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时间上,这项研究的发展与其研究主体的发展大致同步,而研究者和研究主体也出现一定重合。1972年以来,中德文学交流逐渐增多,出现了一些德国汉学家关于文学译介和文学交流的记录与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历了历史性转折,系乎时序的全球文学气候下,染乎世情的中国文学创作得到世界的关注,20世纪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也进入了“世界文学”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德语译介逐渐趋于成熟,将此作为中西文学交流课题的研究逐年递增。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重点扩展至文化层面的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层出迭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明显提升,再次涌现了大批涉及文学海外传播的讨论,其中不少是有关德语国家中国文学传播情况的探讨。
就国内而言,大多数研究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或者作为章节收录于各类文集。不少研究者将德语地区的传播状况作为中西文学交流的一部分,比如杨四平 在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中,将德语世界的接受情况穿插在发现理论、历史脉络、地区差异等章节的讨论中。此外,部分涵盖德语圈的研究将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纵向的文学传播史里来考察,比如《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 里按区域划分的小部分章节,再如《中国文学在德国》 中现代文学的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将此类文学传播视为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现象,考察其内在情况,着眼点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化”问题,涉及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等文化战略层面的命题。
目前为止,国内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只有一本,即谢淼根据2009年博士论文扩充后付梓的《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谢淼以德国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和接受为轴心,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德国译介和研究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作者清晰地勾勒出德国汉学现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译介的关联,其论述以罗列为主,某些章节类似资料汇编。另外,谢淼提及了中国文学在德译介传播形态中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作者应是在德国汉学家雷丹(Christina Neder)的启发下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介绍“处在一个综合作用的复合体当中”,除了涉及主要来自大学体系内的汉学研究者和体系外的民间译介者,还有“主编、出版商、出版许可证管理人员、文学代理商、书商,最后还包括批评家、文学评论撰稿人和文学理论家”。 在作者的研究中有不少对这些复合层面内容的描述。最后,该书包括了不少此前国内没有的基础德语材料,也运用了德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历史叙述都以德语汉学研究为主要参考文献,特别是2005年大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德国汉学家论文集《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收录的论文。以上提到的关于“复合体”论点,还有关于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和汉学的论述等均取材于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 总体来看,这本专著以介绍为主,对基础材料进行了整理,在材料处理和对个别作家德译作品的分析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谢淼其他几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单篇研究文章都出自专著的不同章节,单篇论文和专著内容大致相同。 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一篇处理基础资料的论文《学院与民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两种译介渠道》,大略等同于专著的第一章《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者与研究者》。作者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渠道分为围绕汉学学术研究的“学院”路径和以自由译者为中心、市场及各类机构作用形成的“民间”路径。这样的分类大体是可取的,虽然两种渠道的界限大多数时候并不清晰。在该书其他章节中,作者补充列举出了两个体系内部更多的相关人物和机构,并加上了“学院”和“民间”两个体系的“独立运作与交叉互动”。这个结论比之前单篇论文中“学院—民间”的简单二分归纳要准确很多,推导分析过程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证资料。
近年来文献资料比较充分的单篇研究成果要属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国亮和李斌在2017年底发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这项宏观量化研究包括了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德译版本统计,并以此展开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乃至文学接受历史框架的勾画。文章数据主要来源于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和德国图书销售交易协会(DVB)这两个常用的数据库,在数据处理方面比较成功,有一目了然的图表和较为清晰的分析。然而,也恰恰因为强调量化的数据根基,这篇论文在得出“译介数量尚且有限,文学审美本质差距较大”这个结论时,未能纳入更多涉及文本的区分性论证;同时,文章中一些根据数据而来的推断有待进一步讨论,比如用德译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持续增长这个事实来淡化政治因素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就有待进一步讨论。
