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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学说传到晚清中国后，阅读者、传播者对其理解是不同的。其中对亚当·斯密姓名的称谓有“斯密斯”“斯美氏”“斯密亚丹”等十余种，同时冠以“英儒”“西儒”“英之士人”“英学士”“英博士”“哲学者”等称呼；《国富论》有《威罗士疴弗呢顺士》《邦国财用论》《富国策》《富国探原》《富国探源论》《万国财用》《原富》等译法。斯密传记中有斯密对母亲的孝顺、性情温和、慷慨周济穷人等形象。当然，晚清中国知识界对斯密的关注主要表现在肯定其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赞扬其著述的作用；对斯密学说的接受和应用等。
对于斯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外人早有评价。例如，马克思认为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19世纪上半期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麦克库洛赫等人也尊称斯密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而最早出现在晚清中文读物中则为188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富国策·凡例》。他指出经济学“在泰西以英国为最，百年来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喀多、弥耳氏”
。其中“斯美氏”即亚当·斯密，丁韪良将其与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并称为西方经济学“名家”。《富国策》中也有“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肯定斯密“首创”经济学的贡献。此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佐治刍言》称“著理财之书者，始于英人阿荡司”
，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中称斯密为“讲求富国策之第一名流”。这些评价代表了晚清中文读物中外人对斯密的认识。
除了外人将斯密看作“名家”“名流”“首创”者外，中国学者也肯定斯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贡献。1890年，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认为斯密是英国著述国政贸易的“专门名家”“著名之士”
。1897年，严复在《天演论》中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而“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
，将斯密看作经济学之“首”者。1899年8月，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称斯密之书“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
，强调斯密对经济学“开山立学”和后人“多所征引”之贡献。此后，严复在《斯密亚丹传》中指出斯密“书出，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再次肯定斯密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所以尽管西方经济学著作众多，严复还是选择斯密的书加以翻译，以推动国家富强。
梁启超更是对斯密充满了赞誉。1899年，他在《文野三界之别》中将斯密看作“善治国”“造时势”之“英雄”，“资生学之鼻祖”，认为“非有亚丹斯密之徒”，“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民说》中说，“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将斯密和卢梭并列，肯定两人在近代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同年，他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文中指出：“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盖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此书侯官严氏译），出版于是年也。”
在《新民丛报》“绍介新著《原富》”时再次指出：“至谓此书出版之日，即为此学出世之日。虽其言未免过当，要之使此学确然成一完全独立之学科者，实斯密氏之功也。此书印行后，迄今百有余年，其间学说之变迁，不下数十派，愈辨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书，几如夏鼎商彝，视为陈迹。然后起诸家之说，总不外引申此书，是正此书之两途，虽谓不能出斯密氏之范围可也。然则欲治此学者，固万不可不读此书。”
次年，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里说，借助德国经济学家罗士哲之言，认为斯密“立于生计学史之中心”，而“斯密以前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准备者耳；斯密以后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修补者耳”
。
除了严复、梁启超等人外，1901年赵维熙在《西学书目答问》中解释计学时指出：“计学，即理财学也，英人言之最精，专门名家者不一其人，故国以富饶，如斯密亚丹、如马罗达、如安得生、如威斯特等其尤著者也。”
马君武说18世纪经济学“完全成一新科学，实自亚当·斯密始”
。《湖北学生界》载文指出“经济学之出生于欧西，能独立而为一家言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斯密亚丹《原富》一书始”
。这些中外一致的论述，说明了斯密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其主要形象的认同与提倡。
斯密一生著述多，但当时为中国人所知者甚少。对于斯密的著述，中国人较早提及者为严复。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斯密生平著作，传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德性论》次之。”1908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的《世界名人传略》中有斯密“著作除《原富》《德性论》二书外，尚有各种国语原始论、天文学史、古代物理学，及格拉斯哥各种讲义”
。但在晚清中国传播较多的还是《国富论》。
1.译作中的评价
