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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28岁的西德作家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为他编译成德语的鲁迅作品集《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
Der Einsturz der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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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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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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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
）写下后记，把鲁迅同当时西欧左翼思潮席卷下最受敬重的社会型知识分子相比较，鲁迅身上“朴实无华的辩证精神”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相似，而他那“犀利的反讽，自发的唯物主义观”，以及“对抗深延至中国20世纪社会的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又同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长于讽刺论争与文艺理论的德国作家莱辛与主持编撰百科全书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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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集“杂文家、小说家、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宣传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鲁迅，符合这位西欧知识青年心目中理想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标准。同时，西欧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之后，“文革”中期的中国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高调认可，被视作共产主义的革命榜样和“具体的乌托邦”
[2]
。此时的鲁迅作为文学革命家和五四运动的启蒙先驱，是以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实践者的形象出现于欧洲社会的。因此，对于布赫这样的“1968一代”的德国青年而言，鲁迅身上不仅闪烁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还绽放着“欧洲思想史上无可比拟”的特殊华彩，或许也能够为逐渐陷入困境的西德知识界照亮一个现实的出口。
不难看出，布赫对鲁迅高度评价的背后伏藏着西德知识界在抗议运动后期的政治诉求。倡导政治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左翼社会力量的不断极端化而逐渐式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现了本土范式的缺失，亟须外来力量推动新的反思。布赫特别指出了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与封建传统糟粕同样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不仅抨击封建孔教，指控其将文盲大众束缚于迷信愚昧的牢笼，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其体制性的虚妄。” [3] 鲁迅在二三十年代认识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的虚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四十年之后亲身经历的；而他们眼前更大的虚妄却来自对前一种虚妄的反抗，即左翼社会主义在激进化中的瓦解。同鲁迅一样，布赫一代西德知识分子在冷战中期面对的是绝望与虚妄的辩证，是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双重批判之间的无地彷徨。或许正因为在异域知识界看到了这种相通性，不懂中文的年轻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坚持出版了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境内最有影响力的鲁迅德译选集，也是当时西德地区除了1955年卡尔莫（Joseph Kalmer）翻译的选集《漫长的旅程》（ Die Reiseist Lang ）外唯一一本德译鲁迅文集。布赫从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英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中选择作品，并参考意大利语和俄语版本翻译成德语，再请人对照中文逐句审阅。布赫承认这本书无法达到翻译和汉学的学术水准，引用鲁迅曾经反驳梁实秋等人对“硬译”的批评——鲁迅用日语转译俄语和德语著作的例子，对当时未能自觉承担起翻译任务的德语汉学家们不无指责。 [4] 无论如何，相似的境地带来了跨语种文化智识阶层对鲁迅的认同，也留下了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不难看出，德语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光其实附随着知识界面朝远东的守望。事实上，从20世纪初始至今，新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直伴随着德语知识界与中国文学建立对话场域的愿景。虽然这里说的德语“知识界”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个德语汉学界，但主导文学交流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汉学家。正如不懂汉语的布赫在书中讽刺“继续装作‘文革’从未发生过”
[5]
的西德汉学家时所指出的，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尽管德国汉学往当代“中国学”方向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但在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崇奉古典、边缘白话的现象。这种状况主要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德国汉学学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时的发展相关。20世纪最初三十年，德语汉学初步从19世纪以耶稣传教会和政治外交为主动力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过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汉学学术共同体。
