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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一直十分重视，甚至将启蒙思想和中国的现代化相联系，认为中国如果要走出文化传统的桎梏、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经过理性启蒙的洗礼。其实，这种态度是对发生在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回响或延续，“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是欧洲启蒙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反响，并且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较大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体现的乃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广大青年为了救亡图存而奋起抗争的爱国主义运动。但一些启蒙学者则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引入启蒙的真精神，即自由思想及其制度，所以启蒙并不彻底。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尽管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但并没有真正完成，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启蒙，甚至有人认为需要再进行一次新的启蒙，但无论怎样，这种启蒙都需要借助西方的启蒙思想来完成。
欧洲的启蒙思想主要是指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这段思想文化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较晚，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在18世纪20—50年代达到高潮），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众多哲学家或思想家，启蒙运动最初发起者无疑是来自英国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后来在法国得到发扬光大，并将启蒙运动推向高潮；而在德国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启蒙运动是一个涵盖极其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准确地描述它是困难的，只能从某个视角去探讨它，这里我们将从启蒙理性观出发来讨论它，因为理性及其运用乃是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或中心议题，这可以从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中得到印证。康德因此将启蒙定义为：“启蒙就是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因此，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1]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也从理性的角度讨论启蒙思想，他指出：“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楚它的真正性质。……启蒙哲学与其说是由一些个别学说组成的，不如说是由一般理智活动的形式和方式组成的。这里所说的基本理智力量，只有在思想的活动和不断地演变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生活的搏动，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被觉察。” [2] 现代德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也认可这一思想，强调“启蒙其实是一个过程，其特征在于下定决心，独立思考。这一决定将启动排除谬误和偏见的进程，也会将人从特殊限定中渐渐解放出来，逐步释放具有普遍人性和严格的普遍性的理性” [3] 。可见，从理性观的视角来分析启蒙运动及其思想还是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由于启蒙时期的理性观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很难把握。我们在此想从启蒙思想的理性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维度来切入论题，选取法德启蒙时期的理性观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其理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及其价值观的不同内涵和取向，分析它们为何引发出不同的理论趋向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着重思考进而理清一下问题：第一，探讨法德启蒙理性观的理论来源的多维性，澄清启蒙思想并非仅仅始于欧洲，它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亚洲思想的影响，这便于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第二，从不同的逻辑进路或精神取向上比较分析法德理性观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异同，以及这两种存在差异性的理论如何导向了不同的启蒙思想；第三，探讨法德启蒙理性及其价值观与古老的债务、契约、近代国家战争债务借贷制、殖民扩张、信用与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维度研究启蒙思想及其问题，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视野，澄清启蒙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同时，对中国社会来说，我们需要对启蒙理性进行正本清源，以助于祛除人们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过度迷恋和盲目崇信，消除启蒙思想的神话，以为启蒙思想就是我们从传统向现代必须经历的思想盛宴，以便于破除一些人所以为的中国社会必须通过宪政主义和公民社会才能实现现代民主国家的谬误思想，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如何从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以重建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和理想信念。