我们通过《富国策》知晓斯密的分工、赋税学说，通过《西学略述》中知晓斯密著书中“民勤”是“富国之本”“国家利在通商”等，通过《富国养民策》知道斯密“著有《富国探源》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遏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泰西新史揽要》卷六《万国通商免税》中说斯密“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甚至他国文字与英有异者亦复遍加翻译。其创议策中有警句云：‘民间通用之物，公家忽设一法使之腾贵，谓特以保本国之业，此真愚之又愚者也，保一业灾害万民也。此书既出，于是昔之人但知加税之法之善也，今之人又知免税之法之善，彼此辩论，各执一理。英相譬特细读数过，拍案叫绝，谓此书真暗室之灯、迷津之筏，于是独居深念，竟欲查照此策尽改旧例”。《商船运货新规》中说《富国策》“论各种富国之事，皆明白晓畅，说理圆透”；《通商贸易章程》中提到“《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
。除了肯定该书的重要性外，1899年李提摩太、蔡尔康在编译的《大同学》中指出斯密之书虽然“苦心孤诣，推究入微”，不过“书中多讲积财之法，并未究安民之学”，所以“抱道而忧时者，多未能心悦诚服”
。这些译作既肯定斯密著述对国家富强的贡献，也指出其缺点。
清末新政时期，严复译著《原富》将斯密作品首次全面传入中国。虽然严复在翻译时将原文“繁赘”“琐节”之处“删削”或“概括要义译之”，但译作中对斯密贡献的内容并没忽视。此后，他在《社会通诠》中提到斯密“《原富》书出，风行全洲，其中于国家官府，干涉工商民生之事，反复诰诫，此风乃以渐戢”。1908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世界名人传略》，谈到《原富》“是书议论创辟，词意简明，且揭破当时之税法，有习为固然，而实不合于理者。此类甚多，故初版时，颇为世界所欢迎。然一般常识之民，固执旧见，而以为此等新说，大足为害。又法国革命之变，适起于是时，英人益以变法为戒，凡稍涉新理之说，无不反对矣”
。这些译作客观地评价了斯密著述对世界的影响，也为中国人认识斯密及其著述提供了借鉴。
2.中国人笔下主要关注其与国家富强之关系
较早对斯密著述进行评价者为郭嵩焘、刘锡鸿，称此书“多言经国事宜”，“丰裕其国之道”，不懂英文者难以翻译。杨然青认为斯密著《富国探源论》“备述国家兴衰强弱之理，古今上下之情，洞烛数千年。下笔万言，深入显出，刊行于世”。“各国之君见此书者，莫不恍然大悟，心领神会，以为确论。于是遵其法而推行之，乃得旧弊销除，政治日新。”呼吁大国小国“均当奉为圭臬”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炽等维新志士对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富强之策，掀起维新运动。1896年，陈炽重译《富国策》并在《时务报》发表，指出斯密《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欧美各国，以富强为本，权利为归，其得力实在《富国策》一书，阐明其理，而以格致各学辅之，遂以纵横四海”，得出“《富国策》，洵天下其文”的感叹。
同年，他在《续富国策》序言中对斯密的著作倍加赞扬，认为斯密“著《富国策》，极论通商之理，谓商务裒多益寡，非通不兴。英人举国昭若发蒙，尽涤烦苛，以归简便，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其国势之胜，人民之富，商力之雄，天下无与为比。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
。陈炽看出英国之富强，与斯密一书关系极大，因此续该书而撰成《续富国策》，希望中国踵英国之后富甲寰宇。
与此同时，严复也对斯密之书作了高度评价。1896年，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说：“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
次年，他在《天演论》中再次介绍斯密的主要观点：“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强调该书致英国“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同时认为斯密开创之“计学”为欧洲国家富强之因。1899年8月，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此书的系要务，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
其后在《原富》“译事例言”中进一步指出翻译此书的原因：“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萃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
他在《斯密亚丹传》中指出：“时英宰相弼德，于其学尤服膺，欲采其言，尽变英之财政。适与拿破仑相抗，兵连军兴，重未暇及也。然而弛爱尔兰入口之禁，与法人更定条约，平其酒榷，不相齮龁，则皆斯密氏之画云。”
在《原富》按语中说：“洎斯密氏书出，英人首弛海禁，号曰无遮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而国中诸辜榷垄断之为，不期自废，荡然维新，平均为竞。”
“至弼德为相，其经国通商诸大政，皆遵用此书成算。自护商之法既除，英之国财，如川方至矣。”
这些评述，反映了严复对斯密学说的理解，以及希望借助斯密理论以发展中国的设想。
《原富》的出版使梁启超对斯密的认识更进一步。1902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评述10位对西欧近代文明有贡献的学者，其中第六位是亚当·斯密，评价斯密“此书之出，不徒学问界为之变动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际，及于国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尽免关税，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也。近世所谓人群主义（socialism），专务保护劳力者，使同享乐利，其方策渐为自今以后之第一大问题，亦自斯密氏发其端，而其徒马尔沙士大倡之，亚丹·斯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认为该书对于“学问界为之变动”“人群之交际”“国家之政治”等方面影响巨大，尤其是英国贸易繁荣归功于此书。次年，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再次评价斯密之影响：“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
