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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近代经济学者“每谈世界经济竞争事，辙为中国前途危，盖有志于输入学说以救时久矣”
。严复即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
，“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
。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谈到经济学在欧洲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
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谈到经济学说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认为：“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
所以，自由主义、保护主义等西方经济学说，在传教士、留学生、学者等传播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进入近代中国学人视野并受到重视。
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威廉和蒋剑人编译《大英国志》，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在介绍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士人”时，提到“著书述国政商贾贸易事者，曰亚丹·斯密”，为晚清中文读物中最早出现斯密之名。此后，《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等译作中片段介绍斯密学说。1902年，严复译著《原富》出版后，国人得以系统获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同时，以保护贸易出名的德国经济学者李斯特，其提出的后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崛起经验，亦引起近代中国学界的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在《译书汇编》上以《理财学》为名连载李斯特的学说。学界开始分别译介和评述两者学说，后来在撰述经济史著作时，既谈及两者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影响等共同性，又分析两者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讨论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国家富强之道路，以求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学术与理论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