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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对传媒经济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基本认为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皮卡德教授是世界传媒经济学领域的大师，他在《传媒经济学》一书中说过传媒经济学属于微观领域的研究范畴，是旨在对生存与消费者在媒介市场中的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作为世界权威的工具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传媒产业归到了微观经济学中的通讯经济学，认为其是研究印刷媒介、广播等产业管理、组织和公营企业的学科分支。
本节对传媒经济学的定义、来源与学科范式进行梳理，找到传媒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定位，以及我国传媒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坐标系，从而清晰地认清当前学科理论发展水平，对于接下来的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经济学家皮卡德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媒介经营者如何满足受众、广告商与可提供资源的社会需求；阿尔巴伦也提出了“媒介产业如何使用短缺资源生产内容等以满足需要和需求”的类似观点（多勒、赵彦华，2005），其共同点是媒介经济学是研究对媒介产品与服务的影响与制约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媒介经营管理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到传媒产业与企业的学科。清华大学的崔保国教授更是直接指出，传媒经济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生产与消费的传播问题。
传播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使得传媒产业成为一大主流产业。1950年前后，传媒经济学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在美国兴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早期传媒经济学主要以报纸与广播电视为研究对象，分析媒体的市场竞争状况、媒体的构成与管制、媒体经济对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传媒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兴起，并且逐步成为一门学科而不断完善。
传媒经济学包括传媒经济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未来的走向，研究对象直指传媒、传媒组织与因传播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现象。有专家提出传媒经济学是为了使传媒企业在资源（技术、知识、资金等）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受众、广告主与社会需求的科学，包括研究传媒的社会功能及其生产、消费过程的规律，具体涵盖了传播活动中传媒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整个过程（周鸿铎，2003）。
由于应用类研究在传媒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研究对象也因现实的变化而变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近年来不仅增加了传统媒体转型、传媒产业链延伸、国家新媒体规制等研究课题，还在研究视角上出现了转向，比如，对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从以前几年的媒介集团化转向了产业融合与重组带来的垄断问题考察；对传媒政策的研究，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讨论中走出来转向了因新媒体跨屏传播带来的政府对视听服务规制的问题；对传媒消费的研究从单一媒介形态的特点转向了对多媒体市场环境下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变化的探讨（丁汉青、曹璞，2015）。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2015年开始，传媒经济学的研究逐渐涉足传媒生产研究、传媒消费研究与传媒市场研究三个子群，其中传媒生产研究热情上涨，而对传媒市场的关注度降低，这种变化说明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焦点正在从中观（产业、市场）向微观（组织内部的生产）转移，从关注结果发展向关注过程转移（喻国明、曹璞，2016）。这正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特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范式”是在共同的信念、知识基础与研究标准上，对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的认识（崔保国，2012），这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只有一个学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范式才能称为科学，而且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从而建立新的范式。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此前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学的不断自我变革发展，也需要有新的范式来重构。
西方传媒经济学是建立在以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对传媒市场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关于对稀缺资源最大化使用原则的科学范式。同时，基于“理性人”的前提假设，新古典主义认为人的基本动力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传媒经济学研究就是要协调人类对媒介资源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也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如何实现媒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换句话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对信息传输活动的投入产出比及其规律进行考量的科学。正如北德克萨斯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教授、《传媒经济学学刊》主编艾伦·B.艾尔巴兰就提出传媒经济是运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概念（艾尔巴兰，2007：2）。
在微观领域，传媒经济学研究传媒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生产与消费过程，包括其生产决策、价格策略、成本结构、运营管理、组织绩效等。在宏观领域，传媒经济学研究传媒产业，包括竞争与垄断对传媒产业结构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影响，媒体发展对区域及全球化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对产业政策的影响，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问题等。
清华大学的崔保国教授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传播学的三大理论范式的交叉科学，其经济学研究范式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则是基于管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将企业、消费者等作为对象；传播学范式是用传播学方法对媒介形态、媒体业态和传媒生态等展开研究（崔保国，2012）。也有学者提出了传媒经济的“三论说”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了传媒经济论、传媒产业论以及传媒生产力论（周鸿铎，2006：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媒经济实践的发展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融汇进来，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
