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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晚清五十年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心，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富强而已。……晚清咸同以后，多数士大夫之思想皆以讲求富强为第一事也。”
对于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西学东渐和寻求国家富强之需要进行考察分析。在与列强的多次较量和交往中，晚清中国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列强的强大不仅仅是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及制度。龚书铎指出：“西学的接受，是中国人根据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所做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和吸收西学，包括翻译西方书籍在内，从一开始目的就很明确。这就是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近代国人接触和学习西学的主要就是为了救亡图存，所以西方思想家能否进入国人视野，很大程度上看其能否解决晚清中国存在的问题。《国富论》对国家富强和世界发展关系重大，自然能够引起近代中国人的关注。
原因之一是西学东渐之需要。翻译外国书籍为晚清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方式。梁启超说：“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国人通过传教士译介的《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译作，知道了斯密的节省、自由贸易、分工、征税等学说。因这些译著主要选自英美且主要是靠传教士完成，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译著中宣扬的自由经济主义学说为列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目的，也要看到其冲击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理念的进步性。
原因之二是寻求国家富强之需要。甲午战败促使中国人之觉醒，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明显增强。陈炽为“救中国之贫弱”，使中国“他日富甲寰瀛，踵英而起”
，重译《富国策》，撰写《续富国策》。严复宣传达尔文学说，要“原强”，同时还要“原富”。他看到英国的发达，起因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于是他开始翻译《原富》，并加了近六万字的按语。《原富》的出版，受到爱好西学之维新人士的欢迎和好评。“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
吴汝纶在为《原富》所作的序中指出：“亚当氏是书欧美传习已久，吾国未之前闻。严子之译，不可以已也。”
盛宣怀给张元济的书信也说《原富》“此书风行最广”。当然，很多人可能只是赶风尚，将之看作趋新的符号和身份的象征，并非真正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夏曾佑曾函告严复：“《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
严复在《与熊季廉书》中也坦言：“《原富》全书闻已于岁杪发售千余部，入市辄罄。购者未必能读其书，然必置案头，聊以立懂而已。”
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原富》受欢迎的程度。
严复译《原富》目的之一是借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来抨击当局的迷谬，为中国富强献策。严复向国人描绘说，英国之富强，在于实行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主张：“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
“自此以还，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矣。”他呼吁给人民的生产、经营以充分自由，废除国家一切束缚经济发展的禁制。“国家去一禁制，市廛增一鼓舞之神”，民气抒发，各自努力，才能“为利至众”。因此“凡可以听民自为者，其道莫善于无扰”
。这种说法给部分国人以极大的鼓舞。有人疾呼欧洲诸国百年来能够“国家雄富，为地球最”，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斯密所说“竞争为经济社会之基础”，所以“物产之所以发达于今日之世界也，我将以自由竞争一言蔽之”
。梁启超说“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一语，几为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所以不管是国际通商、国内交易，还是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
。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学说和李斯特贸易保护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斯密自由贸易学说受到了质疑和反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途中，曾借《佳人之奇遇》中红莲女士之口批判英国古典学派倡导的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土耳其、印度、埃及之所以受英国压迫，完全是受了世界主义自由贸易理论的空论蛊惑的结果。
1902年10月，他在《干涉与放任》文中指出，由于近世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斯密等人倡导的自由放任，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因而有“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故而“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
。1903年，由作新社编译并发行的《最新经济学》中提到与斯密学说相反的四种“非斯密派”学说之一是“共产主义派”，认为“此学派欲废除私有财产之制，而以天下财产，为各人之公有，而措各人于平等，与斯密派之以私有财产为本者，渊源互异”
。同年，《经济丛编》刊文讨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时曾引用斯密的观点，并指明其缺点。“亚丹斯密氏谓：内国商业必较外国贸易更宜着重。虽就以往之经验与当时之实况言之，实经济上圆满无漏之至论也。故当自由贸易之说炽行，经验学者，偏重外国贸易，几于风靡一时。而内地商业，毫不介意，反逊于昔日。按诸自由贸易论者完全国际分业之语，不免犹有缺点焉；彼徒汲汲焉奖励外国贸易者，所谓目见千里而不见其眉睫者也。”
这种多元的评价促使国人进一步思考斯密学说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
当时中国知识界不少人赞成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学说。李斯特认为各国要依自己的国情，发展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学说；自由经济不是每个国家都适用的万灵丹药。1901—1902年，《译书汇编》《译林》《新世界学报》等杂志连载过李斯特的《理财学》中译本。这种与斯密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观点，引起了当时一些中国人的共鸣。刘鹗对《译书汇编》中的《理财学》表示赞赏，认为“论理之精，译笔之洁，均甚佩服，惜未终而止矣”
。孙宝瑄赞成李斯特的分析，认为“自由、保护，亦随时而变”
。梁启超改变了过去推崇自由贸易主义的观点，认为“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
。《商务官报》所载的《论各国经济竞争之大势》，《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论中国宜为工业国》等文也根据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呼吁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
有人客观地分析了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两种学说。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载《国际商业政策》文章，详细分析了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认为斯密是“阐明自由贸易学说之大家”，这种“自由贸易之实行，益以促英国工业之进步，而立其富强之基础”。但是“如下所举当万不容己之时，亦仍以保护政策为当：一当国防上有关系之时；二当国内货物所课之税重于外国输入货物之时（当此之时，则不得不课输入税，使外国货物与国内货物，同一负担，以保护国内之产业）；三当我之货物输入于外国而受其制限之时（当此之时，若设复仇之关税，使外国解其制限，则不得不课税）”。至于“保护贸易派”最著名者为德国的李斯特，“持一时保护之说，而尤为发达”，其“因时主义”为“德之宜斯特氏所主唱”，其主要内容是“贸易政策必不可拘于一定不变之主义，以自误其一国之大计。在未开之时代，则以发达农业为最初第一手段，务与世界先进国行自由无制限之贸易。渐次取保护手段，奖励制造、渔业、航海及国际贸易等业，使一国之富强程度达于极点，而后乃归于自由主义”
。《汉声》第6期《国际商业政策（续前）》文中进一步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优缺点。留日中国学生编出的《最新经济学》《普通经济学教科书》等，主张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灵活使用。“在1903年至1911年的八年中，我国所出经济学原理书大约四十种，几乎都是一个调子：不能片面吸取一国一家之言，应该权衡斟酌，择善而用。”
这是晚清知识界接触多元的经济学说后作出的客观反应。
以上内容说明，斯密在晚清中国已经产生了相当影响，但也要看到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限度，整体社会影响不大。原因首先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斯密学说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但未必适合中国。晚清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激起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意识。“收回利权”“抵制外货”等群众运动，坚决主张国人自办工矿交通，不让外人插手。这与斯密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不能相容。当时中国经济急需政府的引导，需要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与斯密倡导的“小政府”也相矛盾。所以王亚南说：“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了。”
尹伯成也指出：《国富论》发表时，英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100多年后的中国清朝末年，仍然是封建制度，危机四伏，没有通过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来把国家经济和生产力搞上去的背景和土壤。
所以斯密学说在20世纪初的影响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是“生不逢时，曲高和寡”
。另外，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护贸易主义、民生主义等多元化的经济学说，知识界可以根据实际进行选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加之当时还有革命和立宪的论争，使得知识界很多人难以投入较大精力去研究斯密学说，倒是同样为18世纪著名思想家的法国人卢梭及其《民约论》受到倾向革命的知识界的青睐。加之《原富》一书在当时印刷量较少，乡村士子难以获取，译笔又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而使理解困难，使得本来将四书五经摆在心中重要位置的读书人更加不愿关注斯密学说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