便览派和歌诀派；有以宣传、注释清帝圣谕为主旨的宣教圣谕派；还有虽非专门注释清律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吏治派和幕学派；等等。其中，歌诀与图表卓然成派，这说明歌诀与图表这种释律方法在清代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在众多的律学流派中已占有一席之地。而法学界历来对法律歌诀与图表不太重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很少，徐子淳博士在其中正好可以大展拳脚。

徐子淳博士向我们展示了其收集的大量第一手文献：既有散见于讼师秘本、蒙学读物及日用类书中的法律歌诀与图表，又有清代律学家创作的非常完整的法律歌诀与图表律著。这些文献不仅收集不易，而且非常有价值，是研究清代律学的宝贵资料。徐子淳博士通过整理、消化这些资料，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如将清代之前法律歌诀的历史溯源由晋代再向前推进到汉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厘清其历史源头及发展脉络，再如对明清时期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仅仅限于律注型，对于其他种类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与考证，这对理解和探索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在民间的传播方式以及对法律知识的推广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或许有学者对法律歌诀与图表的研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法律歌诀毫无思想性可言，不过是雕虫小技，对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无任何推动作用。其实不然！公允地说，法律歌诀与图表亦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它们使法律向着更简便、实用的方向发展，对于推动法律知识下移、在民众之间普及法律知识功不可没，作用不可替代。歌诀与图表虽小道，其中亦有可观者矣！若将法律歌诀与图表放在世界法律文明史这一大的框架之下，更能显示其价值。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法律歌诀与图表（尤其是歌诀）是世界法律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遍阅世界其他法律文明的文献，尚未发现类似的东西，它是中国古代律学家对世界法律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惟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法律歌诀不仅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法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法文化的瑰宝。

徐子淳博士的著作不仅向我们呈现了清代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的全貌，而且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其在法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近年来涌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法律史研究著作。

陈锐
2021年8月于重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