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理论出发点上，斯密选择了自由放任发展经济理论，李斯特则主张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前提实行保护主义，并提出对斯密学说的批评。二者的这种学术分歧，是近代中国学界阐述的重点。1914年，东方法学会编撰的《经济学要览》一书中论述了斯密和李斯特对物质交换的不同看法：“斯密等以人类为先天的交换，因谓交换者甚于人类之天性，交换者自古而存在”，而李斯特则表示，“自昔人类以自己之制物势如自己身体之一部分，割自己身体之一部分以与他人，为人类绝对所不喜，其后欲望发达，始觉非交换无以充足之乃徐徐有交换之事”
。这是学界较早注意到的分歧之点。之后，学界主要关注二者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
首先，二者关于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态度。郭心崧提到，“从学说上首足反对斯密氏之自由贸易论，为保护政策之有力辩护者，则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李斯特氏”，李斯特以为斯密经济学说“为世界经济学”，“只知有个人与世界，不知有国家”
。刘秉麟在《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中指出，李斯特批评斯密学说为“无限制之世界主义，国家观念，既在所不顾”，“对于国家之经济利益漠不关心”
。国家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李璜，尤为支持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认为“亚丹斯密与其自由学派所以有超国界的假设，因为他们以为人类自今以后便会集合成一个大团体，而战争便要会不存在了”，此种观点实忽略了介于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国家，“这个历史造成功的东西简直为自由学派所忘怀了！”
赵兰坪认为，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为史密斯世界主义之反动”，指出“李士特以为史密斯一派，但知个人与世界，不知个人与世界之间，尚有国家”，斯密的观察点“一从世界各国之经济状况，一从个人之经济状况，而不及一国之经济也”
。区克宣在其书中谈到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表现在“李士特反对亚丹斯密以利己放任政策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提倡各国以国民生活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努力建设国民经济学”
。这些论述，目的在于介绍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以区分斯密的世界主义，唤起国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民族意识。
其次，二者所持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对立。蔡庆宪认为，李斯特学说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国外贸易，其明显的目的是推翻亚丹斯密和其他继起者的自由贸易原理，“且含有指导国家如何能够推翻英国商业的优势的愿望”
。李权时指出：“斯密氏的自由主义之宰制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几及一世纪之久，及至十九世纪中叶而反动逐起”，其主要表现是“德人李斯特之倡保护关税论或新重商论”
。黄曦峰对此持同样看法，认为“在德国最初翻起反对亚丹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的旗帜，而高唱保护主义经济思想的学者，第一即是里士特”
。
再次，二者在生产力学说上的差异。区克宣提到“亚丹斯密只研究交换价值，并且只研究物质的财货的交换价值，以肉体的劳动为唯一的生产动力，这种价值说必须由价值之基础的一种生产力说来补充的”
，这一补充理论即为李斯特的学说。朱通九、金天锡指出，“李氏除攻击斯密司的世界主义外，又非难他极端的物质主义”，李氏认为斯密“否认官吏、教员、牧师、音乐家及女仆等是生产者，以为能增加交易价值的，才是生产者”
。蔡庆宪对李斯特观点中“生产财富的力，较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得多少”这一看法表示认同，赞扬“李氏解释生产力和非物质资本的学说，实居最超越最成功的地位，他的学说可矫正斯密只看重交易而不讨究生产力的偏见”
。周伯棣谈到“李斯德之生产力说，是由批评正统学派领袖自由贸易论者斯密斯开始，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有两大错误，第一是主张绝对的自由贸易，第二是倾向极端的物质主义”，而且“斯密斯对于精神的要素大不重视”
，由此陷入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
最后，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区克宣认为，李斯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科学中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以严格的方式去从历史上观察经济”，“超过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抽象的和原子论的见解”。谢俊认为，斯密采用“演绎与归纳两法”，而李斯特“纯用归纳法”
。学界对二者学说分歧的学理分析论述，在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中文译本出版后，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基本以李斯特对斯密之批驳为论点展开，体现出近代学人对李斯特文本内容的刻意遵照。此时期也有学者就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提出质疑。臧启芳认为“李士特对于斯密之批评亦每有不当之处。关于国家与战争诸端斯密固未如李士特所言而绝对不问也”
。陈国光也对李氏给予斯密的批评提出异议，说“彼以为斯密对于国家与争端漠不关心，实则斯密并非如李氏所言之甚，而绝对不问。即对于一定之关税与事业奖金，亦不如他人之想象，纯采自由主义，坚决反对”
。此种对文本内容之质疑，其分析亦具可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