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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论发展都需要追溯其理论渊源。近代中国学界认为，斯密虽然为经济学鼻祖，但是，他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的学说。阮湘指出，斯密“博学多识，集前人之种种经济学说而独创一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故其思想之渊源，驳杂而多端”
。杨端六认为，斯密学说“并无何等特点，其所云云，前辈皆已云之，惟斯密能集其大成，金声而玉振之耳”
。郭心崧指出，斯密“非必以其所论，皆为独创之说，乃以其伟大之头脑内，网罗先人之研究，含英咀华”
。学界主要从师友影响、重农学派、书籍、时代要求四个方面探讨斯密的学说渊源，并重点评价其自由放任政策及道德观，以及斯密与马克思、斯密与中国的关系。
1.师友之影响
学界认为对斯密影响最大的师友是哈奇逊和休谟。哈奇逊（1694—1746）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时的伦理学教师。斯密关于财产权、道德情操的论点都是在哈奇逊的启发下提出的，而且是哈奇逊将斯密介绍给了休谟。
休谟（1711—1776）是斯密交往20多年的老朋友，两人经常以交谈和通信的方式交换意见。杨端六指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期间，“其时有名教授哈哲孙（Francis Hutcheson）重斯密之为人，渐绍介于当时名士休蒙大辟（David Hume）。斯密一面在学术上受哈哲孙之陶冶，一面在社交上渐为休蒙所援引；学成名就，所赖于二氏者居多”
。连士升认为，哈奇逊和休谟对斯密“有断然的影响”“从赫起逊处他学到哲学和经济学入门”“他相与一生的朋友休谟，在智识的交谊上彼此可以相互帮忙”
。林骙的译作谈到，在格拉斯哥大学中对斯密“最予以感化的”是哈奇逊，“在思想上研究斯密个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的思想，实在有不能放过的地方”。至于斯密与休谟的关系，他引用斯密给休谟信中所说：“我（著者按：“我”指亚当·斯密）不论何时，只要你想见我，我都可以来候你，这一层我希望没有屡说的必要，不论何时，你只要一想着我，我希望你不要踌躇，就来访我”，由此断定两人的“交情是如何亲密”，所以“斯密由休谟受着不少思想上的影响一层，也可以不用说了”
。胡善恒认为，斯密“师事休谟，因得到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各方面之智识，启迪其思想之处不少，而斯密之文章典雅条达，亦得力于休谟者为多”
。赵迺抟指出，斯密与休谟是密友，交谊甚笃，“二人之思想行动，彼此潜移默化，感应最深”
。学界的这些论述，对我们认识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2.法国重农学派之影响
1763年，斯密受汤申德公爵的邀请，陪同其子前往欧洲游学。1764年2月抵达巴黎，次年11月返回英国。在游学时间内，他先后陪同公爵拜访了伏尔泰、霍尔巴赫、奎奈、杜尔阁等法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与重农学派的交往，使斯密受益匪浅。杨端六指出，斯密在巴黎常与法国政治家兼经济学者拓尔古、经济学者格斯尼等“讨论各种问题”“受格斯尼，拓尔古等自然学会（physiocrats）之熏陶”。所以，“斯密之成功，半由于游法所得，故法人谓斯密为格斯尼之弟子”
。胡善恒说，斯密辞去教职后，“伴毕莱公爵游学欧洲大陆者三载，因得与当时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土果格雷往来论学；又随时调查法国财政工商状况，及其财务行政制度，皆为后来著《原富》之资料”
。叶元龙说，斯密“游历瑞士、法兰西，在法与达伦柏（Diderot D'alenbert）、魏士雷（Quesnay）、狄观（Turgot）诸人相交游，更与狄观常讨论经济问题。其经济学说之染有法国重农学派之色彩，实基于此”
。孙倬章的译作中谈到，斯密“有极多之学理，系渊源于重农学派……彼与重农学派虽系短时间之交际，然实不乏极深之影响于彼也”
。而赵迺抟有不同看法，认为《国富论》的经济理论，大都以在欧洲大陆旅行之前的演讲稿为蓝本，“一部分人说《国富论》是法国的舶来品，实在是对于斯密氏有点冤枉”，因此，“《国富论》的源流，与其说是重农学派的薪传，不如说是英国经济思想的遗产”
。斯密学说与法国重农学派的渊源关系，早已为当时学者认同，近代中国学界也基本无异议。
3.书籍之影响
斯密爱好书籍，曾藏书3000多册。他曾对人说有三大爱好：母亲、朋友和书籍。学界认为这些书籍是考察斯密思想来源的途径之一。杨端六谈到，斯密“所遗书籍约三千卷，散于四方，至十九世末，伦敦经济学会始嘱波那博士（James Bonar）搜集约二千二百卷之书名，著为《斯密亚丹文库目录》刊行于世。由是斯密思想之渊源可得而略考矣”
