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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20世纪中德文学交流的讨论中，不管是经验性的历史叙述还是数字化的量化分析，都提到中国文学在德国传播和接受的两个高潮：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年代的文学交流，一方面德国社会从“自我观照”出发，对政治时局骤变的异者社会产生兴趣，受此影响，中国文学传播迅速升温
；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社会变革冲击下两次知识分子启蒙意识的文学觉醒重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复苏正是一场朝向1919年“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回归。本土文学的苏醒也重新唤起了中外文学交流的黄金时代，特别是通讯传媒等跨国交流途径日趋发达，也促进了中外文学交流的深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这十年间在德语区发行的译作数量超过此前“五四”以来所有新文学德译数量的总和。
同时，由于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跨国文学交流所需的个人交往和机构之间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从一开始就颇多中德文学圈的交集，对于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和联邦德国来说尤其如此。从译介出版到作家互访，中国和西德双方知识文化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有持续的、双向的、涉及当代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文学传播，正式告别了此前依赖于官方外交和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个别媒介人的交流岁月。
然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来自国内的交流热情主要出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复苏——在十年甚至更久的封闭和沉默之后，中国作家的任务不再是紧靠政治改造的准绳从事文学，而是重新联结几乎已经断裂的、以西方启蒙主义为参照的“五四”新文学传统——那么，此时德国朝向中国的文学目光只是零星地投向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承接的启蒙传统，更多的恰恰聚焦于这个传统的“断裂”。对于此前过于理想化地塑造“红色”中国形象以至于盲目美化“文革”的西德知识界来说，亟须了解以“去神秘化”的并不是中国文学的复苏和发展进程，而是文学中“真实”的新中国社会。相较于从新闻报道里获取更多打着意识形态标签的“中国”信息，直接阅读来自中国当下的文学是更好的重新认识“真实”中国的方式：
如果不读巴尔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19世纪后半期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那么，在我看来，如果不阅读鲁迅、巴金、茅盾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无法准确地理解本世纪前半叶，尤其是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也就无法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而相似地，如果不阅读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我们也无从遑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 [1]
这段话摘自西德出版人吴福冈（Wolfgang Schwiedrzik）1980年在德国发行的一本中国作家访谈实录《文学的春天？》。带着对文学传递历史现实的期待，吴福冈于1978年来到中国，从北京国营书店购买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书籍。在一名西德留华学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汉学教授魏格林，现任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他陆续采访了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杨沫几位刚刚得到平反的中国作家，还有在20世纪70年代用笔名“龚成”发表了公安小说《红石口》的作家杨子敏和崔道怡，以及当时刚发表了《班主任》的青年作家刘心武。作为所谓的“六八一代”知识青年，吴福冈曾对西欧20世纪60年代起塑造的红色中国的革命理想形象深信不疑。而在这个形象破裂之际，他试图用这本实录传递回德语世界的，是藏在文学现实里一隅“真实”的中国，一些“对中国陌生的特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印象”。 [2] 正如汉学家吕福克（Volker Klöpsch）在《时代》（ Die Zeit ）周报上的评论所说，这本书“激烈地驳斥了被欧洲主流政治传播所约束的、对文学的肤浅的理解，也攻击了那些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传递中国形象的机构” [3] 。
吴福冈对文学通向“真实”的坚信，以及通过个人文学交流来“驳斥”此前意识形态误读的愿望，在这个时期的联邦德国知识界并非罕见。在他出版访谈实录的同年，代表德国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苏尔坎普出版社首次发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译合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 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 ），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上下两卷。 [4] 很明显，以德语区主流知识界为目标读者群的苏尔坎普出版社此时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已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末革命狂热余温下的选择。选择同汉学家合作出版这套选集是将专业学术精神和理性认知放在首位，试图相对客观全面地引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纠正此前既偏离了文学亦背离了真实的“中国”想象。至于德国知识界的引介是否成功将偏离的轨道重新扳回历史现实和文学“真实”，则需通过对这个时期传播情况的考察和交流文本的分析阐释，结合文学接受理论来具体评估。
在此背景下，这一章主要考察的对象就是两德统一以前，德语区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引介与接受。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的历史情况将放在冷战后期的政治语境下进行整体梳理。由于冷战后期东西两德传播中国文学的主导群体并不相同，对这段接受史的叙述，笔者也将重点从不同的接受群体——联邦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民主德国的汉学家——出发分别进行相应的考察。除了历史叙述和基于数据的量化分析，笔者将择取该历史时期几个不同阶段译介到德语区的重要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及中德文学交流的记录材料，通过翻译、标题、后记、发表平台、期刊广告等围绕作品的文学“副文本”来考察德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学守望。这些“副文本”中包括了东西德知识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阐释性和评价性反应，将其放置在冷战后期政治时局和文化思潮中进行分析，应能大致勾勒出德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学反思是如何掌舵该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在德传播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