根据皮卡德的研究，传媒经济学又分为理论学派、应用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三个类别。理论学派运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研究企业层面的资源供给与需求、价格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应用学派研究传媒行业与市场机构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派对所有权、传媒与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关系研究较多（艾尔巴兰，2016）。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传媒经济具有商品属性、政治属性，以及公益属性等多重属性（吴信训，2004：15）。本书主要探讨经济学属性。
表2-1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派
传媒经济学涉及学科广泛，除了经济学、传播学，还有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交叉学科。然而，随着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传媒经济学也兼收并蓄引入了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例如，以SCP研究范式对传媒产业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逐渐流行起来，以新制度经济学“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切入，对广播电视与报纸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为框架研究等（喻国明、何睿，2013）。
我国的传媒经济学来源于西方传媒经济学，所以二者在研究提议、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
比如涉及资源使用的广告效果研究、媒介消费行为等，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影响下，全媒体战略、媒体的产业融合、传统媒体的互联网转型，以及公共媒体的发展策略等也有一致性。但是也要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仅要纵向对比传媒经济学在国内发展的过去与现状，也要横向对比中西方传媒经济学科的研究差异，从而促进学科的不断完善。
在国际学术领域，西方的传媒经济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专家，定义传媒机构的经济活动，讨论传媒经济的构成及演化历史，全面分析政治、经济等环境对传媒经济发展的影响，发掘媒介行业在社会及经济方面的作用。西方的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主要涉及纸媒、广播、电视等媒体管理和运营等，对媒介及其背后的媒体组织、媒介产业进行考察。而且美国学者多运用数学模型量化分析传媒经济影响机制，形成了实证主义传媒经济理论学派。近年来，西方传媒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属性越来越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传媒经济多是建立在传播学学科之下，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缺乏对经济学学科知识的应用。这直接造成了三个影响：
一是经济学理论的关注不够。我国经济学者对传媒经济的关注度较少，因此，需要将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实际上，我国的传媒经济学，多是基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从人类传播行为出发，以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与西方传媒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视角有一定差距。换句话说，传媒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也就集中在对传媒形态传播功能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等。
二是研究范围被无形中放大。由于中国新闻机构特有的属性，传媒经济学在研究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还夹杂了政治经济学等多层次的学科内容。因此，研究学者认为，我国的传媒经济学与西方传媒经济学对比，研究的方法被无形中放大了（喻国明、潘佳宝，2016）。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传媒经济的研究都基本上处于空白。而这个时期我国媒体的社会属性高于经济属性，社会效益是衡量媒体工作的重要且是唯一标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理论界关于新闻学理论的探讨增多，传媒经济的研究进一步发展，讨论的议题也围绕多种经营权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等问题而展开，逐渐把传媒的政治属性和商品属性区分来看。
三是研究边界的模糊。中国的传媒经济学一直处于范式认同不够，或者无范式的困惑中。这是由于范式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学科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传媒经济学在我国并没有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各自为政，因此亟待强化理论研究，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独立性。
在继承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将传媒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产业之一，对产业中的企业行为与市场关系展开研究。以皮卡特为代表，将传媒经济学分为三种类型，即理论型传媒经济学研究、应用型传媒经济学研究与批判型传媒经济学研究。
西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新古典主义有限资源假设，分析影响传媒的经济因素，促进传媒产品与服务的最大化运用，从而为传媒运营者或者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传媒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是目前各个学院派系进行传媒经济学学科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为了更好地为公司制定战略服务，这类研究主要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监测，议题包括了传媒消费者行为研究、广告行业的发展趋势、媒介产业的研究等。研究者多来自著名大学的经管学院或者行业协会。传媒的批判研究则对如今传媒机构的权力体系，以及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批判性分析。
总之，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是目前世界传媒经济学学科的主要方向，发展相对成熟，而我国传媒经济学多是追求传媒实践中的热点，以应用学研究为主，与西方传媒经济学学科在经济学领域理论研究上的探索存在一定差距。
传媒经济学发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理论基础还是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对于资源短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这与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理念不符。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学隐喻，提倡动态、历史地看待问题，鼓励知识的创新，对于解释当下经济现象有一定的益处。因此我们亟待引入演化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我国的传媒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存在“重传播、轻经济”，“重应用、轻理论”的问题。如果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强化，也需要跟随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方向，补充新鲜血液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