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斯密与李斯特对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学界争论的话题。其背后是“斯密道路”抑或“李斯特道路”的对比抉择，是“英国式经验”或者“德国式经验”的参考借鉴。
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已开始对比斯密学说与李斯特学说，权衡中国经济发展之道。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理财学》按语中谈到“泰西讲商学者”，分为以斯密为代表的“主自由贸易之说”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主保护贸易之说”两派，而“我中国出口税重，而进口税轻，损己利人，已不可为训，况进口之货，又漫无稽查，鸦片之入，即由于此”。所以，李斯特的“力倡保护贸易之说者，以德国当时之情形，与我国相仿佛也”
。可见，留日学生是主张中国实行保护贸易的。1911年，京师法政学堂笔记中对二者学说进行了对比，指出“两种主义，各有短长”，“中国各种产业，现在俱极幼稚，论理宜用保护政策，以防外人之竞争，无如进口税率，因为条约所限，不能自由加减，虽欲施其保护而无由，殊可慨矣”
。陈家瓒认为，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固吾国所急宜效法者”，他坦言：“今日而言外国贸易，则自由贸易政策，既据优胜劣败之公理，为列国所不取，其不宜于我国，亦何待言。然即在保护贸易之中，其当专采商工业保护政策乎？抑径采农工商保护政策乎？此不可不一研究者也。”
这些主张与严复等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形成“对仗”之势，然在清末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潮流中，并未引起多大重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李斯特保护贸易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界关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的争论亦随之扩大。刘秉麟将亚当·斯密、李斯特的学说介绍给国人，其目的在于“能省察今日世界之情形，与吾国特殊之地位，与何种学说之可以采用”。针对国人对李斯特学说关注不够的状况，刘秉麟表示“二者之学说，终不以反对与欢迎之不同，而其效力有异”
。其所著《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则是提醒时人关注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唐庆增虽然奉行个人主义经济学说，但也认为个人主义“偏重于抽象的交换理论，于一国工商业发展之程序，政治上之计划，人民之幸福，悉置不顾，此为最大诟病处”，而“实以国家主义与吾国最切也”
。姚嘉椿对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做了对比，认为中国不宜于自由贸易，当行保护政策，但他指出，保护政策之范围“不可不失之太广，或失之太狭，保护之程度，不可失之过高，或失之过低，庶几本国产业，因保护而发达，因奖励而振兴，不仅中国幸甚，抑世界幸甚矣”
。马寅初表示，中国“根本谈不到自由贸易”，斯密学说“实可置诸不论”，因当时中国为“外货倾销之场所，高筑关税壁垒，犹不足以抵制于万一，若再主张自由贸易，是自愿为外货之尾闾。而国内气息奄奄、脆弱不堪之工业，更将因此而促其夭亡”，“故在中国之不能言自由贸易，实无人敢置异议”。马寅初赞同李斯特式道路，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保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芽之工业，以图挣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
。任树邨将斯密、李斯特理论与中国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历史上之陈物，不适于今日之中国”，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或较适合于今日之中国”
。可见，当时大多数学者是支持“李斯特道路”的。
当然，其中不乏反对与质疑之声音，有学者虽赞成保护贸易政策，但是他们结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形，认为中国应该先清除实行贸易政策的障碍，方可谈自由与保护。李璜在1925年撰文介绍国家主义经济学时，阐述了斯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学术分歧，在文章结尾谈道：“我们中国不是李斯特所谓的地处温带，人口众多，文化已发达，工业已萌芽的国家吗？我们如何不应该实行保护政策？我们之所以未能，实因我们的税关在外国人的手里。这样看来，我们不收回关税，而实行保护政策借以提倡发展新生工业，我们实无自救的第二个办法。”
周伦超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政策，有行之而奏效者，亦有行之而失败者，今若欲凭个人片面之观察，以判定其是非，良非贸易事”。就中国的经济情形，“外货流入，无法制止；利权外溢，无术挽回，使此项修约之束缚不能解除，则国内工业将永被压抑而不能发展矣。经济侵略，令人寒心！”他希望“有志青年努力奋起，达到解除不平等修约之目的，庶可以言吾国对外贸易之政策也”
。李如棣撰写的《吾国关税自主后采自由贸易乎？抑采保护政策乎？》一文提到，“自由贸易者，正统对派经济学之祖亚当·斯密之所倡也；保护政策，则为历史学派经济学之创造者李士特所持之说也”，在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不庸稍缓，已无疑义矣”，但是中国关税未能自主，必须“立即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实行自主，则保护政策终无实现之时，一即国家永无出头之日！”
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对斯密与李斯特的学说应该兼收并蓄。丘咸指出：“虽然多数论者好像都跟李士特的学说，以为中国工商业十分幼稚，想助他发展，而不受外国货物的压迫而失其存在，非实现保护关税的政策不可！但我以为未必然！”他以为，“我们要分别轻重，而主张同时为自由及保护了”
。黄介民认为，“吾华外受列强之经济侵掠，内而变乱相寻，民生凋敝已极。所谓‘个人经济’、‘国家经济’与夫‘社会经济’等等主张，皆可兼收并蓄而考较之；融会觉通，取长弃短”
。鲁深认为，英国奉行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世界强国，德国信仰李斯特的经济学说迅速崛起，“呜呼！我国经济状况，陷于此境？是亚当士虽所主张者，适用欤？抑李士特所主张者，适用欤？”在他看来，“我国经济状况，既然如前云之现象，是较英德两国从前之经济状况，尤为恐慌；故当兼取斯二者之长，以补救之”
。
自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抗战之因素，学界亦处于动荡之中，学术研究实属不易。尽管如此，学界关于二者经济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是回归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中考量，试图将学术层面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以解决现实层面的困境。但是，学界的努力，没有政治力量的扶持，再加上中国社会性质的种种不成熟因素，此种讨论，最终亦在热闹过后趋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