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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二者之共通点。刘秉麟指出，斯密与李斯特的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均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李士特之国家主义与保护学说，亦非李士特一人之所创造者也，其所承接于前人者，亦由个人主义之并非创自亚丹斯密一人也。”“以卢梭之霹雳一声，全欧登时响动……十八世纪之经济思潮，完全受此说之支配，为之放大光明者也，证之亚丹斯密如此，回而证之李士特亦何莫不然。”刘秉麟还表示，二者对于国家统一是经济发达的先决条件这一看法均表示认同，“国内统一，实为经济事业发达之先决条件，李士特夙持此说”，斯密“亦与李士特有同一之论调”
。李权时在《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一书中提到斯密与李斯特学说的共同之处。其一，李斯特坚持保护贸易政策的首要原因，即“为欲巩固国防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此曾就是斯密亚丹也承认的，因为他在原富论里是主张保护造船业的”。至于实行保护政策的又一原因，李斯特“为欲图报复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此曾斯密亚丹在原富论里亦认为正当的，因为外国课国货以高税率，本国自亦可课该国货以高税率以示报复也”。其二，李斯特认为“国际生产力之合作，常为战争、政治策略，商业恐慌等事所破坏，故为一至不完全之合作。虽国际生产力之合作，亦有重大之意义，因其能联合世界各国而为一也；然自文明先进之各单独国家言之，实无如何之重要”。而斯密“于此亦承认之，曾谓一国内市场之重要远超于其外国市场”。其三，两者在贸易最终目标方面的一致性。“李斯特的最后目标也是与自由贸易论者的最后目标一样的，就是世界和平与大同。”
马寅初将西方经济思想分为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派”或“古典学派”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贸易论或国家主义派”，认为斯密与李斯特有四处共同之处。其一，斯密注重经济发展中之个人主义，“李斯特虽主张保护贸易，着重国家经济，但仍不废私人企业之意”；其二，斯密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绝然分开”，李斯特“亦有此意，但以为政府对于经济制度，可以稍加干涉”；其三，二者皆讲求扩大财富之总额；其四，斯密主张自由贸易，而李斯特亦承认自由贸易之理论上的正确。基于以上四点，马寅初认为斯密和李斯特是“所谓殊途同归者”，两人“同是主张个人企业，同是承认自由贸易为经济上最高原则，顾斯密氏所着眼者，为世界之财富，而李氏所着眼者，为国家之财富。结果则均以繁荣世界，谋全人类之利益为目的。故其所取之途径不同，而目的则一”
。
学界对二者共同点的分析，是近代学人基于经济学理论上的独立思考，其中亦体现出对国内现实的考虑。近代学人认为二者重要之共同点首先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二者的出发点都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这在学者的论述中均有提及；其次为二者对国家幼稚时期实行保护主义的认可，最后之落脚点即迈向自由主义的目标，其实质都是强调建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民族意识，进而再谈论适合本国的具体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