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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近代学界关于斯密与李斯特的讨论，既有学术层面的争鸣，亦有基于现实的权衡考量，是对近代以来国家经济诉求的策应，其中夹杂着时代性的多重互动与阐释个体的复杂性回馈。近代以来的经济处境，“召唤”着多数学者为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断求索，西学东渐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学界对二者学术关系的论述亦是如此，其源于国家经济困境，引入西方经济学说试图弥补国家存在的“漏洞”，同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别具风采。
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国家再次将中国作为商品倾销的市场，国内之工商业再度面临“崩溃”之境，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而在列强国家内部，为修复伤痕累累的经济，已然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贸易。“英国长期以来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均未付诸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迫于战争费用的压力，英国于1915年开始对某些奢侈进口货物征收33.33%的关税，标志着英国开始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等一些奉行斯密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的动摇，无不引起对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思考。又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备受质疑，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还是保护的“交锋之战”弥漫整个学术界，近代学人亦是如此，对斯密与李斯特关系的讨论被推至学术前沿，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其次，学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二者学说的在华传播程度。斯密的著作早在1902年就已全貌展示予国人，而李斯特的书籍迟至1927年方才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界讨论既具分散性又兼集中性的特点，亦蕴含了派别学术交锋的意味。德国学术与英美学术在华的“邂逅”，对于留学英美的学者和留德学人，因其信仰不同，亦加剧了学术层面的争辩与论战。
“西学的接受，是中国人根据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和吸收西学，包括翻译西方书籍在内，从一开始目的就很明确。这就是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一个民族、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从本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有所分析和选择的。”
学界关于二者学术关系的探讨，其最终落脚点依旧是中国经济道路的发展问题，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适合中国的是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还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学人大多选择站在李斯特这边。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特殊的国情，关税不能自主，国家政权不稳定等因素，理论层面的讨论最终只能化为一代学人的合理幻想。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必须要在对西方不同经济学说的引进与交锋中，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以及在相关政治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得以确定。
（原载《鲁东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与刘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