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性观是指法国启蒙运动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形成的理性观，它代表的是一种法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种启蒙理性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喜欢抽象的原则，它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的理性以认识真理和安排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普遍有效的方法。法国的理性是一种超历史的抽象，即试图找到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思想原则。法国的理性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它是战斗的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理性是批判的理性，它要对一切东西进行批判——批判宗教，否定传统，颠覆习俗，更新风尚，否定旧制度，创立新规范，重新审视一切。因为这些东西对最独立的思想家包括普罗大众在思想、道德、情感上形成极大的控制和困扰，只有破除它们的桎梏，才能赢得思想或理性的解放，获得自由。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得乐趣。正因此，批判的理性要把理性与历史、理性和现实完全对立起来，使得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理智与愚昧泾渭分明，唯有如此，才能唤起人民的热情，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提升他们的觉悟，启蒙他们的思想。法国理性把一切理论都现实化，使理论由理念变成现实，在现实世界中建构出理想的王国，实现启蒙的价值追求。因此，理性在法国表现为对群众的启蒙，法国的英雄史观使杰出人物去动员和教育群众，以便使理性之光普照世界，以便唤起群众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启蒙思想家要用群众对旧世界进行物质的批判，以便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要用启蒙的思想理论改造现实，使现实理论化。即使那个认为理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历史退步的卢梭，也幻想着在现实世界中按照新的“社会契约”重建自由的理性国度。法国的理性更重视政治上的自由，为了唤起群众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法国的理性一般来说更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且使得理性和宗教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以便通过这种对抗不仅解除宗教对人们的思想的禁锢，破除宗教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而且也要借此向封建王权开火，彻底清除旧世界的影响。因此，法国的启蒙理性观具有抽象性，这种抽象的理性不仅喜欢抽象的原则，还试图利用这种原则和其价值改造社会现实，以便将理论现实化，为此它要动员和启蒙群众改造现实，并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进行物质的批判，最终实现启蒙的理想和诉求。这就是法国启蒙理性观的实质。
德国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则是指在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理性观，它展示的是德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德国的启蒙理性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即认为在历史中发展着的理性是超越个人和社会现实的本体存在。好像是回到了古代宇宙理性的范畴，但德国哲学家们强调只有通过自我主体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本体理性才能得以实现，故此，康德强调：“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未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4] 事实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过是人类自由意识的全部发展过程而已。所以德国的启蒙理性更少社会和历史导向，更多哲学导向。不过，德国启蒙理性的历史感是以牺牲现实感为代价的。由于超历史性，它不关心或不敢关心理性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性问题，只肯在哲学思辨中理性超验史，它对现实或历史最多不过是一种范导性的范畴，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范畴；它是一种先验的理念或先验的理想，永远在彼岸的或超验的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并不染指现实问题，就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它是和现实世界绝缘的，是神圣世界中的东西；现实世界之物只能仰视它或模仿它，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或实现它。由是，德国的启蒙理性表现为内在的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间接批判，它是思辨哲学的组成部分，由于担心理性的不纯粹性，害怕理性的胡作非为，特别是对经验世界的好奇心和过度关心，怕它失足到经验世界里，玷污了自己纯洁的身份，因此对理性要做一些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的达成就需要对理性进行批判，所以德国的启蒙理性是一种理性的批判。理性的批判需要考察理性或意识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它把现实视为历史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要用理性规定或审视一切，为现实建立尺度或标准，要用理性为现实立法，用理性解释、分析现实、规范现实，甚至要利用现实达到理性的目的，所以德国的启蒙理性要用理性使全部现实问题都理论化，以理论的形式解决现实问题——但仅仅是在理论领域里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审查，绝不诉诸实际的行动。德国的启蒙理性深受法国启蒙理性的影响，特别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也具有抽象性，但这种抽象性更具有形而上性——一种哲学的、先验形式的理性理念。这是由德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定的。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开始以理性的名义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开始了自身的独立运动，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又使得“德国庸人”吓破了胆，因此启蒙理性在德国表现为思想家和天才人物的思想创造。为了避免法国革命式的结局，德国资产阶级宁愿让理性止步于超验世界，保留在天才的直觉或哲学家、思想家的内在意识里，以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现实世界的秩序，因此，法国思想家敢于用群众对现实进行“物质的批判”，德国思想家则害怕甚至敌视群众，宁愿龟缩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精神或思想的批判。在启蒙时期的德国，即使像康德、莱辛等思想家承认对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也要把社会理性变革的可能性推迟到人们无法看到的遥远的将来，因为革命的恐怖比较变革或进步来说更令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宁愿社会如蜗牛般的缓慢地进步，也不要法国那种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所以发达的大脑的革命也一样有其价值，即使这种形而上的革命来得极其缓慢，但比较而言，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德国的哲学家最不缺的就是思想或理论领域的变革，其激烈程度也可以与现实世界的革命相媲美。就像英国哲学家伯林所说：“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它是间接的力，却又是深远的力；哲学家决不是无害的咬文嚼字者，而是一股巨大的或善或恶的力量，是人类未被认识的立法强人中的佼佼者。” [5] 由是之故，德国的启蒙理性沉湎于道德上的自由，而漠视政治上的自由，因为那会引发群众的“物质的力量”，就如同法国革命一样，无论如何道德上的革命也是革命，但不会诱发社会的动荡或令人恐怖的革命，那就不妨在道德或形而上领域发动革命，这同样可以展现德国人的勇敢和智慧，即使不能引发社会变革，也可使得人的大脑发生变革或革命，这同样是伟大的，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德国哲学家莫属。因此，德国的启蒙理性思想更多地甚至是必然地导向唯心主义。
可见，法德两种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尽管它们对理性都极为遵从，这一点似乎是共同的，但即使在这一对待理性的态度上，也还存在着不同的温差。这一差异或许对我们理解它们何以会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分歧可能是有帮助的，我们将从分析理性观及其理论来源开始我们的追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