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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近代中国出现的关于斯密纪念的文化活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有一定的联系。自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国侵略之冲击，中国被卷入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斯密及其学说由此在清末逐渐被国人所知。特别是1902年严复所译《原富》的出版，使国人真正了解到了斯密的全部学说。当然，这些活动并非为纪念斯密而为，且多为译介而少有研究性成果。中华民国建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亚当·斯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23年是世界和中国学界共同关注斯密的重要年份。这年6月5日是斯密诞辰200周年。国际学界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或陈列斯密的肖像、遗著、纪念品，或开纪念会，或重新为斯密作传记，或在报刊发文纪念。我国很多报刊报道了世界各国对斯密的纪念活动。
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顺天时报》也有记载。
这些纪念活动，表现了国际学界对斯密的尊重和敬仰；我国报刊的及时报道，体现了国人对国外学术前沿的认识自觉。同时，我国学界也发表了一些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其中《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6月26日发表黄慰华的《亚丹斯密与现代思想》一文，应是近代中国学界最早标明纪念斯密的文章。同年9月，《东方杂志》刊出了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专号，并表述纪念斯密的原因和目的。针对世界正在举行纪念斯密的活动，而“学术饥荒的中国对此竟不闻有一点小小的表示，这是我们所十二分不满意的。因此，我们就在这期略将斯氏的一生及其学说叙述一番，以略表我们纪念先哲的微忱”
。同时指出纪念斯密的两个目的。其一，敬仰他的宏大的学问。斯密不独湛深于经济学而有名著《原富》，还有文学哲学著作《道德感情论》名于世，这是其他经济学者难以企及的。其二，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斯密在临死之前，将遗稿焚毁殆尽；这种不务虚荣而自谦的道德，也决非他人所能及的。所以，“斯氏的学问与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亦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人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
。专辑刊载5篇关于斯密的文章，并首次刊发了斯密的肖像。《学艺杂志》专门发表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征稿通讯，并在第5卷第7号刊出纪念斯密专刊，发表12篇文章，并刊出斯密的笔迹和全身画像、塑像。《太平洋》杂志刊发杨端六的《斯密亚丹小传》，作者表明，为纪念斯密200周年诞辰，中国“各报多有作文以志景仰之诚者”，受《太平洋》杂志之委托，“不得不有一文以纪念之”
；《青年进步》发表了善哉翻译的《二百岁亚丹斯密的不朽》；《顺天时报》从1923年11月17日至24日连载《二百年诞辰纪念之亚丹斯密》。
1926年为《国富论》出版150周年。西方学界为此举行纪念会，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亚当·斯密：1776—1926》。
反观1926年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军，北洋军阀政府呈现分崩离析的败象；英国干涉中国革命，引发国内的反帝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学界并没有出现像1923年那样大规模地刊文纪念斯密，仅《东方杂志》刊载在英国伦敦学习的胡善恒写的纪念文章。
1936年为《国富论》出版160周年。由于受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学界对斯密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除少数学者认同斯密学说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应该采用统制经济或社会主义。但是，《食货》杂志仍然刊发3篇纪念文章，《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刊发赵迺抟的《〈国富论〉学说述原》，以纪念《国富论》出版160周年。此后，在全民族抗战和国民党发动战争时期，学界没有开展斯密纪念活动。
这些论文中有的是译作，展示了国外学者对斯密的理解，绝大多数文章为国人独立撰写，是我国学界专题研究斯密学说的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斯密的生平形象、学说渊源和内容、斯密的贡献和影响等，有些文章还列出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增加了我们对国外相关斯密成果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斯密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