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思和

顾文艳的大学学业是在美国完成的。她就读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主修法律与比较文学双专业。随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主修比较文学，师从德国比较文学学者芭芭拉·沙夫（Barbara Schaff）。她在硕士期间曾去巴黎索邦大学交流，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噩梦放逐：现代巴黎侨民写作中的漫游时空体研究》（Fugitives in Nightmare：Chronotopic Self-Imagery of the Paris Flâneurs in Late Modern Expatriate Writings），研究本雅明与巴黎侨民书写，论文获哥廷根大学文史学院的学院荣誉奖。2015年回国，翌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我担任了她的导师。她在读博期间多次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历史系和德国科隆大学汉学系作访问交流，为撰写学位论文搜集资料。三年后她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复旦大学与德国科隆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现在即将要出版的《辩证性的文学守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

顾文艳希望我为她的论文写序。但我知道有两位学者更加合适来担任这项工作：他们是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家顾彬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德语文学专家范劲教授。我们看到顾文艳在书后附录了几篇有趣的采访记录，其中有她对顾彬教授的采访，事实上，顾彬本人就是在中德文学交流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几十年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北岛等中国诗人的作品，并且主编六卷本的《鲁迅选集》和参与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不可能绕开顾彬的译介业绩。范劲教授曾经担任了这部论文的答辩导师，直接指导过顾文艳的博士论文修订，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赏识和提携，顾文艳获得学位后，得以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现在仍然在范教授的领导下从事教学工作。

与两位专家相比，我实在是惭愧得很。我对于顾文艳研究的专题缺乏研究，也不可能有特别重要的心得提供给她参考。我只是赞成、也鼓励她从事这个专题的研究，并给她提供了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其实，文艳所研究的课题，在三十多年前也曾经是我自己很想做的研究目标。记得那时我跟随我导师贾植芳先生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当时研究最多的，还是外国文学如何进入、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同时在搜集、整理有关资料时，也接触到中国留学生在外国与一些重要作家的交往，有意识地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像敬隐渔、梁宗岱等，还有许多现代作家在异国直接用所在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像林语堂、盛成等。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接触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翻译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参与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一本西方汉学家的论文翻译集。新发现的资料渐渐把我引向一个新的领域，让我感到惊喜。我曾经与贾植芳教授商量过一个选题，即策划一套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丛书，既有研究西方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和日本的传播——主要是汉学家们的工作。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刚刚从一场民族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开始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才刚刚起步，一切都需从废墟上建设起来，研究这个课题的条件显然是不具备的，所以这套丛书的计划只是讨论过几次，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三十多年过去，这个题目已经渐成显学。2015年前后，钱林森、周宁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大型丛书出版，分作十七卷，分门别类地讨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可谓是一套集大成的科研成果；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也开始有人分不同国别做专门研究。最醒目的成果，应该是李庆教授皇皇五大卷《日本汉学史》，虽然是以古代文史研究为主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者也是有重要启发的。

中国现代文学起程甚迟，至今不过一百多年，传播到西方的时间更迟，西方汉学家真正把研究视野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大约要到战后，或者更迟一些。顾文艳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抓住了1968年西德学生运动兴起，欧洲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主导下，开始对于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给予了政治幻想，由此才开始有意识地引进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在批判社会的主体意识下产生共鸣。顾文艳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准确的。其次是中国政府近年随着国力增强而积极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吸引大批汉学家和留学生从事外译工作，造成一股汹涌大势。这项工作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实际效应，现在难以定论，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创造了客观的有利条件。其三，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在崛起，他们强化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奉献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让西方读者从艺术创作中看到了中国社会飞跃式发展的真实过程以及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批判。像北岛，像莫言，还有翟永明，王安忆，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等，他们的名字放在文学史上毫无疑问代表了当代高标。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外译和传播，也引发了西方汉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潮。正是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三元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获得了有利的发展，这也是顾文艳所研究的这一专题成为可能的原因。