相比之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冯小冰和王建斌的论文《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回顾》虽然统计范围更小,集中在“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译介,但有更强的批判力。文章梳理了1978年到2013年基于卫礼贤翻译中心和德国《东亚文学杂志》两大数据库的中国当代小说德译信息,对译介载体按照报纸、杂志和文集、单行本三类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方式比简单的译本/译文分类处理更科学,而将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纳入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也显示出研究者新颖的视角。最后,作者也在量化分析中得出了强调“文学性”接受标准的结论:不同译介周期内的重要德译小说大都也是中国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即因其“文学价值”而得以译介的小说。
在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细节偏差下,针对当代文学德语译介情况的宏观量化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前者指出作品的文学性对其在德国得到译介的影响微乎其微,后者则看到了当代小说德译“从‘非文学’到文学的回归”。且不谈结论的孰是孰非,两篇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传播的基本情况(即翻译篇目)进行了总结整理,也列举了不少相似的数据事实,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文献。至于德译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性因素的讨论,本书在每一章中都有所涉及,但不会拘泥于探究“文学还是社会”“审美还是政治”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
除了宏观的量化研究,中国学者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值得注意。首先是针对单个作家作品译介和接受的梳理,包括鲁迅、莫言、苏童、阎连科、贾平凹等,其中莫言作品的德译研究还有一本博士学位论文专著。 [17] 这些探究大多比较细致,包括了从译介信息罗列到译本对比,再到德国文学评论和媒体接受评论等多方面的梳理。鲁迅在德语世界的传播情况,在王家平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和张杰的《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这两本著作里得到过比较详细的梳理,近年来也有单篇文章陆续出现,但在信息和阐释上都没有太大的突破。相较而言,以当代作家译介为专题的探索更有创新,也更为深入。陈民在他对苏童作品的德译研究中正确地指出了译本分析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在充分阐述文本外部因素对译介的影响之外,对苏童几本小说的德语翻译技巧和策略也进行了比照讨论。 此外,他将德国大众媒体的文学评论、苏童小说德译本宣传标语、影视文本互动,以及作家赴德交流事件等都囊括到跨国文学接受的讨论当中,勾画出一个清晰完整的作家接受图。同样,毕晶晶注意到了《法兰克福日报》《时代周报》《南德意志日报》等几大报纸的著名文艺时评版面(Feuilleton)对阎连科作品的讨论,以及广播电台对作家的介绍,可见作者是在了解德国文学机制的前提下研究阎连科作品在德国接受的。 张世胜就贾平凹德译情况的论文虽然以资料梳理为主,但也考虑到了德国大众文学批评这个值得重视的维度。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苏童、贾平凹还有莫言在德接受 的几篇论文都是发表于《小说评论》近年开设的“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可以视作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成果分享的一个平台。该专栏还发表有针对作家群接受情况的研究。在《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一文中,赵亘整理了1979年以来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在德国出版和发表的情况,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德国不同出版社的出版策略各有千秋,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中国女性作家不同程度的兴趣。 鉴于当今德语区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还是纸质出版物,多样的出版策略确乎一个尤为值得挖掘的角度。另外,同样是从单个作家出发的译介研究,熊鹰的论文路径则带有批判研究的色彩。文章将莫言在英语圈和德语圈的传播与接受看作“世界文学”的一种“现象”,通过对莫言作品的主题、叙述和社会意义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比照,揭示了世界文学市场下跨国文学传播对作品原有思想性的消解。 文学翻译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部分,包括对市场、社会、政治和整体文学环境的考察,在之前列举的论文中虽有提及,但像这样专门深入的分析并不多。总体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这个课题在国内缺少专门的系统研究,分类研究虽然愈发多样,但大部分侧重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输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近三十年来涉猎这项研究的学者除了致力于比较文学和海外传播研究的国内学者,还有本身就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引介的德语汉学家。几乎所有从事此项研究的德语地区的学者都是同时兼顾翻译、研究与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是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推介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他在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同时也一直重视对传播本身的反思和研究,其成果包括了数篇关于译介实践的文章,以及一部反思德国汉学发展和现代中国关系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就是之前已多处提及的《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集结了1997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八届德国汉学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 für Chinastudien)年会上的报告,由李雪涛等于2005年译成中文。