在此之前，汉学在德语区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职业应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胶州湾，“从时尚到文学”，全方位实施文化霸权政策，向中国输出德国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时，也重视汉学、方志学、植物学等对迅速发展这块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学科，大力培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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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到访过中国的汉学家，很多都成为20世纪德国各汉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来翻译了大量中国哲学经典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就是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殖民地的。1909年，曾经同样作为外交翻译官到过中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在汉堡获得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职席位，标志着汉学在德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德国汉学在争取学术独立和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同样处于肇始阶段，重视的是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自然不会将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列入研究正统。于是，一直到魏玛共和国（1919—1933）结束都很少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更不用说被译介出版了。根据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发行、由沃尔夫冈·勒西希（Wolfgang Rössig）主编的《世界文学德译著作目录》记载，第一本被翻译成德语并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海上说梦人所撰的小说《歇浦潮》（
Fräulein Chang
），出版于1931年；第一部“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德译本是茅盾的《子夜》（
Schanghai im Zwielicht
，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在中文出版后的第六年（1938年）由德累斯顿的海涅出版社（Heyne Verlag）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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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作品的德译本，均出自著名的《红楼梦》德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博士。
“二战”以前，德语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极为有限。鲁迅几篇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语译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语版作品发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相较而言，胡适在该时期德语知识界的名声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鲁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实证研究传播较广，比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汉学圈广为流传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二是他本人积极参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比如1926年应卫礼贤之邀，在法兰克福以《中国的小说》为题发表演说。1932年，又被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获得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席位。随之而来的便是德语区对胡适学者之外另一重文人社会身份的关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实际上，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语学界就已得到介绍和认可，
但他作为文学革命的推动者和现代文学作家被德语界接受，应该是在成为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之后。1935年，胡适回顾新文学运动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由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翻译，发表在《东亚舆论》（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上，向纳粹极权统治日渐扩张的德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东亚舆论》上发表的译文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在德语世界动荡变革的年代，中国新文学在汉学圈经过零星的译介散播到惶恐不安的知识界——尽管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还是少数几位稍将目光转向现代的汉学学者，传播范围也止于以汉学界为核心、影响范围极为有限的德语文化圈。
唯一的例外要属“二战”前夕发行的德语区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品《子夜》。此前，从学院走向民间的译者库恩已凭借《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在德语图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子夜》的译介始于这位民间汉译者与当时侨居德语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库恩在《子夜》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子夜》关注的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
胡天石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德学生，1934年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后，库恩曾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有了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指责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文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来访时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回忆文章的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处与史实记录不符，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可以说，围绕《子夜》翻译的中德现代文学交流，是从库恩和胡天石两位共同经历黑暗历史年代、也同样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交往开始的。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子夜》德译本的接受情况并没有太过不堪。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后来写信告知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情况很好，甚至“大有洛阳纸贵之风”
。这个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这本书的发行量确实可观：当年的发行量为4000册，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册。
[8]
“二战”期间，虽然德国汉学研究表面上没有倒退，甚至因纳粹政府的资助而扩大了规模，但是大批优秀学者选择政治移民，迁居海外，整体学术水平陡然下降
；纳粹政府对以反封建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无警戒。从译介记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德语地区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上一片空白。继《子夜》之后，梅茨勒目录记载的第二本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是1947年从英文版转译的老舍小说《骆驼祥子》（
