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兴起，清廷放宽了对民族企业发展的限制，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具体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又系统全面地传播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并在学习和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思想传播。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有机会阅读了不少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严复接连发表文章，对甲午战败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在《原强修订稿》中说：“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 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其原因在于采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因此，他从1897年开始着手翻译《国富论》，1902年全部译完，名为《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次译成中文。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6万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出崇拜经济自由主义之情：反对清政府干涉，主张听民自为；反对清政府的官办政策，主张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可以说，他借助亚当·斯密的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以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服务，既反映了他对斯密经济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他对寻求国家富强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原富》刊行后，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该书：“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此书出版，转变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界讳言谋利、轻视商贸的传统思想，人们由此认识到中国要彻底摆脱困境，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工商，走富国强民之路。但是，由于严复的译文渊雅古奥，一般读者对政治经济学又十分陌生，所以能够看懂《原富》的人还是相当有限的，加之当时中国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斯密宣扬的自由贸易主张不适于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原富》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严复之外，梁启超也是当时介绍亚当·斯密学说的重要人物。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介绍了哥白尼、培根、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等10位对西欧近代文明有贡献的学者。他把19世纪的英国贸易繁荣归功于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尽免关税，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也。” 1902年，他撰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著作。书中将欧美经济学说史以亚当·斯密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重点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进一步促进了《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从导言部分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斯密学说的评价相当高，他说：“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但是，他对亚当·斯密理论进行了全面介绍以后，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读亚当·斯密的书应该“审其时、衡其势”，“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该书与读者见面后，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地位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扩大了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同时，梁启超运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设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

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即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计学平议》。书中特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

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严复、梁启超时代。无论是严复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还是梁启超推崇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皆根据西方经济学说，结合中国国情而进行分析论说，目的都在于寻找救治中国的灵丹妙药。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想把亚当·斯密的学说当作反对封建压迫、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caTkpQaSRgNfnbyG2u2WJwF5QBfQOczl9nmBkHPjlRxgOjiOJoxomzJn2AoWcx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