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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亚当·斯密的学说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从事这种传播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或留学生，主要的场所是大学经济系科的讲坛和有关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的有关亚当·斯密的论著。
19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200周年。当时《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4期（1923年12月）刊登了《二百周年纪念：斯密亚丹小传》。同年，《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刊出了纪念亚当·斯密诞生200周年的纪念专集。朴之在《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中说：“我们纪念斯氏有两个目的：（一）敬仰他的宏大的学问……（二）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我们觉得斯氏的学问与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亦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人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
该期还发表了叶元龙的《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自斯密亚丹之二十世纪之经济学说》、李权时的《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黄惟志的《斯密亚丹评传》、朱朴的《斯密亚丹以前之经济思想》。这些论文是近代中国专题研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第一批成果。
为纪念《国富论》发表160周年，1936年《食货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了《国富论》纪念论文专辑，评价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食货》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1日）登载的《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纪念征文启事》中指出：“斯密·亚丹的《原富》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史学的先锋。因为他娴熟历史，所以能够产生彻底的理论，有了理论，更能进一步解释历史。而第三、四卷的几篇文章，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经济史大纲。明年（1936）是《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纪念。我们为纪念经济史学的斯密·亚丹起见，拟于明年一月发行特刊，请国内同好惠赐关于此项的稿件！”在《食货》第3卷第3期刊登了陶希圣、连士升的《斯密亚丹论中国》，其中指出：“斯密亚丹是工厂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工厂手工业在英国的发达，已准备着机器工业的到来。《原富》虽然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写的，斯密亚丹已感觉这将要到来的巨大的进步。”接着作者从“中国之富”“国内市场的大兴富”“农工业的进步之早”等9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则对斯密亚丹的中国论提出两点评论意见。第3卷第4期刊登了英国费著、连士升译的《论〈原富〉》一文。译者在前言中指明原作者是剑桥大学经济史讲师，这篇文章是其《近代不列颠经济社会史》一书的导言，“他先述斯密的生平和环境，次论他的造诣，然后分析《原富》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又论述《原富》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引证详确，段落分明，读之令人洞悉《原富》的伟大”
。第3卷第7期刊登的赵迺抟的《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及其学说渊源》，主要探讨了《国富论》的撰述经过和出版后的评论以及《国富论》中各种学说的渊源。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与传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在当时学术界启动，学者们企图借鉴《国富论》的思想来复兴中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运用和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是中国最重要的早期宣传者。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过程中，提出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经济学三大派系，其中个人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
。20世纪30年代，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郭大力、王亚南用现代白话文重新翻译了斯密的巨著，并定名为《国富论》，于1931年正式出版。王亚南在该书的改订译本序言中说道：“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
可见，他们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并不是像严复的时代那样当作反对封建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而是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这个译本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都远远超过了严复译本，对中国思想界学习和理解经典经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大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力度。
20世纪20—30年代，学术界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很快，许多大专院校先后开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国学者的著作许多都涉及亚当·斯密的理论。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百科小丛书，其中包括刘秉麟所著的《亚丹斯密》。该书前2章分析1760年前后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当时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思潮，阐明亚当·斯密的时代背景及其学说渊源；后2章介绍亚当·斯密的生平、著述及学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了一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其中“万有文库”的第1集将《原富》分为9个分册印出。
1930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一书，其中第2章介绍亚当·斯密的“传略与环境”“分工论”“价值及分配论”“财政理论”“斯密斯学说之影响”。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中论述了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中的价值学说。1936年，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讨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说：“研究本国之经济思想，于下述二端，俱应加以相当之注意：（一）本国经济思想所受他国经济思想之影响，例如研究英国经济思想者，当知亚丹·斯密斯（Adam Smith）曾受法国重农经济家（Physiocrats）之影响。（二）他国经济思想所受本国经济思想之影响。”接着他论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派的影响，并进而断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过影响重农学派又影响到了亚当·斯密：“重农派以外，继之而阐发西洋经济思想者为亚丹·斯密斯（Adam Smith），彼受重农派之影响，故其学说间接的与中国经济思想，亦不无关系。”
另外，胡寄窗的《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评论》1947年第4—6期）、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论著也都涉及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总之，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传入、扩展、深化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亚当·斯密学说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
（原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