Rikschakuli
），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发行。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恶劣的审查制度，德语世界的文化传播中心暂时性地转移到不受纳粹统治而相对自由开放的瑞士德语区。不仅大多数文学创作译本，连第一本德语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发行。这本文学史的作者是“二战”前夕就侨居英国的《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由后来第一本鲁迅著作的德译者、奥地利传奇文学经纪人卡尔莫（Josef Kalmer）翻译出版。卡尔莫同萧乾的个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战”期间。1938年，卡尔莫因犹太背景遭到纳粹政府的追捕迫害，在维也纳中国驻奥使馆官员的帮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国，开始了跨语种文学的出版生涯。流亡期间，卡尔莫已注意到萧乾在伦敦的中国现代文学系列讲座，而战后他翻译成德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由萧乾的几篇讲稿组成。有关卡尔莫在德语区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经历，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曾在一篇文章中详加考证，他参考了不少卡尔莫私人档案馆里的生平材料，不仅考证了卡尔莫在德语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历，还对其翻译的鲁迅、茅盾和赵树理的原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冯铁总结道：“卡尔莫的译文展现了出众的技艺，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史涂了一层持久的底色，尤其是在德语界对作家鲁迅的认识和接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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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铁对卡尔莫贡献的评价是基本准确的。卡尔莫的鲁迅译本1955年由西德共产党支持的进步出版社（Progress Verlag）发行——后来20世纪70年代布赫在他的鲁迅作品选中特意提到了这本具有先驱性的译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卡尔莫的另一本德译鲁迅选集也与萧乾的文学史同时在瑞士发行，在冯铁文中亦有提及，可惜冯铁没有继续考证挖掘这本1947年鲁迅选集在德语社会的影响力。1951年3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
Die Zeit
）上出现了卡尔莫翻译的一篇鲁迅短文《风筝》（Drachen），很可能是鲁迅作品第一次出现在面向德语大众的纸媒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作品的译文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德国期刊上。可是，这些期刊面向的是学术界，而且通常集中在东方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圈。相反，《时代》周报是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报刊，读者群定位在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社会大众。《时代》周报“二战”结束后才在汉堡创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没有今天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但发行量也在四万五千多份左右，
其影响力是当时寥寥几所大学东亚系订阅流传的汉学期刊无法比拟的。当然，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鲁迅作品只是卡尔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学翻译之一。作为文学经纪人，他从战前就开始向欧洲报刊推介外国文学译作以及关于异域生活的创作，流亡岁月中又于异乡重铸文学桥梁。在卡尔莫这样独立中介人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范围从狭小的汉学学术圈渐渐扩至知识大众，迎来了战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暂的，因为这道光很快又分了岔。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德国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苏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场。德语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被划分东西德政治边界的墙宇所阻隔，中德现代文学的交往也从此分流。冷战前二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主要依循的是两个政治区域泾渭分明的文化政策。墙宇阻隔了文学书籍的流通，却无法阻断卡尔莫的文学代理工作。从1950年开始，卡尔莫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东西德境内新的中国文学出版物上。虽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国，翻译经营的也多是符合东德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创作和“普罗文学家”赵树理的代表作，但是在德语区传播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中，这位奥地利的文学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权强制划分的东西德国界限，用陌生的文学提醒他的同辈，至少在语言文化接受层面上，德语世界是一个不可轻易分割的整体。
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处于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秩序之中，并始终同这种秩序以及秩序背后东西双方各自的社会政治状况形影相随。把舵文学交流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个人，组合在一起可以看作一个跨文化的现代智识集体。东西德国分裂之后，这个智识集体也分道扬镳，或衔尾政治风向，抑或反抗逆行，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传入端的文学撒播（dissemination）烙上一层层更深的意识形态印记。卡尔莫迁至民主德国后翻译的几部中国文学作品就是符合苏联控制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作（如《李有才板话》），而他译介代理这些作品本身也顺应了民主德国成立以来交付汉学家实施的一项文化政策：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引进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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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场传播源头的中国文学生产环境也在进一步政治化。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的目的正式被设定为现实政治的需求，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当代文学”分期概念时用的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性质的界定：“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是向为人民大众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过渡。中国文学界和整个知识阶层卷入了一场大改造，文学格局和其中的作家群发生了“整体性更迭”
