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说：“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对我来说，自己早已过了三十，快要“奔五”了。从1997年读研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到2000年首次发表这一方向的文章，我的学术生涯也已“忽忽”走过了20余年。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即个人20余年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为主，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关于陈炽研究的文章。这类文章是由1997年至2000年撰写硕士论文延伸而来。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我在1998年从山师西北角的致远书店购买了《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书，在导师孙占元教授的指导下，初步完成对陈炽思想的研究。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龚书铎先生读博时，先生认为学界有关陈炽的研究较为薄弱，建议继续深入研究。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对学界有关陈炽研究的已有成果作了系统回顾，写成《百年陈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发表在2002年的《江西社会科学》；后继续努力，完成了《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的博士论文，并在2005年由齐鲁书社以同名出版。2015年，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我承担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炽卷》的编校工作，又收集了10万余字的新资料，为进一步研究陈炽提供了方便。这次收录的关于陈炽的文章，便是自己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其中，《陈炽交游述论》一文，受到龚先生的论文《姚莹交游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启发。现在看来，陈炽研究可以说是我的学术发展的重要起点。目前，包括我的成果在内，学界关于陈炽的研究虽已有较多的成果，但仍有很多文章可做。尤其是陈炽《庸书》的百篇文章、《续富国策》的60篇文章，可以说篇篇皆是时代的反映，都值得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方世藻的《陈炽与台湾海防浅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即围绕陈炽《庸书》中的《台湾》篇所写。因此，对于陈炽《庸书》《续富国策》的研究足可写成160篇文章，关于陈炽的研究还远未到终点，有志于研究陈炽者可以继续探讨下去。

第二类，关于《富国策》的研究论文。这是基于龚先生的启发。当年在北师大读书时，课内课外经常向龚先生请教。先生告诉我，学界知道陈炽著有《庸书》《续富国策》两书，是阐发早期维新思想的重要著作，但是《续富国策》所“续”《富国策》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学界对此尚缺乏研究。于是，我设法从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富国策》英文底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抄录京师同文馆出版的8万余字的《富国策》。这些英文、中文的资料，奠定了我的博士论文中“《续富国策》和《富国策》的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并且使我在《广西社会科学》得以发表《晚清〈富国策〉的译刊和传播》一文。博士毕业后，我继续从事《富国策》的研究，写过《汪凤藻与〈富国策〉的翻译》《〈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关系研究》等文，后成专著《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是对《富国策》的系统研究。不过，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如经济词汇概念的译介、传播及其所对应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还有《富国策》资料的整理等。

第三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多年对《富国策》《国富论》的关注和积累，2016年我以“亚当·斯密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得以立项。在这五年内，我与课题组成员围绕这一问题搜集史料，撰写论文，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其中，《亚当·斯密在晚清中国的境遇考察与分析》是2020年11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会议的参会论文，后发表在《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是斯密去世230周年，我写了《近代中国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与评论》一文，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在项目研究中，因涉及斯密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关系，我和研究生刘倩合作撰写了《理论与现实：近代中国学界论亚当·斯密与李斯特》一文，发表在《鲁东大学学报》。虽然这项课题将在2021下半年结题，但还有很多问题尚待探讨，如斯密在近代中国的形象，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关系，斯密的师友关系，斯密的自由放任、分工、税则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

第四类，为参加学术会议而撰写的论文。《清流派与甲午战争》是2000年8月在山东威海召开的关于北洋海防的学术会议参会论文。当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还未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学术会议。《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是为参加2008年在威海召开的纪念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会议而写。《〈大众日报〉对淮海战役的报道和评论》是为参加2009年纪念淮海战役爆发60周年学术会议而写。《近现代山东吕剧的兴衰与发展》是200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会议的参会论文。《〈齐鲁公报〉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关注和评论》为2011年7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学术会议的参会论文。《〈齐鲁公报〉与山东辛亥革命》为2011年10月参加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政协文史委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参会论文。《唐庆增对民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关注和评论》为2013年参加暨南大学举办的“精英人物与近代中国”学术会议的参会论文。《晚清中国对俄修西伯利亚铁路的反应》是2014年参加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参会论文。《北京盐务学校研究》是2015年在山东潍坊学院召开的“海盐文化与盐业史研究”研讨会的参会论文。这些文章主要根据会议内容而写，有的是为纪念某一事件，有的是自设主题，多是当时学界关注学术和时代的一种反映。

这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论文，主要围绕富强与启蒙而展开，与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即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些点滴收获，主要得益于我在本科时期就读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时期就读的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时期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的诸位师友，尤其是硕士生导师孙占元教授、博士生导师龚书铎先生在我的学术发展道路上的指导和提携。当年跟随龚先生读博时，先生已过七十到了“不逾矩”的年龄，但是其依旧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工作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在不同时间撰写和发表的。在此，诚挚感谢发表拙文的期刊和编辑，感谢参会时专家对拙作的批评和指导。其中，有些文章所谈的内容相近，难免有重复之处，敬请读者见谅。所收文章内容、观点未作改动，只是个别文字作了必要校订、个别注释有些调整。还需要说明的是，有两篇文章为合作完成：《北京盐务学校研究》是与柴德强同志合写，《理论与现实：近代中国学界论亚当·斯密与李斯特》是与刘倩同志合写。书稿中文字疏漏之处，感谢责任编辑刘芳老师细心指出并改正。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省高峰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经费”的资助，特此感谢。

张登德
202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