再次震惊于斯密著述对于西方社会产生的巨大作用。1905年，他在《杂答某报》中评价斯密学说对欧洲社会冲击之大，认为斯密书中“攻击政府干涉主义，而以自由竞争为揭橥”的观点，“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同时称赞斯密与瓦特对于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之贡献，“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扰海，而工业革命之时代以届”
。
除了陈炽、严复、梁启超较为集中关注斯密著述外，吴汝纶在1898年8月给严复的信中说：“斯密氏元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盖非一览所能得其深处。”
于右任在陕西宏道大学堂求学答卷中根据严复所说“大利所存，必其两益”，认为“斯密亚丹创此旨，作书数十卷。生计学出版之日，即政治界革命之时，而经济主义遂飞跃于地球。数百年来，蠲保富之法，平进出之税，皆斯密氏此宗旨所振动。”
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十三州之联合而共认中央之主权也，实感动于弥尔敦、佛朗克所发之杂志。英国自由贸易之盛行也，因亚丹斯密《经济学理》之编入蒙学书。甚矣，书籍、报纸足为社会运动之机关。”
《湖北学生界》载文指出《原富》“距今不过百二十寒暑也，而其学之左右世界之力，已足使欧西诸国各臻一道以致富强”
。可见，中国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作或《原富》等，也看到了斯密著述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意义。
《国富论》中曾谈到中国富有但停滞、不重视对外贸易、人口众多等，但在晚清中文读物中很少有人将斯密与中国联系起来谈论。直到1899年8月，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斯密“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家之病痛”，应是中国首次将斯密学说直接与中国国情联系起来分析。此后，严复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斯密书“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这成为他下决心翻译此书之重要原因之一。他在《原富》按语中多次结合中国情况进行分析。例如，严复赞成斯密肯定牟利是人之本性的观点，并据此为逐利正当性辩护，驳斥传统的义利观。他指出：“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
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信中即称赞严复翻译《原富》“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此真济世之奇构”
。顾燮光在《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原富》时认为该书“其言繁博精辟，多足为我国近状之药石”，“又时援我国近状以相证，可谓完善矣”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多次引用《原富》内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和分工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分析中国的“生利与分利”，尤其对中国“分利者之种类而细论之”。孙宝瑄根据《原富》“论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感想：“斯密氏教人崇俭。俭之道，在损其支费，以益母财。益母财能生利者也，支费不能生利者也。我国生利之人少，不生利之人多，此所以日贫也”
。他赞成少消费以移作资本，并联系实际，认为中国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手太少，是中国日趋贫穷的原因之一。1907年，《东方杂志》载文指出，儒家“大为人心风俗之害，至于今而不可救药者，则讳言利之说也是已”，相比“西儒惟深明此义，斯密亚丹及边沁之书尤能推阐详尽，故其国群进步之势一日千里，遂以有今日之富强”
。在作者看来，西方之富强与斯密等研究求利之道有着密切关系，而我国“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手触”的空谈义理、耻言功利的思想，是导致“今日贫瘠衰弱之极”的重要原因。
还有人将斯密与中国的《周礼》《左传》，以及管子、王夫之相联系，来看待、认识斯密及其学说。1904年，孙诒让在《周礼政要序》中指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论所经营而讲观，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
认为斯密等人“致富强”之“西政”与中国的《周礼》相似。1906年，宋恕认为《左传》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等语，“实已提挚海外最新理财学说之纲领”，而“今自命新学家之谈理财也，往往闻斯密·亚丹《原富》之书名则新之，闻《学》《庸》《语》《孟》之书名则旧之，不知《原富》之宗旨何尝与《学》《庸》《语》《孟》之宗旨稍异”
。认为《原富》之宗旨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宗旨无异。梁启超认为管子为斯密学说之渊源。他在《管子传》中说：“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1906年11月，《东方杂志》刊载《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文，将斯密与王夫之相提并论并进行对比，认为王夫之之书中所言“有与斯密《原富》不谋而合者”，指出“生计自由之论”并非创于斯密，而“船山先生早剀切言之”。作者从“金银多而后为富”“任物自己则物价常趋于平”“通商互市之事”等方面分析王夫之学说与斯密学说之间的相似，并指出“船山固先斯密而言之”和“吾服斯密吾尤服船山”等语。最后作者将之与中国国情联系，感叹“欧西有斯密，而生计界乃揭启新幕。我国有船山，而经济上仍日虞匮乏”，并分析原因：“斯密之书甫经出版，各国传译，言计之士翕然宗之，而英相弼德与罗士勃雷尤为服膺，其弛爱尔兰入口之禁，行无遮通商之法，皆本斯密《原富》之意。而我国士夫于船山之学说，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解其理者千无一焉，读之而能措诸政事者万无一焉。国势之所以异于欧美者，其原因虽不一，而此或其一端也。”
这种评价得到了《申报》的呼应，认为“本期除选录各报论说外，自撰稿有王船山学说与斯密氏暗合论，两两比较，读书得间，尤觉精彩夺目云”
。这种以传统儒学为本去融会西学的比附，是晚清“西学源于中学”的延续，当然以这种形式来探求两人的联结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斯密学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