，文学经典化只剩下唯一的政治准绳。从创作到发行，五六十年代中国整个文学机制受到政治的浸染，主流文学作品大多是该机制下承载意识形态的文字产品，其对外输出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意识形态相同或类似的海外地区，比如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中国“进口”这些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产品，可以视为一种冷战格局下政治同盟的文化姿态。1951年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的两部关于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获奖并正式跻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学阵营之后，立即于1952年和1953年由俄语转译为德语在东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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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在东德还出版了另一部关于土改的作品：萧乾用英文发表在《人民中国》上的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
How the Tillers Win Back Their Land
），由移居东柏林的奥地利记者、犹太左翼知识分子布鲁诺·海利希（Bruno Heillig）从英文译成德语，于1952年出版发行。这部作品能在东德得到近乎即时性的介绍，除了因为主题背景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可能也与萧乾此前的欧洲背景，以及卡尔莫译介之后在德语世界的名声有关。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语言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据汉学家梅薏华的调研记录，民主德国境内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行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依然是从英文或俄文转译而来，萧乾这部作品以英文书写，确实能更容易也更快得到关注和译介。这个情况到20世纪50年代末就发生了转变。民主德国自成立起就开始往中国派遣留学生，十年间成长起来一批有较好现代汉语基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忱的汉学家，开始承担起直接翻译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任务。因此，尽管中苏关系从1956年开始逐渐恶化，民主德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热度并没有立即降温。梅薏华在文中特别指出这时期的成果是一本195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版的文选《三月雪花》（
Märzschneeblüten
），选编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柔石等作家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代表世界政治格局另一极的西德境内，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与政治时局的关联并不亚于民主德国。在冷战的最初十年，联邦德国鲜有中国现代文学译著出版，报刊上发表译文也不算常见。之前说的卡尔莫译著和在《时代》周刊上的译文属于少数，而且出版刊登的作品也是出自1949年以前的重要作家。尽管西德境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没有东德那样昭然若揭的政治规范，战后西德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自发的关注并非全无政治诉求。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西德文化界就对所谓的“纯文学”（Belletristik）产生了质疑，越来越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要求到1968年学生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以战后精英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解散为标志。四七社是联邦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文学社团，由一批享有社会盛名又有一定政治诉求的现代德国作家组成，包括至今仍活跃于德国文艺知识界的著名诗人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20世纪70年代编译鲁迅文集的知识青年布赫，从十九岁起就作为青年作者同属于四七社，曾受恩岑斯贝格等文学前辈的影响，与之有一些文学交集。1968年，由恩岑斯贝格主编，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发行的文学杂志《时刻表》（
Kursbuch
）第15期发表了四篇鲁迅德译文，都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写的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杂文。除此之外，该期杂志还发表了约阿西姆·席克尔（Joachim Schickel）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文学》（“China.Kultur Revolution Literatur”），简单介绍了中国“文革”前后的文学状况。显然，最迟到了学生运动时期，也就是中国“文革”开始的两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在联邦德国知识阶层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尽管他们关注“文学”，其实是关注文学背后承载的社会政治意蕴。随着左翼学生运动的退潮，以及其极端化尾声的上演，西德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政治）的关注和接受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5月，西德左翼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RAF）对德国两个美军驻点发动了第一次恐怖袭击，引起了知识界对矫枉过正的“后资本主义批判”的反思。这种反思也体现在对1968年西德的中国“文学”热的矫正上。布赫在编译鲁迅文集的时候，虽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录了翻译发表在《时刻表》上的四篇鲁迅杂文，但他特别指出了原来介绍文字中“对中国政府官方的裁判过于机械化的接受”。
[12]
为此，布赫并没有将这本杂志视为译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可靠来源，而是将一本同样出版于1968年的意大利语版《伪自由书》（
La falsa liberta
）当作能够对鲁迅进行“有区分性的辩证的判断”的范本。显然，布赫译介鲁迅是秉承着同样的判断标准，以纠正西德左翼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区分性”的狂热和缺乏“辩证性”的政治接受。
然而，布赫对西德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并没有脱离“文革”的政治语境。在另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章结尾，布赫选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维护文艺作品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名言，呼吁进行“文艺问题上两条战线斗争”。 [13] 作为“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布赫虽然反对摒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但也坚信文学的政治能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主导文艺界的革命文学主张大体上是赞同的。“文革”期间，中国文学与社会动态都是经过政治过滤传输到西德，布赫等德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接受和评判就同他们对“文革”本身的认识一样，不可避免地夹杂着20世纪60年代政治滤镜的碎片。抵制西德政权背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向另一个阵营的偏至，即对“文革”的理想化。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找“真实”中国的一名出版人吴福冈（Wolfgang Schwiedzrik）的话来说，这是出自对“中国”这个“因不同于被修正主义腐蚀的东德与苏联而闪闪发光的形象” [14] 的政治向往。
