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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学说既有学术影响也有社会政治作用，其学说奠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英国政府及一些欧洲国家采取其学说而致国家富强。对于斯密学说的影响，严复认为，英国“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斯密学说“之功为多”
。梁启超认为斯密学说对“学问界为之变动”“人群之交际”“国家之政治”等影响深远，称赞“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民国学界纪念斯密时，赵迺抟明确指出，《国富论》“不仅在思想学术上之影响甚巨，即在实际政治上之关系，亦甚密切”
。近代中国学界从学术和社会政治层面评论斯密学说的影响。
从斯密开始，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斯密因此成为经济学鼻祖。这种影响主要归功于他的《国富论》。赵迺抟谈道：“《国富论》之内容，旁征博引，理论既透彻，事实又详尽，故出版以后即博得社会好评。”例如，文学家约翰生盛赞《国富论》能将重商主义之缺点一一指出，非学力充足有广大之识见者不能写此书；史学家勃格尔谓《国富论》对于增进人类之幸福，其贡献之大，虽综合历代之政治家和立法家多数人之精力企图，犹有所不及。
所以，“德儒克劳士谓欧洲书籍传译最广势力最大者，除新约圣经而外，当推《原富》”
。近代中国学界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国富论》的各种版本、译本，认识到《国富论》出版后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近代中国许多学者赞赏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赵迺抟认为，“百余年以来，凡习经济学者，莫不尊斯密氏为英国学派之宗师，《国富论》为正统经济学之圣经”
。胡善恒指出，《原富》出版后“经济学脱离旧日伦理学之范围，自完成一有系统有范围之科学”，所以“众皆奉之为经济学之祖，古典学派之主人”
。叶元龙说，《原富》“书中包罗万有，后有之经济学说，其痕迹俱可于此书中索得之”
。赵迺抟也说该书“如昆仑岗星宿海，为群山众水发源之地，后世经济学者，拾其片言绪论，亦足以成一家之言”
。黄典元的《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李权时的《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朱朴的《斯密亚丹以前之经济思想》等文，也肯定斯密学说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文章还谈到推崇斯密学说的追随者和信徒，如英国的李嘉图、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及反对古典学派的德国历史学派。当然，也有学者探讨斯密学说存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缺点，
有“逻辑上的错误”“道德上的玼瑕”
。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出斯密学说的影响。
英国政府采纳《国富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弗雷德里克·诺思和威廉·彼特担任英国首相期间。诺思在1777年至1779年编制预算方案时，曾“乞灵于《国富论》”
。彼特担任首相17年，曾深入研究斯密的著作，是斯密的忠实信徒。他把斯密的理论应用在与法国签订条约和财政改革过程之中。杨端六指出，“《原富》出版未久，其课税四大原则，均（equality）实（certainty）便（convenience of payment）约（economy in collection），即已渐入于官吏议员之脑中”，尤其是1778年之预算案、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直接受斯密之影响”，所以英国的财政和商业，“不得不谓之大受其赐”
。赵迺抟详细指出斯密学说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我们若把英国国会史翻阅一过，从一七八三年至一八〇〇年，这十余年间，在国会议事录上，引证《国富论》之学说，以为解答实际问题之南针者，共有三十七次之多。差不多在参众两院讨论租税问题关税问题以及与他国缔结商约的时候，都引用《国富论》的学理，以为辩论之根据。”
斯密去世后，彼特在1792年2月议会演说时，明确提出斯密学说能够解决一切的经济问题。
斯密学说不仅影响英国的经济政策，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大影响。“因莫灵（Mollien）的介绍，他变成拿破仑的财政导师。在法国革命以前，他已经指出法国财政的弱点。他说，‘假如法国的人民像大不列颠的人民那样照人数的比例来纳税，她的赋税一定比现多一倍。’他的忠告——以繁重的土地税代替从前的国税（Taille）和人头税，取消那种包办岁入的浪费的方法——被拿破仑和他的后任接收了。德国也采取斯密的学说，而斯坦因（Stein）和哈登堡（Hardenburg）还传授他的学说呢；一八三四年德国的关税联盟（German Zollverein）使她领土内的人民比从前更能够享受自由贸易。”
“欧洲各国政策同趋于对外贸易，国民经济之组织，渐次完成，皆《原富》一书启导时人思想之力也。”
学界看到了斯密学说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的影响，但没有看到其对美国等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