其中,雷丹(Christina Neder)和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对现当代文学在德国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宏观的历史分析;坎鹏(Thomas Kampen)、费路(Roland Felber)、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梅薏华(Eva Müller)的论文都写到了民主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屈汉斯(Hans Kühner)的《1968年的抗议运动、毛泽东思想和西德的汉学》则是联邦德国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政治性接受的一个缩影。克劳斯·米尔汉(Klaus Mühlhahn)对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叙述作了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指出异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转移过程中有一个“想象”的主体。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司马涛(Thomas Zimmer)从汉德翻译的实践问题出发探讨文学传播走势。 [18] 没有收录在中译本里的还有这一届汉学年会上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与奥地利(现居英国)的傅熊(Bernhard Führer)对各自所属的两个同为德语区国家的汉学发展所做的报告,可视作德国以外德语地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基础研究资料。 这两位汉学家在译介传播的研究领域也有颇多成果,在第一节中已提及冯铁对中国现代文学早期在德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进行过专门的史料搜集和考证,比如鲁迅作品德语译本的考证。傅熊为奥地利汉学家群体写过专著,对汉学界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评价。
1997年德国汉学年会的主题唤起了汉学界对自身学科发展史的反思,从而出现了这些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传播的初步研究成果。在此之前,1994年以“中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为主题的年会上,刚刚完成邓友梅、陆文夫、王蒙和王朔作品译本的德国翻译家高立希(Ulrich Kautz)已从自身经验和观察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为何难以进入德国图书市场”这个问题。 而下一届1998年的汉学年会以“中国翻译”为题,也为新文学的德译实践者提供了译介交流的平台。老舍的德译者尹虹就她翻译《四世同堂》的实践进行了汇报,后来从事流行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讨论了德国出版社短暂的“中国”热。这些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传播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也是文学中介人现身说法,对传播实践的叙述,作为二手文献参考的同时还可以作为一手资料来展开深入的探索。
以上这些报告大体可以代表德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研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材料准确充分,但都是小型专题,主要来自实践者的叙述,罕有系统性的宏观研究,这方面与国内研究状况类似。同时,相较于比较活跃的20世纪90年代,近二十年来德国汉学年会上的报告鲜有对此领域的回顾和讨论,具有时效性的文献寥若晨星。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德国汉学家在自己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对文学传播进行了反思,最为中国学者和大众熟知的是德国波恩大学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作为六卷本德语版《鲁迅文集》的主要编译者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顾彬是海外汉学界译介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有关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总体研究很少有避开他的讨论。而他自己从经验到理论的传播实践研究,如关于中德诗作的翻译理论,以及联系海外现代汉学发展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考,都可以作为传播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德语界对文学传播进行过研究性反思的学者还有卜松山(Karl Heinz Pohl)、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葛柳南(Fritz Gruner)、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瓦格纳(Rudolf G.Wagner)、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李夏德(Richard Trappl)等。这些汉学家多数从属于大学的汉学研究机构,也是德语区中西跨文化交流活动积极的参与者。来自汉学家的声音重新审读了输出空间的接受史,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视角。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顾彬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er)的第八卷题为《中国文学作品德译目录》,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负责,即将出版。 这个目录将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德译情况,有望成为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础目录。现有的目录都较为零散,仅限于研究者个人资料搜集中注意到的作家作品,比如崔涛涛和谢淼的附录列表,还有萧红作品的德译者金如诗(Ruth Keen)在1985年整理的被翻译成德语的现当代作家生平信息和德译作品目录。 [19] 鉴于顾彬和李雪涛策划的完整目录还在编排当中,笔者在本书中采用了自己整理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德译目录。该目录参考上述几位学者的整理,采集了德国卫礼贤翻译中心数据库的条目,并加入个人在德国和奥地利访学时先后从柏林市立图书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和科隆大学图书馆搜集参阅的书目,附在本书的最后,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