。赵迺抟说，斯密在1766年从欧洲游学归来后，“埋头著述，对于经济学的文献，收藏既富，鉴别自精。我们从他私人的藏书里，加以整理，不下三千余部。他对于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均饶有兴趣。因此我们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典籍中，可以寻出他思想的源流”
。还谈到哲学家曼德费尔的《蜜蜂的语言》、哈奇逊的《道德哲学》、经济学家勃格雷的《问难》、樊特林的《钱可通神》、休谟的《人性论》《政论》等，对斯密思想影响较大。
4.时代之要求
杨端六在《斯密亚丹小传》中指出，斯密学说之渊源首先可以从“时代之要求”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农业大部分尚未开发，工业以手工居多，工人的工作和迁居受到很大限制，“至于商业，在国内尚难自由，在国际，则各国均竟使种种妨害之政策”，所以“当此时，斯密之宣传，全在打破此种束缚政策；其所著书，自始至终，语语皆为自由情感所激动”
。连士升的译作《论原富》中说：“时代、国家和作者的经验，都适合创造这种性质的经济名著。那时代颇适合于著述这种书，因为新自由的精神已经四布。在宗教的方面，大家已从喀尔文主义（Calvinism）的非常黑暗里转向自由之光了。私人利益和公共政策根本上的冲突，这种中古的观念已经消灭了，在各方面，局部的定章在大规模的企业兴起时即成泡影。”
时代造学说。斯密生活和著书之时，虽然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工场手工业、商业有所发展，但旧的制度以及重商主义观念仍然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对封建势力，为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成为时代使命，斯密学说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1.自由放任政策及道德观
叶元龙在《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中较系统地分析了斯密学说的哲学与方法、价值、工资、利息、地租、公家财政学等。另有文章具体探讨这些学说。例如，戴时熙考察斯密“关于工资多寡之决定，工资与国富，人口，以及物价等之关系”
。史维焕探讨斯密的价值学说，以及与其先驱者及后继者之价值思想之关系。
郭心崧重点分析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他说：“斯密氏之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曰自由放任主义而已。其对内也，则主张自由竞争；其对外也，则主张自由贸易。”同时，他认为斯密学说的根本思想或出发点是“以人间利己性为前提”，指出：“人间天性，既为自利，则为人谋，不如己之周。人人基此自然之欲求，各为自利之活动，其必然之结果，斯密氏所谓‘不可见之手’（an invisible hand）‘不可知之理’（an unknown principle）指导期间，不期而能增进社会全体之公益。”
杨端六也指出，斯密学说为乐观的个人主义，“人生而自为谋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于此自私自利（self-interest）之中，不知不觉，为造化所引导，促进公众之幸福”
。这些评价，已揭示出斯密学说的核心内容，尤其提到“不可见之手”和“不可知之理”的作用则更有启发性。
阮湘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为例，探讨斯密对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看法，认为两书立论一致，皆包括同情与利己的内容。“前者以同情为基础，而仍未废利己之主张，后者以利己为基础，而仍高标正义之旗帜。利己为两书所同认，固显然有一致之表示；即同情与正义，亦复巧为结合，理论一贯。而其所以贯之者，则为亚氏之乐天的幸福观，亦即亚氏之人生观。明乎此，而亚氏之根本思想，即可了如指掌矣。”
作者认为两书的人性论是一致的，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国富论》奉行的是利己主义，《道德情操论》奉行的则是利他主义，所以两部书的人性论是矛盾的，即所谓“亚当·斯密问题”。阮湘的评判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2.斯密与马克思