1972年末，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奥地利也已建交一年，双方知识界渐渐恢复了一些个人往来，文学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增多。“文革”最后几年，每年都有西德和奥地利的汉学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当今德语区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的汉学家。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治左倾的西德知识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亟须重新拼合他们心目中忽然破裂的完美的红色“中国”形象。
[15]
西德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此前政治趋同的文学目光，以纠正对中国与文学“中国”形象的误读。这种纠正本身依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引发的则是急剧增升的对中国的文学需求。20世纪80年代，西德汉学界翻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急剧上升。据国内学者最新统计，这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德语译著数量过百，远远超过此前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数量的总和。
一些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如马汉茂和顾彬，在这个时期也对最新的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反思“文革”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即时的编译与研究。1979年以后，在开放的文化政策下，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德文人的互访交流逐渐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前往德国（主要是西德），参加各个大学汉学系和其他文化组织举办的文学活动，如报告、朗诵会和文学节等。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创作从内容和形式开始转向，新的审美标准和写作资源冲淡了政治浸染的印痕，但由于德语读者的文学期待依然同西德知识界从文学中探寻真实“中国”的愿望大体重合，中德现代文学交流没有褪去太多的政治染色。等到1989年两德统一，德国知识界对中国时政的激烈批判波及文学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译本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年下滑，文学传播过程中政治化的审美选择一直持续至今。
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政治性，与其说是官方政治的折射，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时序变换中通过异域文学接受来传递的政治表达。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史，无论是起初围绕汉学圈的学术交流、战争年岁的文学守望，还是意识形态路径分叉的理想化政治接受，每一场文学相遇都以德语世界知识分子同其身处远东的同行们交流的愿望为背景，处处可见他们对具有文化与政治双重异域性的现代中国的好奇与向往。这份对未知异域的向往，或许是西方传统在现代式微下的文化“出逃”（Flucht） [16] ，或许也是当今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化“误读”的开端，却始终推动着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学传播。以上所述大体可以反映德语国家知识界的守望如何助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传播媒介的变革带来了实时便捷的跨国信息传播，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异域文学交流需求逐渐减少。然而，加速的信息传播路径可能意味着另一种跨文化现实的失真，亦需要文学真实的填补。
值得强调的是，这段中德文学交流历程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历史特征。首先，文学交流基于“共同”的经验。从20世纪20年代在学术上有共同追求的卫礼贤和胡适，到共同经历战争时代的库恩和胡天石、卡尔莫和萧乾，再到战后从鲁迅的文字里找到共同追求的布赫，现实和精神上共同的经历引导着中德知识个体的相遇，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史与20世纪德国汉学学科发展史大体平行，德语汉学界对新文学的关注、研究和译介传播也随着学科和新文学本身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主导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知识界虽然绝不仅仅限于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身就在变化发展中的汉学圈。最后，德语知识界对政治时局的接受情况直接影响到其对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形象的接受。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始终伴随着20世纪世界秩序的发展，与中德外交关系、双方文化政策，以及全球政治格局紧密相连。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特别是文学跨国传播和国际政治时局的关联，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有一个关键时间点尤其不容疏忽：1972年中西外交关系的转折。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冷战形势急转，紧随而来的就是十月份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建交。西德和中国文化界重拾在战后被政策阻隔的联系：西德留学生通过官方项目前往中国，双方智识阶层交流日趋频繁。自此，对古代文学典籍和左翼运动宣传册中的“中国”的“去神秘化”开始了——首先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逐年递增的译介和传播。与此同时，中西关系的复苏刺激到民主德国政府，使其内部对华文化政策一改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以来的冷淡，在同年正式恢复学院内的当代中国学研究工作，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同时期的文学研究。
在这个被称作“命运之年”的转折点，集中了冷战时期苏美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东西德，对正处“文革”转折期的中国表现出文学交流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汇入世界和“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点。1972年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方面依循20世纪新文学发生以来的三个特征，围绕着双方知识界共同的诉求、德国汉学圈的聚焦和政治时局的变迁，另一方面因为双方文化学术界不断增多的联系、日新月异的文学传播形式、整体文学机制的变革等等出现了新的形态。这些文学交流形态即是本书重点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