虽然正逢其时，顾文艳这部著作还是有鲜明的研究个性。首先是她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娴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摆脱了传统文献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这类研究一般习惯于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据，但顾文艳却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的原因、机制、生产过程等等环节，对于德语出版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于译者背景的了解和介绍，都使我们能够立体地全面地看到中德文化交流的整体观。论著的第三部分描绘了一幅非常清晰的中国文学德译的线路图。其次是她很好地掌握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在论著第二章，她详细分析了东西德国各自产生的根据鲁迅原著改编的文本，一部是根据《阿Q正传》改编的同名话剧《关于阿Q的真实故事》；另一部是根据《起死》改编的广播剧《死者与哲学家》。虽然这两个文本都没有中文译本，但是经过顾文艳的解读，我依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个承文本在欧洲上演时，面对的是东西德国不同的社会环境，西方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作品所做的分析和评论，都无法联系到它们的蓝本，而顾文艳是唯一的既了解蓝本也了解承文本的研究者，她有能力对照鲁迅原著来分析和解读承文本，分析得非常到位，其见识能发人所未发，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为榜样）对西方异域环境下的真正影响。

尤其是东德作家海因改编的阿Q故事。剧中两位主人公——阿Q和王胡（癞胡），从原著的流浪农民身份改编为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流浪汉，他们一无所有，向往革命，仇恨既有社会的一切，自觉与之对立。但是他们所向往的“革命”无从落实，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政权已经占有了“革命”的话语权，他们只能向往现有政权的对立面——无政府革命。王胡满口革命名词，但是启发了阿Q觉醒意识的不是那些名词包含的思想内容，却是“无政府”（安那其，ANARCHIE）这个词的发音和字面意义，于是阿Q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无政府万岁”的口号变成精神优胜的动力，他只有听着这样的口号才能安然入睡。随着剧情的发展，阿Q在无意中杀害了一个修女（对应原著里的小尼姑），后来又被莫须有的罪名砍了脑袋，刽子手（警察面具）现场高喊“革命万岁”，阿Q却高喊“无政府万岁”（以代替原著里阿Q临刑高喊“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群众照例在抱怨临刑者没有唱成一句咏叹调（对应原著的“戏文”）。另一个无政府革命家王胡一边偷偷地把阿Q的遗物占为己有，一边则愤怒咒骂落后群众：“笨蛋，无知者，这是怎样的一群民众啊，如果我有炸弹就好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又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典型启蒙细节，如《药》《灭亡》（巴金著）；如果再往前回溯，又能联系到俄罗斯文学中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文学细节，譬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沙宁》，可能在东欧文学传播中有广泛的基础。所以，无论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阿Q，还是东德社会主义阵营下的知识分子阿Q，他们都是在中西文学交流、传播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典型，具有丰富的社会信息量。

有点扯远了，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下顾文艳这部论著的第三个特点：作为一个对德国当下文化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她对于德国文化并非是照单全收的，而是具备了可贵的尖锐眼光和批判意识。她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入德国的全过程，把它看作是1968年西德学生运动以后的思想文化的产物，认为这是西德左翼知识分子在一场政治狂热运动失败后，对远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产生的乌托邦想象。其实，那时的中国还处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混乱之中，他们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东方狂热运动中看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革命精神”。顾文艳把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这种“中国情结”称作“东方守望”，我觉得她用这个词十分传神，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从鲁迅的彻底批判精神中吸取了战斗力量；当中国的革命狂热熄灭以后，梦想破灭了，他们的守望也随之变成失望，但至少还没有绝望，他们渴望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真相，他们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关注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文学创作，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真相和文学对乌托邦错误实践的批判。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德国知识分子对1968年左翼运动的反思也是相通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始终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他们也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警惕，当然也包括对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期待，这在围绕北岛和莫言的引进、译介、评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识遮蔽了美学意识的倾向性，可以得到证明。本书第四章围绕着这个问题做了颇有建树的解读。西方汉学领域是西方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的桥梁，汉学家领域属于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他们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要看到他们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并且受到影响。在今天国际冲突的背景下，面对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一定要具体地看待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和业绩，尊重他们的劳动和他们具有的独立意识，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外文学交流和研究。

以上是我阅读顾文艳这部论著的一点体会，以前我在指导顾文艳论文写作时，已经表述过这些意思。现在论著即将出版，文艳希望我为之写序，我拖拖拉拉，竟拖过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次利用春节假日匆匆写出，当作我对这部论著出版的评鉴，也是对顾文艳在科研道路上取得的成绩的祝贺。是为序。

2022年2月3日春节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