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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已开始关注亚当·斯密的著作。当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曾与正在此考察财政的日本人井上馨等人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的问题。他在光绪三年（1877）二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
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也在出使笔记中提到此事：“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并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
他们所“查考”的书，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已经是在这部名著问世整整100年之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名字，不过两者对该书的具体内容皆言之未详。
《富国策》的翻译出版，则使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首次传入中国。从1874年起，京师同文馆即以“富国策”之名开设经济学课程。当时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政治经济学手册》（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为教材，介绍西方经济思想；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在总教习的督率下，将其译为中文并以《富国策》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凡例和内文中曾经多次提到亚当·斯密及其学说。在《凡例》中，丁韪良说：“论此学者在泰西以英国为最。百年来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客多、弥尔氏”
。第1卷《论生财》写道：“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
该卷第5章《论三要滋生之力》中详细论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第2卷第4章《论工价》论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造成工价贵贱的五种因素：“托业有苦有不苦”“学艺有难有不难”“工作有常有不常”“责任有重有不重”“成败有可必有不可必”；第3卷第10章《论税敛之法》则详细载述了亚当·斯密的“量民力以均税”“取民有常制”“因时因便民”“节费以恤民”等征税之法。
这里“斯美氏”“斯密氏”“司美氏”即指亚当·斯密，《邦国财用论》即《国富论》中文译名。《富国策》问世后，先后出现多种版本，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佐治刍言》一书，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该书是钱伯斯兄弟（W.& R.Chambers）教育丛书中的一种，名为《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原书共有35章，傅兰雅翻译了前面的31章，其中第14章《论财用》中有这样一段话：“著理财之书者，始于英人阿荡司，按其书名曰《万国财用》，言人家生财之法，必于家内随事撙节，免其浪费，铢积寸累，久之自能足食足用，成为小康之家。一家如是，一国如是，即极之万国亦无不如是。旨哉其言，诚能探源立论也。”
“阿荡司”即亚当·斯密，《万国财用》即《国富论》。该书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皆曾阅读该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1886年，清朝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英人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介绍西方的语言、科技、经济等学说。在第8卷“经济卷”中，作者概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中朝乾隆年间，英人斯米得为苏格兰地方书院中之性理教习，著有一书，内专详论富国之本，甚为时人所称许。盖昔人论富国之原，或言多聚货财，或言广辟土地，而斯公概以为非，而惟以民勤工作为富国之本。其言曰，国俗尚勤……将不求富而自富也。”
同年，艾约瑟编译了《富国养民策》，主要是向读者介绍西方的富国养民之道，书中有多处直接引述亚当·斯密的学说。如第1章第2节写道：“英人亚当·斯米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遏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
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亚当·斯密的确切名字，并给了《国富论》另一个中译名《富国探原》，后该书因曾分节刊登在《万国公报》（1892年8月—1896年5月）上，更是扩大了影响力度。
直到此时，《国富论》有《万国财用》《邦国财用论》《富国探原》等名，但是仍没有资料说明《国富论》出版的确切年份。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次年改名《泰西新史揽要》正式出版。其第9章写道：“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
这里的“斯米德·雅堂”就是亚当·斯密，《富国策》就是《国富论》。李提摩太用《富国策》作为《国富论》的代名称，并准确指明该书出版于1776年。
此后，《万国公报》刊载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的《税敛要例》，李提摩太、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马林与李玉书的《各家富国策辨》《论地租归公之益》等文也提到了亚当·斯密的有关理论。
除了外国传教士外，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尽其所知介绍亚当·斯密及其著作，阐述斯密学说对经济发展的意义。1890年，王韬撰写的《西学原始考》中谈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一千八百四年……时英国学校中多著名之士……著书述国政及贸易事宜者，曰亚丹·斯密，俱以专门名家著称。”
1893年，驻英使馆参赞宋育仁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社会风俗进行了考察，著有《泰西各国采风记》，其中曾介绍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西人书富国策，言理财之术，贵在分业。以琢针为喻，自熔铁抽丝，以至磨尖穿鼻，如一人兼为之，则一日不能成数十针；以十人分业为之，则一日约可成万针。故西人每事皆分业而治，工业如此，推之国政皆然：一，事有专司，则无所牵制；二，熟极生巧，则变通不穷；三，用志不纷，则精神少耗，中间无有旷时（凡人初操此事，必踌躇审顾，此即旷时）。”
上海格致书院杨然青
曾为亚当·斯密之书作序说：“英国博士名司密司者，才优识广，见理极明，而于格致制造之功，养民治国之要，凡可以兴大利致富强者，无不拳拳致意，考察精详，思欲公之天下，遂著一书，名《富国探原》，备述国家兴衰强弱之理，古今上下之情，洞烛数千年。下笔万言，深入显出，刊行于世。各国之君见此书者，莫不恍然大悟，心领神会，以为确论。于是遵其法而推行之，乃得旧弊销除，政治日新。”
杨然青为上海格致书院的高才生，有机会阅读亚当·斯密原文或译作，认识也比前人更为深刻。
1896年，近代早期维新派陈炽在《续富国策·自叙》中对亚当·斯密倍加赞扬，认为其书“极论通商之理，谓商务裒多益寡，非通不兴。英人举国昭若发蒙，尽涤烦苛，以归简便，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
。同年，他在《重译富国策》中指出：“英人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斯密德者，英人也，首创是学，名之曰邦国财用论。”
他清楚地看到了英国之所以有如此之盛的国势、如此之富的人民、如此之雄的商力，与《富国策》一书关系极大。因此，他打算续写《国富论》，以使中国像英国一样富甲环球。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国富论》虽然尚未译成中文，但是有不少人在著述内提及亚当·斯密和这部名著，介绍和宣传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过这时中国人对于斯密的经济理论还只是道听途说，且大都极其简略，很难起到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