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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斯密纪念历程和内容的分析，我们看出近代中国学界对斯密的纪念和评价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斯密纪念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留学背景者。清末民国社会文化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19世纪的“80后”“90后”，不少人到海外留学时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自然对于经济学鼻祖斯密有所了解，所以当遇到1923年、1926年、1936年这3个与斯密相关的年份时，能够抓住机会对他进行介绍和研究。其中留学美国的叶元龙、李权时、赵迺抟，留学英国的杨端六、胡善恒，留学日本的黄惟志、孙德修、郭心崧、萨孟武等人，即在这些年份纷纷撰文表达对斯密的纪念。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官方和政治人物对斯密纪念则缺乏兴趣和热情。第二，报刊作为传播媒介在斯密纪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国际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相比，近代中国学界对斯密的纪念主要是通过报刊文本进行的。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家的不统一，也在客观上给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提供了空间，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形成”
。所以，同样是在1923年，不少报刊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特刊，本文所提到的报刊也发表了20余篇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因报刊发行量大，传播迅速，社会关注度高，所以这些纪念斯密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申报》（1923年12月31日）和《清华周刊》（1924年第9期）分别在广告和副刊中介绍了《学艺杂志》的纪念斯密专号；《晨报》介绍《学艺杂志》的斯密纪念专号，“颇为治经济学者所称许”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赞赏这些纪念斯密专号，“发扬学术”“实是可钦”
。刘秉麟在撰写《亚丹斯密》时曾借鉴这些杂志的文字。
1926年，尽管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东方杂志》还是刊出了胡善恒的纪念《国富论》150周年的文章。1936年《国富论》出版160周年之时，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赵迺抟承认，“当此自由主义衰微之日，民族统制经济高唱入云之时”，《国富论》“已失去了他的重要性”
。但《食货》还是刊出纪念专号，并客观评价斯密的作用。“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而且是人类文化、民族精神在传承和延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渠道。”
所以，这些报刊积极参与和策划斯密纪念，既体现了它的重要社会功能，同时使对斯密的历史记忆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学说得以表达和延续，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反映。第三，学界在纪念斯密时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探究，而且将斯密学说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分析研究。胡善恒指出，《原富》在18世纪末被欧洲一些政治家野心家奉为圣经，“是可知彼辈以商业侵略吾国者，有由来矣”，但是“吾国之王公士夫，则俱茫然无知，可慨也”，并将斯密所说中国与今日中国进行比较，让读者“见吾国各方面之进步”
。黄典元、李权时、资耀华建议国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要忽略斯密学说的价值，应客观分析斯密学说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萨孟武通过对斯密学说与儒家思想的比较，提醒国人反思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陶希圣指出，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不适合救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这些评论，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通过“文以载道”形式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当然，这些纪念活动也有欠缺之处，如纪念主体主要为新式知识分子，英国、中国政府及政治人物少有参加；纪念媒介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报刊；纪念形式较单一；纪念文章内容不全面，分析不够深入等。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指出，报刊媒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纪念对公众议程影响深远，它不仅凸显了历史事件的显要性，也强调了我们记忆中这些事件的特殊面与细节”
。近代中国学界认识到斯密学说的价值，所以在斯密诞辰200周年和《国富论》出版150周年和160周年时，通过报刊发文表达对斯密的纪念，其中既有赞扬和肯定，也有反思和批评，代表着学界部分人士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诉求，不仅为我们了解斯密及其学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斯密阅读者和研究者。通过这项纪念活动的追溯和探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斯密的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同时可以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1915—2011）在访问日本的“亚当·斯密文库”后所说：“通过这次对‘亚当·斯密文库’的访问，使我对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亚当·斯密产生了进一步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必须从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汲取养料，以利于我国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的不断进展。”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