斯密与马克思的学说虽在清末已传至中国，但学界少有谈及两者关系。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少学者经常谈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黄典元指出：“现代有许多经济学者的著书，因为想提倡社会主义，颂扬社会主义的初祖马克思（Karl Marx）底功绩，便肆口攻击斯密氏的经济学说，为个人主义或资本主义，不适合于今日社会的潮流。”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斯密与马克思有不少相同之处：斯密“以劳力为生产的根源”，与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所谓劳动为社会伦理的中心，不劳动者不得衣食”，同是主张“劳力主义”；斯密认为“人类经济行动的根本，在个性自利”，马克思也“承认这个个性自利的原则”，不过马克思“更加多一句，谓‘人类是进步向上的动物’，虽是自利的，遇着束缚生产的障碍，必起而打破他，免至陷于退化灭亡”
。李权时说：“吾国晚近各处咸唱社会主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也。不知社会主义者，经济学中之一部耳。提倡社会主义最力者，断推德之犹太人马克思。然马氏主张之立足点，在劳力价值论；而此论则固斯氏所大书特书，不俟马氏而始彰者也。世人只知介绍崇拜马氏之学说，而对于经济学鼻祖斯氏之平易学说，反寂焉置之若有若无之乡；未免使人兴人性喜新厌旧之叹也。”
资耀华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两者的关系，认为“从表面上看起来，二者真似冰炭不相容；然其实二者结论虽异，其观察的出发点则纯粹相同。……不过各因时势的推移，潮流的影响，其结论遂大相径庭而已”
。这些论述认为，斯密与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希望知识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要忽视斯密学说的价值。这是学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临多种主义和学说时呈现的不同反应。
3.斯密与中国
斯密生活和著述之时，适逢中国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他虽然没来过中国，但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记述对中国有所了解，并经常引用中国经济情形作为著述的证据。1923年，李超桓指出：“斯氏之立说也，参引各方之经济现象以为例证，即当时中国经济情形曾经引证者，亦复不少，斯氏之所论本取材于当时曾来中国之教士与旅行者之记述，虽未必尽符事实，然亦可为吾人之参考。”他从“中国之富裕”“贱商主义之思想与对外贸易”等方面评论斯密的中国观。
1926年，胡善恒分析斯密关于中国的“文化之发展”“国富”“劳动状况”“中国通商情形”等内容，同时考察《原富》未能尽早传到中国的原因：“其时吾国士夫皆潜心于章句考据之学，于人类生活问题，鲜有论及者。其后继以太平天国之乱，全国骚然，更无人过问是项问题。盖乱离之际，人民忙于医头医脚之不暇，对于根本生活，鲜能为平心静气穷源溯本之研究，《原富》之未能早传于吾国，固不足怪也。”
1936年，《食货》杂志刊载连士升原作、陶希圣改写的《斯密亚丹论中国》，联系18世纪中国的情形，分析斯密对中国的富有但停滞、不重视工业和国外贸易、农民与工匠的困苦等看法，指出斯密学说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不能救助20世纪初期的中国。
萨孟武将斯密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思想进行比较，认为“经济行为之根源，全为欲望，故经济之根本思想，每由欲望出发”，斯密对于“欲望”“不问是非善恶，皆欲纵其增长”；中国儒家对于“欲望”“则欲加以制限”。这是两者经济思想的根本差异。两者在经济政策上同样差异明显。斯密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经济政策之原则，生产方面采取丰富主义，分配方面采取竞争主义，消费方面采取纵奢主义；儒家以干涉管理主义为经济政策之原则，生产方面采取有益主义，分配方面采取平等主义，消费方面采取节俭主义。萨孟武指出：“二者孰得孰失，今可不论……西洋根据斯密氏主张，遂令物质文明，趋于极盛；中国根据儒家主张，遂致中国经济，日形萎缩，此实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可见，这些评价不仅谈斯密对中国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相联系，感悟中国存在的问题，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现实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