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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英国虽然相隔数千公里，不过13世纪两国即有接触和交往。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通过阅读游记和与法国重农学派的交往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多次谈到中国。因清代乾隆朝缺乏中英文化交流的条件和媒介，当时中国没人知晓斯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这位西方哲人的出现，是在晚清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
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威廉编译的《大英国志》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卷七在介绍英国历史上汉诺威王朝时期的“英之士人”时提到“天文士”“医士”“作中外史记者”“能绘画者”等，其中“著书述国政商贾贸易事者，曰亚丹·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虽然语言不多，但是蕴含着不少信息。这是晚清中文读物中最早出现斯密的中英文名、生卒年及著述方向，也是斯密与晚清中国社会联系的开始。因墨海书馆中有不少中国人参与工作，如王韬、蒋敦复等曾为慕威廉润色文字，故他们通过《大英国志》应该对斯密有所知晓。
洋务运动时期为斯密学说传播的第一个阶段。为了“求强”“求富”，中国开始效法西方，创办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兴办新式教育、派驻外使臣等。不少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初晓斯密及其学说。1874年，京师同文馆开设“富国策”也就是经济学课程，应该讲到斯密，惜未见文字记载。目前所见最早评论斯密的中国人是出使英国的使臣郭嵩焘和刘锡鸿。两人在英国伦敦与日本人井上馨交谈时对斯密有所了解。1877年2月，郭嵩焘记载：“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
而副使刘锡鸿记载更详细：“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并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
《威罗士疴弗呢顺士》是《国富论》在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译名；“阿达格斯密斯”“挨登思蔑士”为晚清中国人笔下的斯密名称。
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馆内教材——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手册》（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译成《富国策》并由同文馆出版。书中提到包括斯密在内的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学说。
例如，斯密以造针为例的分工理论及分工加速的“专一则能生巧”“无更役之劳则时不废”“各以私智创机器则事半”3个原因；造成工价贵贱的“托业有苦有不苦”“学艺有难有不难”“工作有常有不常”“责任有重有不重”“成败有可必有不可必”5种因素；“量民力以均税”“取民有常制”“因时因便民”“节费以恤民”4种征税之法。这是国人首次了解斯密的工资、工价、税收等学说。
1885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译《佐治刍言》。该书第14章《论财用》内提到斯密著书《万国财用》，“言人家生财之法，必于家内随事撙节，免其浪费，铢积寸累，久之自能足食足用，成为小康之家。一家如是，一国如是，即极之万国亦无不如是。旨哉其言，诚能探源立论也”
。认为生财之法是“随事撙节”。次年，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中指出斯密著书“以民勤工作为富国之本”“富亦非多金银之谓”“国家利在通商”。同年，艾约瑟编译的《富国养民策》中曾引用斯密的分工说、“论工价五则”、赋税等学说。
1894年8月，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税敛要例》，介绍斯密的赋税学说，分别是“须照公纳税，富户比贫民理宜多征”，“纳税须有定时，亦有定数”，“征税之时，应乘民便始行催令清缴”，“税吏经费不可越分”，认为“照此四理，虽属难行，惟各国宜使民欢乐，毋使民怨怼，故各国官员应以此四理为要务也”。这是继《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之后第三次见到斯密的赋税学说。同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泰西新史揽要》。该文卷六《万国通商免税》《商船运货新规》和卷九《通商贸易章程》，谈到斯密著书经过及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并首次指出《国富论》的出版时间为1776年。
甲午战争前后，关注斯密的中国人逐渐增加。上海格致书院学生杨然青，称赞斯密“才优识广，见理极明，而于格致制造之功，养民治国之要，凡可以兴大利致富强者，无不拳拳致意，考察精详，思欲公之天下，遂著一书”
。评价斯密著述主旨为“民生之勤俭”，并以希腊、罗马、意大利为例，认为这些国家未能把握这一要图而导致富强未成。陈炽、严复等维新志士在甲午战败后出于寻求国家富强的考虑认识到斯密的重要性。陈炽在《重译富国策序》《续富国策》中高度赞扬斯密著述的影响。严复在《原强》《天演论》中称赞斯密之经济学对于国家富强的影响，并有翻译斯密著作之设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上皇帝奏折中提及斯密之“《富国策》，明生利分利之义，旧章尽废，而泰西民富百倍”
。变法失败后，严复与梁启超并没放弃对斯密的关注，两人在1899年分别称赞斯密对于经济学“开山立学”，是“资生学之鼻祖”。
清末新政时期为斯密传播的重要阶段，尤以1902年、1903年为要。1902年严复译《原富》出版，中国读者终于用自己的语言读到了斯密的完整作品。时人反应强烈，周作人、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载了读《原富》的感想。梁启超与严复讨论《原富》的翻译，并在《新民说》中根据《原富》评论中国的“生利分利”。顾燮光将《原富》录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并予以高度评价。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将欧美经济学说史以斯密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强调斯密《原富》的作用，并首次列出《原富》英文书名。许多刊物如《绍兴白话报》《政艺通报》《鹭江报》《政法学报》，以严复的《亚当·斯密传》为依据刊载了斯密的相关传记。《国民丛书》社翻译了日本东京文学士著的《哲学十大家》，介绍了斯密等10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王阑、周流编辑的《泰西学案》（名权社出版）中的“经济学案”第三位为斯密亚丹。1907年，日本的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历史参考书》（山左博文社）第十章“学问之进步”将斯密列为“哲学者”予以简介。1908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了由张伯尔撰、窦乐安等译的《世界名人传略》，介绍斯密的生卒年、中英文名，学习、工作经历，交友、著述情况。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斯密学说谈论中国社会经济问题。1903年浙江乡试试题、恩正并科会试、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试题之中，皆出现了斯密学说。《申报》载“电传癸卯恩科浙江乡试二场题”：“今之策富强者，言练兵则侈谈英水军德陆军之制；言理财则首举斯密《原富》之篇。”
1903年癸卯恩正并科会试的“各国政治艺学策”的考题之一：“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亦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大公报》载“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第一场试题”的“外史题”中有：“亚丹斯密亦云，火器日精，天下强弱之势不可猝反，凡此皆能详其所以然之故而著之于篇欤。”
另孙诒让、宋恕、严复、刘师培、马君武、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中，《齐鲁公报》《东方杂志》《申报》以及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杂志刊文中皆谈到斯密或《原富》的内容。
根据笔者统计，晚清中文读物内涉及斯密及其学说的文献资料有100多种，这些材料囊括晚清的译著、报刊、书籍、文学作品、科举试卷、学校课艺、信件等纸媒。出版机构涉及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总税务司署、京师同文馆、上海南洋译书院、商务印书馆等。报纸杂志国内以上海为主，如《申报》《万国公报》《时务报》《东方杂志》《政艺通报》；分散于天津的《大公报》，浙江的《绍兴白话报》（绍兴）、《萃新报》（金华），四川的《四川学报》（成都），山东的《齐鲁公报》（济南）、《芝罘报》（烟台）、福建的《鹭江报》（厦门）、湖北的《湖北商务报》等，国外以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信件讨论主要表现在严复在翻译《原富》前后与吴汝纶、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信函，涉及《原富》翻译进度及出版、稿酬、写序、译名等。日本途径主要表现在郭嵩焘、刘锡鸿首知斯密，即是通过与日本人井上馨的谈话，1902年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在调查报告中介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教育人要读斯密的著作。
清末留日中国学生通过翻译日本书籍传播斯密。通过这些资料的研究，我们能大致勾勒出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及呈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