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一种以预防为导向的风险治理观念为政府和公众所接受，并逐渐渗入公共决策和立法实践。刑法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手段，开始推行“有风险就有刑罚”的扩张性犯罪化原则。由此导致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节点被大大提前，出现了刑法处罚的前置化现象。综观晚近以来我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立法，以法益保护前置化和刑事处罚早期化为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的刑法前置化已然成为不可阻挡和逆转的共同趋势和潮流。

然而，刑法前置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刑法前置化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和社会防卫机能，其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刑法参与社会的有效治理、积极应对新时代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刑事立法的前置化、预防化走向必然也潜含着对传统刑法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的重大威胁，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因过度干涉公民自由而导致现代法治国刑法原则崩塌之危险，还在立法上存在大量处罚不当罚行为的疑问。因此，如何在正视刑法前置化发展趋势的同时，从现有的宪法法律体系中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框架，以保障和提升刑法前置化立法及其司法适用的正当性、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使现代刑法在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维持平衡，便成为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

总体上，本书遵循“现象→问题→对策”的研究进路，围绕两条主线（刑法前置化的基本内涵和立法类型），分别从两个教义学层面（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与中层理论）展开研究。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章，刑法前置化的基本理论。在理论上，刑法前置化的基本内涵包括法益保护前置化与刑事处罚前置化，二者之间通常属于目的与手段、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在特定情形下又可以相互独立。在立法上，刑法前置化主要表现为抽象危险犯立法（包括累积犯立法、单纯行为犯）、实质预备犯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等犯罪类型。刑法的前置化发展趋势具有坚实的社会根基和一定的法理支撑，其外部驱动因素在于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安全和控制需求，内部驱动因素则在于刑法体系自身的预防性面向和机能。

第二章，刑法前置化的法教义学审视。本章先从刑法教义学基础理论层面对刑法前置化的两个基本内涵——法益保护前置化与刑事处罚前置化——分别存在的理论问题予以批判性分析，再从刑法教义学中层理论层面对刑法前置化的三种立法类型——抽象危险犯立法、实质预备犯立法与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各自存在的处罚正当性问题展开类型化分析，从而指出刑法前置化在理论上存在背离传统刑法教义学基本原理的倾向，在立法上存在处罚不当罚行为的疑问。

第三章，刑法前置化的制约框架。现有的刑法前置化制约理论要么仅局限于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要么仅止步于预防刑法的立法层面。事实证明，纯粹刑法体系内部的保障机制无法担起限制刑法过度扩张和处罚前置之重任，而纯粹立法层面的限制理论面对既存的刑法前置化立法显然也于事无补。刑法前置化制约框架之构建应当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从预防刑法的制定与适用维度上来看，刑法前置化的制约框架应当包括立法层面上的制约与司法层面上的制约；第二，从制约机制的法律位阶维度上来看，刑法前置化的制约框架应当包括宪法层面上的制约与刑法体系内部的制约。只有立足于整个宪法法律体系，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构建刑法前置化的制约框架，才能真正全方位地将预防性刑法规范的处罚范围限制在合法且正当的界限之内。

第四章，刑法前置化的立法制约。在立法层面，刑法前置化的制约框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刑法与宪法相结合的“合宪性制约”，具体包括法益保护的宪法关联审查（目的正当性审查）和刑事处罚的比例原则审查（手段正当性审查）。二是刑法体系内部的“教义学制约”，具体包括法益保护原则、行为刑法原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等刑法教义学基础理论对立法理念的引领，以及刑法明确性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体系协调性等刑法教义学具体原理对立法技术的指导。

第五章，刑法前置化的司法限制。在司法层面，对于我国刑法中不同类型的前置化立法，应当分别利用各自背后的具体教义学原理限制其处罚范围。对于抽象危险犯立法，需要进一步区分真正的抽象危险犯与准抽象危险犯（适格犯），并对后者采取“个案认定、实质判断、允许反证”的司法适用逻辑。对于实质预备犯立法，根据预备行为的处罚正当性教义，需要确立其预备行为原则上不可罚、兜底条款应作同类解释、仅限保护重大法益等限制适用规则。对于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应基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理论限制处罚范围；而对于其他帮助犯的相对正犯化立法，则应确立“以处罚犯罪实行行为的帮助为原则，以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帮助为例外”的限制适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